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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卓越的军事学者、机械化战争理论创始人利德尔·哈特在以色列讲学时，以色列国防军的将领们赠给他一面锦旗，上书“将军之师”。在上个世纪20年代里，中国也出现了一位“将军之师”，他就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他俩的区别在于：前者准确地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样式是空军与地面机械化坦克集群的协同，后者最早地、准确地研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也许是“真人不露相”的缘故，他们相同的经历是都没有直接披挂上阵、统兵驭将参与沙场厮杀，而是以自己思想观念影响着直接参与战争指导和战场指挥的将领们，从而在军事史上留下不朽的思想印记。
1937年夏，蒋百里先生在给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课时，将有关文章、讲演稿和早年著作中的部分内容汇编成《国防论》一书，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印行，后由上海大公报社出版，轰动一时。《国防论》共7篇文章，汇聚了蒋百里30年来军事著述之精华，被誉为“民国国防思想的奠基石”。文化名流张其昀先生在1962年《国防论》再版的序言中写道：“百里先生可称为中国近代军事学开山之祖。”以区区7篇之数，而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可见文章不在多少，而在有无创见。这与军事上“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之见解略同，对当下以数量之巨来掩饰质量平庸的“学术制造业”，不无讽刺意味。
坊间传说：拿破仑被囚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时，一天遥望东方突发灵感说，百年之后东方会诞生一位大军事学家，蒋百里的成就似乎应验了拿破仑的谶语。当然，百里先生能否享受神秘兮兮的拿破仑谶言姑且不论，但坊间传闻中尚无第二人与拿破仑的谶言挂钩，这也是事实，百里先生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史上造诣和地位之高，由此可窥一斑。
百里先生立德、立功、立言，可谓国之瑰宝，而今上海书店郑重地重新出版《国防论》，笔者不辞浅陋，应邀为之作序，可谓诚惶诚恐甚矣!自百里先生驾鹤远逝，研究其著述、经历的文字不绝如缕，大凡基本的观点和评价，学界同行了然已知，不再重复赘述，这里笔者仅限于个人的所感所悟，一管之陋见。
战略素养的培育不在军事之内，而在军事之外
蒋百里不愧为大战略家，他重视从最根本的源头上寻找影响军事的因素，对欧洲文明的精神来龙去脉有着深刻了解和见解。例如，他认为罗马帝国军事强大是罗马人“公平合作”的传统精神造就的。“何谓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就是公平合作——罗马法的精神。因为站在公平合作的立场上，所以在昔能有贵族和平民的联合战线，造成了伟大的帝国。”例如，他认为罗马初期贵族和平民的冲突促成“罗马法”的诞生，因为是两种实力的妥协，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和统制，所以“罗马法”以及西洋的“法”包含公平的意义，因为有了公平，不仅可以与同种同族合作，亦可与异种异族合作，这就是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长盛不衰的原因。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为何都是短命的?因为它们的统治都依赖征服，征服则没有公平。罗马人一半是征服，一半是靠法律的公平。蒋百里还指出：近代的英国能称雄于世界，也是抄了罗马帝国的老文章。
当然，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崛起还有其他的条件，但法律的公正是必要条件之一，蒋百里强调法律的公平对民族崛起的重要性，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一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若存在不公平，就既不能治理好同种同族，也不能治理好异种异族，这样的国家军事上不可能真正强大。法律不公平的实质是利益分配不公平，利益不均将导致社会内部各阶层相互敌对，在自我削弱、衰败中变得无力对付外部威胁。在这种社会分裂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决不可能是强大的。
《国防论》汇集鸿文7篇，有一篇是“现代文化之由来及新人生观之成立”，初看似乎与国防毫无关系，然而恰恰是此篇不仅反映了百里先生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表现出一个大战略家思维触角之深。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决定其行为状态，在西方历史上，先有诞生于“七丘之盟”的罗马精神，才有后来强大的罗马国家和它战无不胜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先有诞生于“文王百里”的王道精神，才有后来崛起的西周王朝和扫平六合的“三军”。百里先生从本源上考察国防力量的组成部分——国防精神的来源，将国防思考引入文化与人生观领域，这是绝大多数军事家最为忽视的知识范围，而为真正的军事家所重视。学问做到深处，是一个化知识的广度为专业深度的问题，知识结构的底座越宽，就越有可能获得认知高度，这是百里先生治学上的特点，也是他的见解较一般军事家更加深远的关键所在。
