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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百改制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厂长，从工贸中心衰落到“摩托之都”崛起，重庆30年改革的许多创举，使这座城市在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之前，就更早地尝到了经济体制变迁的酸甜苦辣。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而在此之前的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当时还隶属于四川省的重庆市比全国其他地方提早将近两年，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其实，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密集的城市，重庆的城市改革早在1978年就开始了。
国企改革的先锋
1978年，四川省首批17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试点单位中，就有重庆钢铁公司以及重庆百货商店(下称重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百改革，因为他几乎完整地经历了国营企业改革的所有阶段——“放权让利”，打破“铁饭碗”和“股份制”改造。
重百成立于1950年5月，位于重庆最繁华的地段解放碑八一路。1959年光荣出席全国群英会，被评为全国百面红旗之一。1974年，重百被原商业部列为全国十大百货商店。
肖诗新，现任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30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售货员。
据肖诗新回忆，30年前，重百也和重庆其他地方国企一样，吃的是国家“计划饭”。商场销售什么，由国家计划。职工是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资以工龄档次按月发放，干多干少一个样。
1978年11月，一份由重庆市经委批准，市一商局颁发的《关于在重庆百货商店扩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意见》的文件寄到了重百办公室。这份《意见》给了重百经营自主权，具体为重新核定利润指标、制定来年增产增收目标；同意重百在年终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奖金发给职工。
这一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主采购销售商品；在管理上重新设计了内部员工考核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职工收入构成中有了一栏新项目——奖金，多干多奖。
这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整整进行了10年。10年间，重百的销售利润翻了三番。1990年，重百被国家统计局列为全国26家综合效益最佳商店之一，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五一”劳动奖状先进集团。1992年，又被原商业部评为全国百家最大零售商店和全国百家最佳效益商店，成为西南地区惟一同时获得“双百”的商业企业。
1992年，重百又迎来了新一轮改革。此前，一些商业国企，比如北京西单学习西方企业模式，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进行股份制改造，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国企认购股权。当时所有权和经营权并不明晰，也有人担心这样改会使国企的钱进入私人腰包。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百进行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股权结构变为国有占35％，社会法人占40％，个人投资占25％。这一改革，让当时已担任经理的肖诗新认识到，他的官帽不再由政府职能部门任命，而是改由公司成立的董事会任命了。
1996年，重百上市。经过12年的发展，重百现已发展成为一家股份制的企业集团，现在的股价已是当初发行价的十几倍。
重庆红岩机器厂是重庆另一家在上世纪80年代名扬全国的国有企业。
1986年9月的一天，重庆红岩机器厂大门外的一则招聘启事引起路人的注意。启事称，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允许在市机械局所属红岩机器厂试行资产经营目标责任制，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厂长。
9月27日，公开竞聘如期举行。招聘现场有100多人观战，厂里通过闭路电视对招聘进行了直播。参加竞聘的有4个人，除了当时的红岩机器厂厂长许竟成、总经济师李建春外，另两个人是从外地赶来的。公开招聘分面试，笔试两部分，同时，评委根据竞聘者提供的目标承诺书，给竞聘者打标值成绩以及资格分。最终，许竟成胜出，成为红岩机器厂实行资产经营目标责任制的第一任厂长，任期5年。
这次招聘，打破了国企干部由上级任命的惯例，在全国开了先河。
许竟成在厂长位子上连任两届后退休，回到了上海老家。在此期间，红岩机器厂几经波折，最后发展到了资不抵债申请破产的境地。2003年底，红岩机器厂提交了破产预案，但由于有一笔2000多万元的外债没有还清，致使这个负债已高达160％多的企业无法破产。
直到去年，红岩机器厂(后改名重庆红岩内燃机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重组依然被重庆北涪区列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工贸中心的盛与衰
