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英文简称FTA，通常指两国或多国间旨在促进经济一体化，尤其是消除关税等贸易壁垒的一种契约。
　　不像世界贸易组织的广覆盖性，FTA作为少数国家之间的协定，存在着许多种“国家组合”。这些“组合”间不乏竞争关系，甚或是“此消彼长”效应，需要从战略角度择善而从。更何况，像泛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超大规模FTA，其从前期研究、谈判到缔约、批准，是个曲折而漫长的系统工程，在错失先机的情况下，更需要从“大作战”的高度加以通盘考虑。

RCEP兹事体大

　　相比中欧投资协定（已举行21轮谈判，计划2020年达成）和中日韩FTA谈判的按部就班，围绕覆盖全球近一半人口和近1/3生产总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的谈判，最近如火如荼；能否如多方所愿在2019年年底之前完成谈判，备受本地区政商界人士关注。
　　用“紧锣密鼓”来形容当下的RCEP谈判也不为过：7月3日在澳大利亚南部墨尔本市举行的第26轮谈判刚结束，次日中方就宣布将于7月22-31日在郑州举行第27轮谈判，于8月2-3日在北京举行其第八次部长级会议。
　　这种“时不我待”背后，也显出RCEP谈判“空转多年”的隐忧。
　　2012年11月，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开启RCEP谈判进程（第一轮谈判于次年5月在文莱举行），初衷就是把中日韩印四国和澳新区域已经分别与东盟达成的5份自贸协定“合并归拢”，实现“聚变”。
　　但东盟十国的经济体量，能撬动9倍于它的RCEP区域吗？
　　比较难。中国、日本经济体量比东盟大很多，不会任东盟说了算；印度GDP略少于东盟，但人均GDP仅略高于非洲，开放程度非常有限；韩国与全球前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均有FTA，被称为“FTA中心”，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澳大利亚、新西兰属于发达世界，且跟日本、新加坡等一样，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为优先，对于RCEP的需求没那么急迫。
　　在实际谈判中，2017年被视作一个关键的年份，因为特朗普刚上台就宣布退出12国一年前签署的TPP协定，这给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TPP成员带来极大挫败感。外界猜测，一直在RCEP谈判中“端着架子”、要求参照“TPP构建的经济秩序”的日本可能会放低姿态。中国官方当时也多次表示，力争2017年完成RCEP谈判。
　　然而，日本一方面没有放弃挽救TPP，年内又连同另外10国宣布将之改名为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其借着“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尚未明显收效。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占到RCEP全部成员国的一半，在没有与中国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日本对RCEP谈判不可能全心全意。
　　所以，2017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RCEP首次领导人会议，只好呼吁各国“加紧努力在2018年结束RCEP谈判”。

CPTPP只吸收了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中的11个，得以轻装上阵，而RCEP却试图纳入东亚峰会18个参会国中的16个，结果不堪重负。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随着中日总理半年内成功互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一年，跨太平洋11国于3月签署的CPTPP协定和日欧7月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给了日本有利的对华谈判地位—在围绕RCEP的私下磋商中，日本提出希望扩大汽车零部件等工业品出口，而中国则提出希望扩大蔬菜等农产品出口。
　　同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表示，要为RCEP磋商“尽量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此事不能再拖了”。
　　不过，同期举行的RCEP部长级会议上，印度却成了大麻烦。2017-2018财年，印度对华贸易赤字为631亿美元，占其全球贸易赤字的1/3。印度非常担心如果继续进行关税减让（目前印度-东盟自贸区免税产品仅覆盖双方贸易商品的79%），会对印度经济产生更大冲击，却不能交换到东盟为印度 IT人才走向海外提供方便，所以它在会上摆出不妥协姿態。
　　鉴于CPTPP只吸收了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中的11个，得以轻装上阵，而RCEP却试图纳入东亚峰会18个参会国中的16个，结果不堪重负，马来西亚和泰国早在2017年就提出，将印度和澳新剔除出RCEP，但遭到印尼反对。
　　就这样，RCEP达成协定的日期又被推到了2019年。在3月于暹粒举行的第七次部长级会议上，柬埔寨商务部长介绍说，RCEP谈判已完成90%的任务（截至2017年年底完成50%，截至2018年年底完成80%），还有一些关键点有待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于今年11月在泰国解决。
　　真能解决吗？泰国和韩国一度传出有意加入CPTPP，若变成现实，投向RCEP的政治资源将减少；而印度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诉求、日韩围绕下调关税的谈判，也构成RCEP的难题。反过来看，若RCEP成员同意在5—10年内去除九成以上产品的贸易壁垒，那么政策落地后，每年有可能使全球GDP提升0.2个百分点，RCEP所有成员的整体净收益或将是CPTPP的两倍。
　　RCEP兹事体大，从共同应对美国贸易压力出发，中日印三大国应当有所取舍，及时决断，配合东盟把RCEP谈判带到终点线。