非凡的预见
蒋百里的人文、军事方面可谓学贯中西、明察古今，他在战略方面的预见、预测、预判常有出神入化的表现。在1935年春夏之际，百里先生向蒋介石递交的一份报告中预测：“窃惟国际情势，日益紧张，时机最长亦不过三四年，我中国国力现尚有限，若欲事事周备，事不可能，今惟集中力量于致胜之一二点，使两三年内，能完成一固体，则自余枝叶，可临时补救。”他精确地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三四年里爆发，显示了相当杰出的判断力。
更令人称奇的是，早在1923年，百里先生就准确地预言：中日必有一战，中日两军将在京广线以西形成持久拉锯。后来抗战的过程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
笔者在厦门大学求学时，曾拜读到百里先生这一论述，当时一方面对百里先生的预测十分佩服，另一方面对他如何看得那么准却百思不得其解。几十年后才明白，那是百里先生对地理形势、民族特性和两国武器装备有过深入研究的结果。日本军队的海空优势在京广线以西山岳丛林地带基本不能发挥，陆上坦克、装甲车、摩托化行军、重炮等陆军重装备受到山地作战的严重限制，那是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加手榴弹主宰战场的作战环境。而当时中国大后方兵工厂无生产重武器的能力，恰好在这些轻武器生产上能够满足战场需求。所以，在中国中西部和西南部山区，中日两军的战场火力接近平衡。在战争爆发的14年前，百里先生能预见到中日两军正面战场拉锯的位置，实属难能可贵，非大战略家不能如此也!
在奉命考察欧洲军事后，蒋百里看出法国军事防御的破绽，对法国人过分依赖马奇诺防线的做法捏了一把汗。二战爆发后，德军从侧翼向马奇诺防线背后迂回成功，验证了百里先生当初的担心。
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作出前瞻性的研判：“将来得胜的要诀，你要从陆海空中间去寻，这个方向是杜黑发明的，可是欧洲的战略家，还在东走走西走走没有得到确定的路线……这件事是未来大战术的一点光，诸位须要切记。……现在各国还没有一最高大学，来研究陆海空三兵种一致作战的办法。这是世界留给我们发展能力的余地，我们不该辜负他的美意。”1935年，百里先生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后立即建议成立空军， 他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建立独立的空军军种的人。
百里先生虽然没有机会带兵作战，但其战术素养极高。他回国时经过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时，英国总督请他参观新落成的海防要塞，他一眼就发现该要塞只能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却无法防御来自陆上的进攻。后来日本进攻东南亚时，果然从陆上攻占了该海防要塞。
我国航天军工的奠基者、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曾说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周恩来，另一位就是对航空领域有着前瞻性远见的蒋百里。钱学森在美国拿到硕士后，下一步深造决定选择航空理论，他的父亲钱钧甫觉得中国航空制造业落后，应该选择航空工程，并认为重理论而轻行动、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为此钱氏父子发生争论。蒋家与钱家是世交，蒋百里从欧洲飞往美国见到钱学森，回国后对钱钧甫说：你的想法落伍了，根据英德两国航空的新趋势，工程、理论早已一体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中国人学航空更应在理论上先下工夫。钱钧甫终于被说服，同意了儿子的选择，钱学森也非常感激这位后来成为自己岳父的百里先生。他在航空理论方面最终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并成为“中国导弹之父”。
百里先生对抗日战争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战略建议是什么?笔者认为是那句“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十四字真经”核心是个“拖”字，一直拖到英美等国加入到战争中来。他的预测被后来的战争进程完全验证。他也是最早提出对日战争是持久战的人，现今有人总想弄明白谁拥有“持久战”的最早发明权。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只要对军事稍有造诣者，都不难在当时看出中日对抗是持久战，这并不需要特别的天才，天才的展示在于论证过程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深度和逻辑严密性，以及进一步对持久战方方面面细节的准确预判。就这几个方面而言，百里先生无疑是非常卓越的。例如，他提出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是基于对我们民众具有浓厚的传统乡土意识，是受古代“井田制”与军事制度的启发。这使他的持久战的理论超越现实政治层面的泛泛而论，获得坚实的历史深度。再如，他在1921年就预见到日本若发动侵华战争，必取速战速决的战略，而我国则应取持久消耗战略，等待国际局势生变，
“拖到东西战争合流”。20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验证了百里先生的远见卓识!
