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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时期“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
[个案]谢步升，今天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时间是1932年5月9日。
谢步升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罪行是：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
此案是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指示查处的。事发不久，办案遇到了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于是，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调查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邓小平知道情况后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历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仅3个月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当时一批反腐大案都是由中央领导亲自抓的。1932年初，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各级政府所办合作社，一概转交给工农群众接办。这是我党局部执政后，关于禁止政府直接办企业、政企分开的最早的决定。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中央苏区还创造性地设立了审计监督制度。
抗战时期“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
[个案]肖玉璧，红军英雄，全身伤疤90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同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贪污被查处的最大典型之一。
初到陕北时，肖玉璧饿得骨瘦如柴，住进医院，被到医院视察的毛泽东发现了。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看到肖玉璧的样子，毛泽东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
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案发后被捕。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列，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信带给毛泽东，毛泽东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历程]抗战时期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制色彩。党在各边区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这个《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还规定了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苦役的具体标准及追缴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个案]刘青山、张子善案已载入中共反腐史册。刘、张罪行之重不言而喻，但当时对于如何处置他们，党内一些同志却产生了犹豫，不仅因为这两个人位高权重，还因为他们都是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干部。但党中央、毛泽东最后决定同意对刘、张处以死刑。
当时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遏止腐败案件激增的势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判处死刑的42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案，杀了这两个人，对高级干部管了十几年。但是，当时没有处理好依靠群众运动还是依靠法制来反腐败的关系，因此，反腐败斗争始终形不成一条完整和连贯的主线，最后被中断。在十年“文革”中，反腐败的职能机构甚至被撤销。
改革开放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个案]王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广东省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改革开放后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时任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第一次受贿就是为了批准这样一个申请报告，其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
尝到甜头，王仲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自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他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此案的处理受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同志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历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惩治腐败这一手党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腐败分子从来没有手软过。邓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他同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在这一思路下，党中央作出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准经商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推行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提高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程度。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出台，反腐工作开始从治标向治本拓展。
党的十五大以后，对腐败分子保持了更强的高压态势。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严厉惩治。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同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目前，反腐倡廉工作已进入标本兼治阶段。
2005年初，《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标志着党内监督从此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始终传递着这样一个坚定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决不容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据《党史信息报》)
[个案]谢步升，今天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时间是1932年5月9日。
谢步升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罪行是：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
此案是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指示查处的。事发不久，办案遇到了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于是，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调查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邓小平知道情况后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历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仅3个月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当时一批反腐大案都是由中央领导亲自抓的。1932年初，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各级政府所办合作社，一概转交给工农群众接办。这是我党局部执政后，关于禁止政府直接办企业、政企分开的最早的决定。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中央苏区还创造性地设立了审计监督制度。
抗战时期“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
[个案]肖玉璧，红军英雄，全身伤疤90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同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贪污被查处的最大典型之一。
初到陕北时，肖玉璧饿得骨瘦如柴，住进医院，被到医院视察的毛泽东发现了。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看到肖玉璧的样子，毛泽东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
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案发后被捕。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列，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信带给毛泽东，毛泽东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历程]抗战时期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制色彩。党在各边区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这个《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还规定了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苦役的具体标准及追缴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个案]刘青山、张子善案已载入中共反腐史册。刘、张罪行之重不言而喻，但当时对于如何处置他们，党内一些同志却产生了犹豫，不仅因为这两个人位高权重，还因为他们都是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干部。但党中央、毛泽东最后决定同意对刘、张处以死刑。
当时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遏止腐败案件激增的势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判处死刑的42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案，杀了这两个人，对高级干部管了十几年。但是，当时没有处理好依靠群众运动还是依靠法制来反腐败的关系，因此，反腐败斗争始终形不成一条完整和连贯的主线，最后被中断。在十年“文革”中，反腐败的职能机构甚至被撤销。
改革开放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个案]王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广东省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改革开放后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时任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第一次受贿就是为了批准这样一个申请报告，其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
尝到甜头，王仲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自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他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此案的处理受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同志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历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惩治腐败这一手党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腐败分子从来没有手软过。邓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他同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在这一思路下，党中央作出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准经商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推行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提高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程度。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出台，反腐工作开始从治标向治本拓展。
党的十五大以后，对腐败分子保持了更强的高压态势。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严厉惩治。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同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目前，反腐倡廉工作已进入标本兼治阶段。
2005年初，《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标志着党内监督从此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始终传递着这样一个坚定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决不容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据《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