中日韩FTA超车？

　　相比今年“疾步快进”的RCEP，2013年3月以来历经15轮谈判的中日韩FTA，前景又如何呢？
　　“虽然现在日本和韩国都保持对华贸易顺差，但中方愿意推进平等竞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的协定。”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闭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日韩FTA和RCEP，“哪个先达成中国都乐见”。 　　中日韩FTA真能“弯道超车”吗？商务部发言人高峰7月4日的表态，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他总结了“借力使力”的思路，表示目前中日韩三方商定将在RCEP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规则标准，提升域内的贸易自由化水平，最终打造一个“RCEP ”的自贸协定。
　　“RCEP ”的提法，在今年4月的第15轮中日韩FTA谈判中就有了。它并非指RCEP的成员国范围，而是针对贸易规则的标准。如果说CPTPP协定是FTA的2.0版，RCEP可能只是1.5版，而“RCEP ”标准，可以理解为介乎1.5版和2.0版之间。
　　日方对于贸易规则“高标准”的追求，客观上加大了协定达成的难度。“高标准”有利于日本打击跨国盗版、保护海外投资、实现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禁止要求公司在当地储存数据）。但是相关执法成本该如何分摊，贸易救济措施是否公平，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到哪一步，都是值得深究的。
　　殊为微妙的是，虽然三国地理毗邻便于贸易自由化，但日韩间的历史宿怨和岛屿之争，与两国间的军事、贸易摩擦相互激荡，对三国FTA协商构成干扰；而日韩作为美国盟友和农业保护主义者，也让中国难以全情投入三国FTA谈判。
　　更讽刺的是，韩国原本是中日之间的黏合剂，现在中日关系的恢复却快于中韩、日韩关系。而韩国若要改善与中、日关系，中日韩FTA却成了一个难得机会（因为日韩FTA事实上被搁置，中日FTA也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国FTA谈判的提速，得益于2015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断 3年后的重启。须知，21世纪的头10年，中、日、韩之所以“舍近求远”，分别与东盟达成FTA，正是因为三国长期获邀参与东盟系列峰会。甚至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本身（今年是该机制诞生20周年，中方任主席国），也是源于东盟与中日韩每年举行的“10 3”会议。
　　即便有了三边会晤机制，中日韩之间的政治互信也还不够。至今芥蒂未消的“萨德”风波，就肇始于中韩FTA生效后不到一年之际。而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的脆弱，可能随时逆转三边FTA谈判进程，甚至累及中韩FTA第二阶段谈判。在试图“弯道超车”时，中日韩FTA也要提防“翻车”风险。

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的脆弱，可能随时逆转三边FTA谈判进程，甚至累及中韩FTA第二阶段谈判。在试图“弯道超车”时，中日韩FTA也要提防“翻车”风险。

　　在谈成RCEP的基础上推进中日韩FTA，因此不失为一个积极稳妥的选择。如果说11国谈成CPTPP，某种程度上倒逼了16国加快谈成RCEP（不然其中一些国家会转而申请加入CPTPP），那么，RCEP的谈成也可以为中日韩FTA打下协商基础。
　　从未来新产业链的构建来看，中日韩“高标准”FTA的意义，可能比“1.5版FTA”RCEP更大。比如，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中，三国可发挥信息产业优势，在人工智能、5G网络、大数据等方面挖潜，充分利用中间品进出口关税归零所带来的产业布局机会。
　　从消费升级来看，中日韩的服务部门也面临着合作良机。2018年，中日韩的人均GDP分别达到9770美元、3.93万美元和3.14万美元，远高过6.5亿人的东盟和13亿人口的印度。三国可考虑在济州岛、崇明岛等设立离岸贸易中心，建设连通三国的海上铁路网，促进环保技术的市场化转让。
　　倘若中日韩牵手，GDP总量将超过欧盟，仅次于美国。2018年，三国间贸易额接近7200亿美元（中日近3200亿，中韩逾3100亿，日韩近900亿），虽然不及美墨加三国间超过1万亿美元的年贸易额，但超过了中国与欧盟或美国的双边贸易额，是日本与欧盟双边贸易额的几倍。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对三国FTA的态度转趋积极，也有防止被美国“吃定”的考虑。韩美于2012年签署FTA，约定3年内取消近95%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的关税。之后两国贸易额成倍增长，但美对韩逆差也迅速扩大。在特朗普政府胁迫下，韩国苦谈一年多，在FTA修订案中做出让步（如同意美国将皮卡车关税延长20年）。