对各种问题的卓越见解
百里先生具有大战略家的广阔视野，在政治、军事、外交、社会弊端等许多问题上都能洞若观火、一针见血。他辨东西方文化之差异，通古今之变，研究社会现实诸问题，他深知决定国家军事强弱的根本因素不在军事之内，而在军事之外。
在国家制度与军事建设关系上，他认为：国力由三个要素组成，人、物(资源)和组织(制度)。美国三者齐全，英、法、德、意、日缺乏资源，不缺制度和人，英国和法国资源不足，依赖国外进口，经济制度比政治制度完善。德国和意大利资源不足，靠人和制度来弥补。俄国不缺人和资源，但制度不行。中国也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就是制度落后。生死存亡关键在于组织(即制度)。百里先生对于国家制度决定军事现代化成败的见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他对海权和陆权的分析非常精到：“英之为国，环海而重商，制海权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军也。以二国之海军力为标准。德之为国，当四战之地，左右邻皆强，无险可恃，则恃以人，故其治陆军也，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农耕文明迈向现代海洋文明，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接近“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的商业贸易生存状态，海上生命线问题史无前例地突显出来，海权战略和建设强大海军已经刻不容缓，百里先生对英国海权的论述有助于当今我们对海权的认识。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同国家强盛的关系，百里先生也有独到的分析，他认为秦汉以后，政治实践阶层和知识阶层的争斗和知识阶层内部自相残杀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来衰弱的致命伤：“活动分子与智识份子不绝的暗斗(莽操之篡与历代的文字狱，)智识份子之内又每形成两派自相残杀，(历代的党争)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细胞，始终在暗斗的状态下，因此养成了智识阶级的两件不可救药的痼疾，一、就是不负责任(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实际(自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六本，是一大关键)，比如酿酒，酵素坏了，比如爆药，电管湿了，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能人于中国社会，百药妄效之总因，岂非在此。”以百里先生70多年前之议论，来对照今日知识精英阶层的状况，其击中之要害、概括之精确、令人禁不住拍案击掌。他从根本上考察军事强大的社会之源，揭示了国防军事与知识阶层的关系，不可谓不透彻!21世纪的军队是智能型军队，国家的知识精英是其主干，中国未来的智能型军队能否克服知识阶层传统陋习，亦关系到国防建设的成败。
蒋百里军事学术上最有创见的观点，也许就是那条广为熟知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他同时发现：“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个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近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他发现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强盛崛起在于找到了一种使“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的社会组织方式——“井田制”，它既是农耕经济的制度，又是国家军事组织制度。
循着百里先生这一思路，笔者以为：中国近代百年之不幸在于古老的农业生活方式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战争，即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分离。今天美国的强盛在于全力以赴投入重工业和高科技，因为二者既是生活工具又是战斗工具，尤其是高科技的领先，使得美国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达到高度一致，这对我们一些眼光短浅、贻误后世、热衷于房地产与金融投机的某些“智库”、“智囊”是否有醍醐灌顶的作用?
