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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日到伦敦金融城转一圈，你可以听到20多种语言。让这么多海外人才留下来，伦敦金融城当然有自己的秘诀。
陆毅安(IanLuder)有些疲惫。作为伦敦金融城第681任市长，这名土生土长的伦敦人率领一个商务代表团在12天内马不停蹄访问中国的北京、上海、重庆和香港。这是他去年11月上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以来首次访华，每到一处，都被当地人询问伦敦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有何成功经验。
尤其当他6月初抵达上海时，半个月前的第二届陆家嘴金融论坛的余热尚未散去。上海这个目前排名第35位的全球金融中心究竟和伦敦存在哪些差距，是陆毅安被问得最多得一个问题。而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更是让同为金融和航运中心的伦敦成为上海学习的典范。
陆毅安不是中国经济专家，他对亚洲的了解十分有限。因此，他只能泛泛地給上海指点迷津:上海要成为更加开放的城市，在硬环境的建设方面已经走出非常坚实的一步，但是软环境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世博会的临近，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金融市场软环境的建设仍需重点关注创新与监管。
软肋:软环境
邓小平曾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今天的上海似乎没有辜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期望。2005年11月，著名的伦敦金融城曾发布报告称，如果未来的10－15年内，世界上要出现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话，那么，那个城市将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东京，而是距伦敦直线距离9208.6公里外的上海。2008年，包括证券、期货、同业拆借、黄金在内的上海金融市场交易量已经达到167.7万亿元，占全国的76％。部分金融产品(铜和天然橡胶期货)已居世界前列。
但是，上海这一后起之秀的上升速度似乎有些缓慢。自从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到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设中似乎步履艰难，诸多设想尚停留在蓝图阶段。特别是近几年，一些金融产品创新上海反而落后于国内其他城市，如2008年初OTC(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已经在天津推出，而现在上海申请OTC仍在路上。在现实层面，国内一度出现上海、北京、天津争夺金融中心的局面。
上海金融系统上报给上海市领导的一份材料中，总结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五点差距:一是金融市场规模能级不够；二是金融国际化程度偏低；三是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四是金融人才严重不足；五是监管政策上对衍生金融产品和混业经营的限制。
陆毅安认为，在“硬指标”不断完善的同时，上海金融中心在“软环境”建设方面距离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相当差距。
例如，在纽约或是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不管你是早上刚起床、白天上班还是晚上临睡，总会有各种渠道看到或者听到来自全球各地的资讯，不仅是股市、期货或是外汇这些金融信息，还有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最新资讯。在纽约或是伦敦的任何一家酒店或是咖啡馆，滚动播放财经新闻的都有很多电视频道，有相对本地化的ABC和BBC，也有更为全球性的CNN、彭博社以及CNBC等等。宾馆提供的报纸也不会只是本地报纸，伦敦有《今日美国》和《华尔街日报》，而纽约则有《金融时报》和《泰晤士报》。显然，上海离这标准还很遥远。
在今年3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上海仅排第35位，而香港排名第4位，在影响金融中心发展最重要的多项竞争力因素中，上海排名仍较为落后。这一指数体系，包括金融发展环境、人力资源丰富程度、市场准入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整体竞争力等诸多评价指标，除基础设施外，上海均排名较低。
此次在上海，陆毅安给上海支的第一招就是“人才”。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均在11％以上。金融服务业为英国提供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30多万个岗位在大伦敦区。而上海目前的金融从业人口占比只有约2.2％，金融人才不到20万，而达到国际水准的金融人才则不足1万人，这与上海近2000万的总人口极不相称。曾有传闻上海到华尔街“抄底”失业精英，最终签约率却出奇地低，反映出上海对国际顶级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有限。
陆毅安相信，为海外人才的配偶和子女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对于国际金融中心而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金融话题”。花旗银行的老板曾经向陆毅安抱怨，说自己员工都喜欢在伦敦金融城工作。陆毅安说:“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家人都想留在伦敦金融城。”他告诉记者，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喜欢的餐厅、优秀的国际学校、善于交流的保姆。在工作日到伦敦金融城转一圈，你可以听到20多种语言。让这么多海外人才留下来，伦敦金融城当然有自己的秘诀，比如，优惠的税收制度、严格的法律体系、透明的监管标准等等。这些都值得上海借鉴。