在重庆主城区南岸，有一个公交站名叫工贸。距站牌百把米远，有一栋曾经的重庆第一高楼，即工贸大厦。这座大厦见证了重庆工贸中心由盛而衰的历史。
1988年，工贸大厦开业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亲自剪彩。工贸这个站名，还是工贸大厦花了3万元从公交公司买来的。然而，现在的工贸大厦，仅有一人留守，他也不是原来工贸中心的人，只负责清理债务，处置职工信访等事务。
重庆工贸中心的过往辉煌，要回溯到1984年1月10日。这一天，重庆一商局利用朝天门商储公司的一幢仓库，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业品贸易中心。最初，百货，文化、纺织，针织服装，交电，五金、化工7个交易厅由一商局下属的7个工业品专业站(司)各自派员组成，实行开放批发，打破了原一，二，三级站的传统模式，厂商与经销商直接见面交易，当时工贸中心提出的口号是：人不分公私，地不分南北，谁都可以来买，谁都可以来卖。进场客户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议价，自由交易。现在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交易方式，但在当时，全国只有重庆工贸中心敢这么做。
全新的经营方式，使工贸中心受到交易者的热捧。重庆衬衫厂通过工贸中心先后引进新买主70余家；川棉一厂、热水瓶厂、洗涤剂厂和18家针织服装厂，也在工贸中心打开了销路；重庆油漆厂出现困难，工贸中心为油漆厂销售了近千吨的油漆，以至于油漆厂主动拿出两万元作为补贴送给了工贸中心……
从1984年到1986年，工贸中心先后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000余家工商企业设点，商品成交总额逾10亿元；组织全国性、地区性交易会20多次，成交总额逾4亿元；常年经营商品达3万余个。受重庆工贸中心的影响，后来所有大中城市都建立起了工贸中心，成为当时的一股风潮。
工贸中心迅速发展，朝天门有限的空间已无法容纳。重庆市规划局很快在南坪给工贸中心拨出一块土地，并在附近规划了酒店、停车场，公交站等配套设施，力图将该地段打造成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品贸易集散地。当时的国家商业部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技改资金900万元，还主持设计了工贸大厦。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座新大楼 却成为工贸中心这一历史产物的终结地。
工贸大厦在功能上主要是为大型交易会服务的，但其配套设施却无法满足交易会的需要，整个大厦只有4部电梯，每部容量仅20人。这样的运量，显然无法承载一个大型展览会，致使楼上19层的展厅功能难以发挥作用。而且，大厦周边的配套设施并没建起来，当时的南坪交通也不方便，工贸大厦似乎成了“孤岛”，发挥商业功能谈何容易。
尽管如此，到1990年，工贸中心每年还有200多万元利润。但是，随着改革的普及，工贸中心原先赖以成功的经验被所有批发企业效仿，很快失去了特色。2004年4月12日，工贸中心被迫改制。次年3月30日，职工全部分流。
只有工贸这个站名，成了记录那段辉煌的惟一印记。
军转民转出个“摩托之都”
重庆的军工企业有近百年的历史。经过抗日战争和三线建设，重庆成为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城市。改革开放前夕，重庆军工企业由于军品锐减，生产任务不饱和，企业经营出现困难。1978年7月，在全国兵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兵器工业部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战略方针，为兵工企业在和平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军工企业开始转型，并将民品生产的目标指向了摩托车。
1978年10月21日，国营嘉陵机器厂(下称嘉陵)党委书记孙寿彭在四川省国防工办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接受了四川省委交给的试制生产摩托车的任务。当年年底，孙寿彭到南斯拉夫一个军工企业考察摩托车生产线，后因对方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导致合作谈判失败。在此情形之下，嘉陵决心自主生产摩托车。
1979年4月底，嘉陵组建摩托车研究所，6月，完成对购买的本田样机的解体测绘工作，9月，解决试制样机所需金属材料……在一无技术，二无专用设备，三无原材料的情况下，嘉陵仅用四个半月的时间，就组装成功第一辆“争气车”——CJ50型摩托车(当时为熊猫牌，后改为“嘉陵”)。
1979年国庆节，5辆嘉陵CJ50型摩托车在天安门广场绕场骑行，引起轰动。国营嘉陵机器厂也是在这一年更名的，原厂名和所有军工厂一样，只是一个代号——国营第四五一厂。
摩托车上马后，嘉陵迅速扭亏为盈。有很长一段时间，“嘉陵”几乎成了摩托车的代名词。
1981年，嘉陵与日本本田进行了第一次接触。此后，双方共同确认了146项改造实施方案。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嘉陵也在产品国产化方面不断探索。1989年，JH70型车全部实现国产化，并成为嘉陵的拳头产品。
1987年11月，中国嘉陵工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88年8月在上交所公开发行5200万股社会公众股。
让人回味的是，作为一个从军工成功转为民品生产的企业，2007年10月，嘉陵生产的JH600BJ边三轮摩托车又进入军用车辆装备行列。该车是嘉陵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目前已形成批量生产能力。今年，嘉陵设计的8×8轻型全地域车也得到了军方的招标，预计年底推出正式项目样车，2010年完成设计定型，2011年投入量产。