百里先生对历史的概括能力和对战争的把握深度是建立在精通历史基础之上的，他从历史中提炼出“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关系，真可谓达到了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大师是怎样生成的?
俗语说：“乱世出英雄”，就文化现象而言，乱世也出大师。像蒋百里这样的大师级军事学者为何出现在上个世纪军阀混战的乱世?笔者以为，尽管乱世生灵涂炭，消耗着民众和国家的元气，但乱世的政治分裂无力形成对思想文化的专制，就像春秋战国时候，天下虽乱，但思想是自由的，选择是多元的，纷乱的世道也逼迫着人们去独立地、自由地思考，不存在以暴力为后盾、剥夺日常生活幸福、甚至剥夺生命祸及家庭的强制性观点和强制性观察角度。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每逢乱世，文化学术领域群星灿烂，泰斗如云，如春秋战国、如魏晋之际、如民国之初。不过，“乱世出大师”的现象对一个民族毕竟是遗憾的事情。
百里先生逢于乱世，在北伐前夜，竟然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三方都邀他出任总参谋长，似乎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然而，百里先生虽表面周旋于各派之间，却有“一以贯之”的处世原则，更兼遗世独立之品格。他为人处事恪守君子之道，有古名士之风范，其最高的人生宗旨就是以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事业为己任。这就理解了百里先生为何放弃许多高官厚禄的机会，而与各种政治派别、军阀集团分分合合的原委，在他朝秦暮楚的表象背后是人格独立的操守，以及矢志不渝追求国家强盛的理想，他的变通是为了不变的奋斗目标。
人格独立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学术独立是攀登学术高峰的必要条件，如果再加上天资聪颖和后天努力，大师就不难诞生了。笔者以为，这就是百里先生能成为一代军事学大师的原因。反之，到了乱世终结，海内一统时，为政治上强化统治而形成历朝历代变相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焚书坑儒”，强大的政治权力扭曲学术精神在先，继而市场经济大潮二度扭曲学术灵魂在后，此种环境下，保持人格独立者甚少。没有人格独立，何来学术独立?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之土壤被铲除了，半个世纪也就不见了大师们的踪影。那些浮游于学界的见利忘义、一官半职诱惑下就放弃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之徒，虽终日奔走于学界，熙熙攘攘壅塞于道，又岂能与大师有缘?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 袁剑)
1937年夏，蒋百里先生在给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课时，将有关文章、讲演稿和早年著作中的部分内容汇编成《国防论》一书，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印行，后由上海大公报社出版，轰动一时。《国防论》共7篇文章，汇聚了蒋百里30年来军事著述之精华，被誉为“民国国防思想的奠基石”。文化名流张其昀先生在1962年《国防论》再版的序言中写道：“百里先生可称为中国近代军事学开山之祖。”以区区7篇之数，而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可见文章不在多少，而在有无创见。这与军事上“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之见解略同，对当下以数量之巨来掩饰质量平庸的“学术制造业”，不无讽刺意味。
坊间传说：拿破仑被囚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时，一天遥望东方突发灵感说，百年之后东方会诞生一位大军事学家，蒋百里的成就似乎应验了拿破仑的谶语。当然，百里先生能否享受神秘兮兮的拿破仑谶言姑且不论，但坊间传闻中尚无第二人与拿破仑的谶言挂钩，这也是事实，百里先生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史上造诣和地位之高，由此可窥一斑。
百里先生立德、立功、立言，可谓国之瑰宝，而今上海书店郑重地重新出版《国防论》，笔者不辞浅陋，应邀为之作序，可谓诚惶诚恐甚矣!自百里先生驾鹤远逝，研究其著述、经历的文字不绝如缕，大凡基本的观点和评价，学界同行了然已知，不再重复赘述，这里笔者仅限于个人的所感所悟，一管之陋见。