此外，GFCI很看重一个金融中心的市场准入和经营环境，而中国的金融管制程度很高，外资金融机构很难进来，进来后开展业务也不太自由。从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比例来看，伦敦为19.87％，纽约为13.8％，香港为0.7％，上海则是0。从全球跨境贷款占比来看，伦敦为20％，纽约为9％，东京为7％，上海不仅没有，而且跨地区贷款都不行。因此，陆毅安建议上海要成为更加开放的城市。如果上海与其他金融中心过去是零和游戏，那么现在则是共赢局面，因为整个金融市场的盘子做大了。
当然，上海还存在政策掣肘。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中国目前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稳健的、逐步推进的过程。而如果没有市场化的利率，就不会有发育成熟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定价就缺乏基本依据，金融深化也就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货币自由流通是必要条件。国务院虽然计划用10年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方面却没有一个明确时间表，只表示会根据形势的发展来调整政策。
航运中心之梦
在谈到国务院希望2020年也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话题时，身为伦敦金融城市长的陆毅安也很有感慨。
伦敦始建于公元前43年、昌盛于16世纪、在18世纪发展成为世界大港、19世纪成为世界航运中心，但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丧失了港口的优势，之所以至今保留着国际航运中心的殊荣，靠的就是其发达的航运服务业，不仅世界各大船公司的派出机构驻扎于此，而且伦敦还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航运交易、航运融资、海事仲裁、海上保险等服务体系，仅在航运服务业上，伦敦每年创造的价值就高达20亿英镑。
尽管在硬实力上，上海港已跻身于世界大港的行列，但是在软实力，尤其在航运服务业上，上海大都停留在较为低端的船代、货代上。而像船舶保险、评估、融资租赁、保险经纪、买卖经纪人等高端航运服务业，上海则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服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等软环境来提供支撑。
未来的上海，应该重点发展综合航运服务，特别是高端的航运服务，其中又以人才建设为主。“上海需要一流的海运学校。”陆毅安说，航运中心的建设也需要大量优秀人才，毕竟这与金融中心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陆毅安(IanLuder)有些疲惫。作为伦敦金融城第681任市长，这名土生土长的伦敦人率领一个商务代表团在12天内马不停蹄访问中国的北京、上海、重庆和香港。这是他去年11月上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以来首次访华，每到一处，都被当地人询问伦敦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有何成功经验。
尤其当他6月初抵达上海时，半个月前的第二届陆家嘴金融论坛的余热尚未散去。上海这个目前排名第35位的全球金融中心究竟和伦敦存在哪些差距，是陆毅安被问得最多得一个问题。而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更是让同为金融和航运中心的伦敦成为上海学习的典范。
陆毅安不是中国经济专家，他对亚洲的了解十分有限。因此，他只能泛泛地給上海指点迷津:上海要成为更加开放的城市，在硬环境的建设方面已经走出非常坚实的一步，但是软环境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世博会的临近，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金融市场软环境的建设仍需重点关注创新与监管。
软肋:软环境
邓小平曾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今天的上海似乎没有辜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期望。2005年11月，著名的伦敦金融城曾发布报告称，如果未来的10－15年内，世界上要出现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话，那么，那个城市将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东京，而是距伦敦直线距离9208.6公里外的上海。2008年，包括证券、期货、同业拆借、黄金在内的上海金融市场交易量已经达到167.7万亿元，占全国的76％。部分金融产品(铜和天然橡胶期货)已居世界前列。
但是，上海这一后起之秀的上升速度似乎有些缓慢。自从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到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设中似乎步履艰难，诸多设想尚停留在蓝图阶段。特别是近几年，一些金融产品创新上海反而落后于国内其他城市，如2008年初OTC(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已经在天津推出，而现在上海申请OTC仍在路上。在现实层面，国内一度出现上海、北京、天津争夺金融中心的局面。