寻常路之外

　　不管是否身不由己，中国已经大踏步走上缔结FTA这条“捷径”。
　　自从加入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经4次大范围降低关税—总水平由“入世”时的15.3%降至目前的7.5%，平均税率已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谋求降低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已經越发困难。
　　大道不通小路通，FTA遍地开花就是明证。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的列举，中国已签署的FTA（含升级版），涉及大块头的对象有东盟、韩国和澳大利亚，中等块头的对象有瑞士、新加坡、中国香港、巴基斯坦、秘鲁、新西兰，小经济体有哥斯达黎加、中国澳门、冰岛、格鲁吉亚、马尔代夫。
　　上述对象中，GDP在1万亿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只有韩国和澳大利亚。东盟10国加起来也就3万亿美元产值。它们都在未来RCEP的成员范围内。
　　而中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中，除了RCEP、中日韩FTA，以及与韩国、秘鲁、新西兰的后续协定，所涉对象GDP在500亿美元以上的还有：包括G20成员沙特在内的海合会，以及挪威、以色列、斯里兰卡、巴拿马4国。
　　至于中国正在“研究”的自贸协定，角色较重的对象就只有加拿大、瑞士（升级版）、哥伦比亚和孟加拉国。
　　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海合会，都不能与美国或欧盟这样的体量相提并论。也有学者建议，中国牵头打造“丝路自贸区”“上合自贸区”“中非自贸区”，但相关方案还很不成熟。要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跟上以欧盟、日本、韩国为代表的FTA大咖，中国还可以有哪些大手笔？
　　一个选择就是参与筹建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它依托于影响力广泛的亚太经合组织，相比CPTPP和RCEP更具包容性，一旦建成，体量巨大。问题主要在于，跨太平洋的认同感不如泛亚洲认同感强；在推进FTAAP时，各个经济体很难步调一致；亚太区域内多个特惠贸易协议交错，可能酿成关税税率适用上的混乱局面。 　　仔细研究亚太自贸区的准成员，与RCEP TPP相比，少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老挝，多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俄罗斯。TPP和RCEP各自只包含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FTAAP却有3个；如果美國对FTAAP冷眼旁观，可以说中国很难主导这么一个覆盖21个成员的自贸区。这也意味着关于亚太自贸区的政治宣言色彩浓厚，而实际动作有限。
　　从现实来看，自2006年提出 FTAAP倡议，到2010年发表“横滨宣言”，再到2014年在北京提出“路线图”，亚太自贸区“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面貌并未改观，渐渐地就成为官方口中的“最终方向”。

英国、印尼、哥伦比亚等国也传出有意加盟CPTPP，日本还想把美国再“拉回来”。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应该趁美国不在场的机会，尽早申请加入CPTPP。

　　除了作为“亚太经济一体化方向”的FTAAP，日本所主导的CPTPP今年启动扩容，也带给中国理论上的加入机会。实际上，英国、印尼、哥伦比亚等国也传出有意加盟CPTPP，日本还想把美国再“拉回来”。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应该趁美国不在场的机会，尽早申请加入CPTPP。
　　CPTPP将日本全部产品的逾95%撤销关税，将其他成员国99%品种撤销关税，零关税力度比RCEP大不少。不过，这个贸易联盟包括7个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不算特别大，而且除开与 RCEP重复的成员（日本、东南亚四国、澳新），只剩下美洲四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也就是说，一旦RCEP谈成，CPTPP对东亚国家的吸引力会逊色不少。
　　对中国来说，自己一国经济总量就超过CPTPP全部11国总和，那么，日本会甘心把“主场”转给中国吗？假如这不成问题，CPTPP的高标准又会为中国豁免多少呢？要知道，新成员的待遇可能不如创始成员。而尽管冻结了TPP协定中关于知识产权等内容的20项条款，CPTPP从框架上看依然是迄今最高标准的经贸自由机制，对数据流通和监督国企都有要求，中国会去适应吗？
　　“心有所定，御风而行。”中国不必一味追赶FTA潮流，但要能抓住风口，看准大势迎难而上，在某些普惠性的大型FTA中体现领导力，最终形成面向未来、以多个经济活跃地区为支撑、并获得重量级大国加持的自由贸易网络。这样，我们才不会在世界贸易变局中迷失方向，或是在西方集团排挤下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