战略素养的培育不在军事之内，而在军事之外
蒋百里不愧为大战略家，他重视从最根本的源头上寻找影响军事的因素，对欧洲文明的精神来龙去脉有着深刻了解和见解。例如，他认为罗马帝国军事强大是罗马人“公平合作”的传统精神造就的。“何谓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就是公平合作——罗马法的精神。因为站在公平合作的立场上，所以在昔能有贵族和平民的联合战线，造成了伟大的帝国。”例如，他认为罗马初期贵族和平民的冲突促成“罗马法”的诞生，因为是两种实力的妥协，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和统制，所以“罗马法”以及西洋的“法”包含公平的意义，因为有了公平，不仅可以与同种同族合作，亦可与异种异族合作，这就是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长盛不衰的原因。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为何都是短命的?因为它们的统治都依赖征服，征服则没有公平。罗马人一半是征服，一半是靠法律的公平。蒋百里还指出：近代的英国能称雄于世界，也是抄了罗马帝国的老文章。
当然，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崛起还有其他的条件，但法律的公正是必要条件之一，蒋百里强调法律的公平对民族崛起的重要性，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一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若存在不公平，就既不能治理好同种同族，也不能治理好异种异族，这样的国家军事上不可能真正强大。法律不公平的实质是利益分配不公平，利益不均将导致社会内部各阶层相互敌对，在自我削弱、衰败中变得无力对付外部威胁。在这种社会分裂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决不可能是强大的。
《国防论》汇集鸿文7篇，有一篇是“现代文化之由来及新人生观之成立”，初看似乎与国防毫无关系，然而恰恰是此篇不仅反映了百里先生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表现出一个大战略家思维触角之深。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决定其行为状态，在西方历史上，先有诞生于“七丘之盟”的罗马精神，才有后来强大的罗马国家和它战无不胜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先有诞生于“文王百里”的王道精神，才有后来崛起的西周王朝和扫平六合的“三军”。百里先生从本源上考察国防力量的组成部分——国防精神的来源，将国防思考引入文化与人生观领域，这是绝大多数军事家最为忽视的知识范围，而为真正的军事家所重视。学问做到深处，是一个化知识的广度为专业深度的问题，知识结构的底座越宽，就越有可能获得认知高度，这是百里先生治学上的特点，也是他的见解较一般军事家更加深远的关键所在。
非凡的预见
蒋百里的人文、军事方面可谓学贯中西、明察古今，他在战略方面的预见、预测、预判常有出神入化的表现。在1935年春夏之际，百里先生向蒋介石递交的一份报告中预测：“窃惟国际情势，日益紧张，时机最长亦不过三四年，我中国国力现尚有限，若欲事事周备，事不可能，今惟集中力量于致胜之一二点，使两三年内，能完成一固体，则自余枝叶，可临时补救。”他精确地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三四年里爆发，显示了相当杰出的判断力。
更令人称奇的是，早在1923年，百里先生就准确地预言：中日必有一战，中日两军将在京广线以西形成持久拉锯。后来抗战的过程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
笔者在厦门大学求学时，曾拜读到百里先生这一论述，当时一方面对百里先生的预测十分佩服，另一方面对他如何看得那么准却百思不得其解。几十年后才明白，那是百里先生对地理形势、民族特性和两国武器装备有过深入研究的结果。日本军队的海空优势在京广线以西山岳丛林地带基本不能发挥，陆上坦克、装甲车、摩托化行军、重炮等陆军重装备受到山地作战的严重限制，那是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加手榴弹主宰战场的作战环境。而当时中国大后方兵工厂无生产重武器的能力，恰好在这些轻武器生产上能够满足战场需求。所以，在中国中西部和西南部山区，中日两军的战场火力接近平衡。在战争爆发的14年前，百里先生能预见到中日两军正面战场拉锯的位置，实属难能可贵，非大战略家不能如此也!