上海金融系统上报给上海市领导的一份材料中，总结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五点差距:一是金融市场规模能级不够；二是金融国际化程度偏低；三是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四是金融人才严重不足；五是监管政策上对衍生金融产品和混业经营的限制。
陆毅安认为，在“硬指标”不断完善的同时，上海金融中心在“软环境”建设方面距离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相当差距。
例如，在纽约或是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不管你是早上刚起床、白天上班还是晚上临睡，总会有各种渠道看到或者听到来自全球各地的资讯，不仅是股市、期货或是外汇这些金融信息，还有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最新资讯。在纽约或是伦敦的任何一家酒店或是咖啡馆，滚动播放财经新闻的都有很多电视频道，有相对本地化的ABC和BBC，也有更为全球性的CNN、彭博社以及CNBC等等。宾馆提供的报纸也不会只是本地报纸，伦敦有《今日美国》和《华尔街日报》，而纽约则有《金融时报》和《泰晤士报》。显然，上海离这标准还很遥远。
在今年3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上海仅排第35位，而香港排名第4位，在影响金融中心发展最重要的多项竞争力因素中，上海排名仍较为落后。这一指数体系，包括金融发展环境、人力资源丰富程度、市场准入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整体竞争力等诸多评价指标，除基础设施外，上海均排名较低。
此次在上海，陆毅安给上海支的第一招就是“人才”。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均在11％以上。金融服务业为英国提供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30多万个岗位在大伦敦区。而上海目前的金融从业人口占比只有约2.2％，金融人才不到20万，而达到国际水准的金融人才则不足1万人，这与上海近2000万的总人口极不相称。曾有传闻上海到华尔街“抄底”失业精英，最终签约率却出奇地低，反映出上海对国际顶级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有限。
陆毅安相信，为海外人才的配偶和子女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对于国际金融中心而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金融话题”。花旗银行的老板曾经向陆毅安抱怨，说自己员工都喜欢在伦敦金融城工作。陆毅安说:“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家人都想留在伦敦金融城。”他告诉记者，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喜欢的餐厅、优秀的国际学校、善于交流的保姆。在工作日到伦敦金融城转一圈，你可以听到20多种语言。让这么多海外人才留下来，伦敦金融城当然有自己的秘诀，比如，优惠的税收制度、严格的法律体系、透明的监管标准等等。这些都值得上海借鉴。
此外，GFCI很看重一个金融中心的市场准入和经营环境，而中国的金融管制程度很高，外资金融机构很难进来，进来后开展业务也不太自由。从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比例来看，伦敦为19.87％，纽约为13.8％，香港为0.7％，上海则是0。从全球跨境贷款占比来看，伦敦为20％，纽约为9％，东京为7％，上海不仅没有，而且跨地区贷款都不行。因此，陆毅安建议上海要成为更加开放的城市。如果上海与其他金融中心过去是零和游戏，那么现在则是共赢局面，因为整个金融市场的盘子做大了。
当然，上海还存在政策掣肘。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中国目前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稳健的、逐步推进的过程。而如果没有市场化的利率，就不会有发育成熟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定价就缺乏基本依据，金融深化也就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货币自由流通是必要条件。国务院虽然计划用10年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方面却没有一个明确时间表，只表示会根据形势的发展来调整政策。
航运中心之梦
在谈到国务院希望2020年也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话题时，身为伦敦金融城市长的陆毅安也很有感慨。
伦敦始建于公元前43年、昌盛于16世纪、在18世纪发展成为世界大港、19世纪成为世界航运中心，但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丧失了港口的优势，之所以至今保留着国际航运中心的殊荣，靠的就是其发达的航运服务业，不仅世界各大船公司的派出机构驻扎于此，而且伦敦还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航运交易、航运融资、海事仲裁、海上保险等服务体系，仅在航运服务业上，伦敦每年创造的价值就高达20亿英镑。
尽管在硬实力上，上海港已跻身于世界大港的行列，但是在软实力，尤其在航运服务业上，上海大都停留在较为低端的船代、货代上。而像船舶保险、评估、融资租赁、保险经纪、买卖经纪人等高端航运服务业，上海则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服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等软环境来提供支撑。
未来的上海，应该重点发展综合航运服务，特别是高端的航运服务，其中又以人才建设为主。“上海需要一流的海运学校。”陆毅安说，航运中心的建设也需要大量优秀人才，毕竟这与金融中心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