在奉命考察欧洲军事后，蒋百里看出法国军事防御的破绽，对法国人过分依赖马奇诺防线的做法捏了一把汗。二战爆发后，德军从侧翼向马奇诺防线背后迂回成功，验证了百里先生当初的担心。
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作出前瞻性的研判：“将来得胜的要诀，你要从陆海空中间去寻，这个方向是杜黑发明的，可是欧洲的战略家，还在东走走西走走没有得到确定的路线……这件事是未来大战术的一点光，诸位须要切记。……现在各国还没有一最高大学，来研究陆海空三兵种一致作战的办法。这是世界留给我们发展能力的余地，我们不该辜负他的美意。”1935年，百里先生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后立即建议成立空军， 他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建立独立的空军军种的人。
百里先生虽然没有机会带兵作战，但其战术素养极高。他回国时经过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时，英国总督请他参观新落成的海防要塞，他一眼就发现该要塞只能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却无法防御来自陆上的进攻。后来日本进攻东南亚时，果然从陆上攻占了该海防要塞。
我国航天军工的奠基者、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曾说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周恩来，另一位就是对航空领域有着前瞻性远见的蒋百里。钱学森在美国拿到硕士后，下一步深造决定选择航空理论，他的父亲钱钧甫觉得中国航空制造业落后，应该选择航空工程，并认为重理论而轻行动、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为此钱氏父子发生争论。蒋家与钱家是世交，蒋百里从欧洲飞往美国见到钱学森，回国后对钱钧甫说：你的想法落伍了，根据英德两国航空的新趋势，工程、理论早已一体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中国人学航空更应在理论上先下工夫。钱钧甫终于被说服，同意了儿子的选择，钱学森也非常感激这位后来成为自己岳父的百里先生。他在航空理论方面最终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并成为“中国导弹之父”。
百里先生对抗日战争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战略建议是什么?笔者认为是那句“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十四字真经”核心是个“拖”字，一直拖到英美等国加入到战争中来。他的预测被后来的战争进程完全验证。他也是最早提出对日战争是持久战的人，现今有人总想弄明白谁拥有“持久战”的最早发明权。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只要对军事稍有造诣者，都不难在当时看出中日对抗是持久战，这并不需要特别的天才，天才的展示在于论证过程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深度和逻辑严密性，以及进一步对持久战方方面面细节的准确预判。就这几个方面而言，百里先生无疑是非常卓越的。例如，他提出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是基于对我们民众具有浓厚的传统乡土意识，是受古代“井田制”与军事制度的启发。这使他的持久战的理论超越现实政治层面的泛泛而论，获得坚实的历史深度。再如，他在1921年就预见到日本若发动侵华战争，必取速战速决的战略，而我国则应取持久消耗战略，等待国际局势生变，
“拖到东西战争合流”。20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验证了百里先生的远见卓识!
对各种问题的卓越见解
百里先生具有大战略家的广阔视野，在政治、军事、外交、社会弊端等许多问题上都能洞若观火、一针见血。他辨东西方文化之差异，通古今之变，研究社会现实诸问题，他深知决定国家军事强弱的根本因素不在军事之内，而在军事之外。
在国家制度与军事建设关系上，他认为：国力由三个要素组成，人、物(资源)和组织(制度)。美国三者齐全，英、法、德、意、日缺乏资源，不缺制度和人，英国和法国资源不足，依赖国外进口，经济制度比政治制度完善。德国和意大利资源不足，靠人和制度来弥补。俄国不缺人和资源，但制度不行。中国也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就是制度落后。生死存亡关键在于组织(即制度)。百里先生对于国家制度决定军事现代化成败的见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他对海权和陆权的分析非常精到：“英之为国，环海而重商，制海权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军也。以二国之海军力为标准。德之为国，当四战之地，左右邻皆强，无险可恃，则恃以人，故其治陆军也，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农耕文明迈向现代海洋文明，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接近“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的商业贸易生存状态，海上生命线问题史无前例地突显出来，海权战略和建设强大海军已经刻不容缓，百里先生对英国海权的论述有助于当今我们对海权的认识。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同国家强盛的关系，百里先生也有独到的分析，他认为秦汉以后，政治实践阶层和知识阶层的争斗和知识阶层内部自相残杀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来衰弱的致命伤：“活动分子与智识份子不绝的暗斗(莽操之篡与历代的文字狱，)智识份子之内又每形成两派自相残杀，(历代的党争)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细胞，始终在暗斗的状态下，因此养成了智识阶级的两件不可救药的痼疾，一、就是不负责任(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实际(自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六本，是一大关键)，比如酿酒，酵素坏了，比如爆药，电管湿了，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能人于中国社会，百药妄效之总因，岂非在此。”以百里先生70多年前之议论，来对照今日知识精英阶层的状况，其击中之要害、概括之精确、令人禁不住拍案击掌。他从根本上考察军事强大的社会之源，揭示了国防军事与知识阶层的关系，不可谓不透彻!21世纪的军队是智能型军队，国家的知识精英是其主干，中国未来的智能型军队能否克服知识阶层传统陋习，亦关系到国防建设的成败。
蒋百里军事学术上最有创见的观点，也许就是那条广为熟知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他同时发现：“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个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近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他发现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强盛崛起在于找到了一种使“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的社会组织方式——“井田制”，它既是农耕经济的制度，又是国家军事组织制度。
循着百里先生这一思路，笔者以为：中国近代百年之不幸在于古老的农业生活方式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战争，即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分离。今天美国的强盛在于全力以赴投入重工业和高科技，因为二者既是生活工具又是战斗工具，尤其是高科技的领先，使得美国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达到高度一致，这对我们一些眼光短浅、贻误后世、热衷于房地产与金融投机的某些“智库”、“智囊”是否有醍醐灌顶的作用?
百里先生对历史的概括能力和对战争的把握深度是建立在精通历史基础之上的，他从历史中提炼出“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关系，真可谓达到了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大师是怎样生成的?
俗语说：“乱世出英雄”，就文化现象而言，乱世也出大师。像蒋百里这样的大师级军事学者为何出现在上个世纪军阀混战的乱世?笔者以为，尽管乱世生灵涂炭，消耗着民众和国家的元气，但乱世的政治分裂无力形成对思想文化的专制，就像春秋战国时候，天下虽乱，但思想是自由的，选择是多元的，纷乱的世道也逼迫着人们去独立地、自由地思考，不存在以暴力为后盾、剥夺日常生活幸福、甚至剥夺生命祸及家庭的强制性观点和强制性观察角度。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每逢乱世，文化学术领域群星灿烂，泰斗如云，如春秋战国、如魏晋之际、如民国之初。不过，“乱世出大师”的现象对一个民族毕竟是遗憾的事情。
百里先生逢于乱世，在北伐前夜，竟然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三方都邀他出任总参谋长，似乎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然而，百里先生虽表面周旋于各派之间，却有“一以贯之”的处世原则，更兼遗世独立之品格。他为人处事恪守君子之道，有古名士之风范，其最高的人生宗旨就是以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事业为己任。这就理解了百里先生为何放弃许多高官厚禄的机会，而与各种政治派别、军阀集团分分合合的原委，在他朝秦暮楚的表象背后是人格独立的操守，以及矢志不渝追求国家强盛的理想，他的变通是为了不变的奋斗目标。
人格独立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学术独立是攀登学术高峰的必要条件，如果再加上天资聪颖和后天努力，大师就不难诞生了。笔者以为，这就是百里先生能成为一代军事学大师的原因。反之，到了乱世终结，海内一统时，为政治上强化统治而形成历朝历代变相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焚书坑儒”，强大的政治权力扭曲学术精神在先，继而市场经济大潮二度扭曲学术灵魂在后，此种环境下，保持人格独立者甚少。没有人格独立，何来学术独立?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之土壤被铲除了，半个世纪也就不见了大师们的踪影。那些浮游于学界的见利忘义、一官半职诱惑下就放弃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之徒，虽终日奔走于学界，熙熙攘攘壅塞于道，又岂能与大师有缘?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