“嘉陵”摩托车是首批“中国名牌产品”，“嘉陵”商标是中国摩托车行业第一块全国驰名商标，其品牌价值高达66.5亿元。如今的嘉陵已是一家集摩托车，特种装备，光学光电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成为中国摩托车行业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嘉陵用30年的时间，不仅实现了从“军转民”到“民进军”，军民融合互动的华丽转身，而且带动一个城市，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摩托之都”。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而在此之前的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当时还隶属于四川省的重庆市比全国其他地方提早将近两年，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其实，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密集的城市，重庆的城市改革早在1978年就开始了。
国企改革的先锋
1978年，四川省首批17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试点单位中，就有重庆钢铁公司以及重庆百货商店(下称重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百改革，因为他几乎完整地经历了国营企业改革的所有阶段——“放权让利”，打破“铁饭碗”和“股份制”改造。
重百成立于1950年5月，位于重庆最繁华的地段解放碑八一路。1959年光荣出席全国群英会，被评为全国百面红旗之一。1974年，重百被原商业部列为全国十大百货商店。
肖诗新，现任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30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售货员。
据肖诗新回忆，30年前，重百也和重庆其他地方国企一样，吃的是国家“计划饭”。商场销售什么，由国家计划。职工是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资以工龄档次按月发放，干多干少一个样。
1978年11月，一份由重庆市经委批准，市一商局颁发的《关于在重庆百货商店扩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意见》的文件寄到了重百办公室。这份《意见》给了重百经营自主权，具体为重新核定利润指标、制定来年增产增收目标；同意重百在年终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奖金发给职工。
这一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主采购销售商品；在管理上重新设计了内部员工考核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职工收入构成中有了一栏新项目——奖金，多干多奖。
这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整整进行了10年。10年间，重百的销售利润翻了三番。1990年，重百被国家统计局列为全国26家综合效益最佳商店之一，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五一”劳动奖状先进集团。1992年，又被原商业部评为全国百家最大零售商店和全国百家最佳效益商店，成为西南地区惟一同时获得“双百”的商业企业。
1992年，重百又迎来了新一轮改革。此前，一些商业国企，比如北京西单学习西方企业模式，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进行股份制改造，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国企认购股权。当时所有权和经营权并不明晰，也有人担心这样改会使国企的钱进入私人腰包。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百进行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股权结构变为国有占35％，社会法人占40％，个人投资占25％。这一改革，让当时已担任经理的肖诗新认识到，他的官帽不再由政府职能部门任命，而是改由公司成立的董事会任命了。
1996年，重百上市。经过12年的发展，重百现已发展成为一家股份制的企业集团，现在的股价已是当初发行价的十几倍。
重庆红岩机器厂是重庆另一家在上世纪80年代名扬全国的国有企业。
1986年9月的一天，重庆红岩机器厂大门外的一则招聘启事引起路人的注意。启事称，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允许在市机械局所属红岩机器厂试行资产经营目标责任制，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厂长。
9月27日，公开竞聘如期举行。招聘现场有100多人观战，厂里通过闭路电视对招聘进行了直播。参加竞聘的有4个人，除了当时的红岩机器厂厂长许竟成、总经济师李建春外，另两个人是从外地赶来的。公开招聘分面试，笔试两部分，同时，评委根据竞聘者提供的目标承诺书，给竞聘者打标值成绩以及资格分。最终，许竟成胜出，成为红岩机器厂实行资产经营目标责任制的第一任厂长，任期5年。
这次招聘，打破了国企干部由上级任命的惯例，在全国开了先河。
许竟成在厂长位子上连任两届后退休，回到了上海老家。在此期间，红岩机器厂几经波折，最后发展到了资不抵债申请破产的境地。2003年底，红岩机器厂提交了破产预案，但由于有一笔2000多万元的外债没有还清，致使这个负债已高达160％多的企业无法破产。
直到去年，红岩机器厂(后改名重庆红岩内燃机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重组依然被重庆北涪区列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工贸中心的盛与衰
在重庆主城区南岸，有一个公交站名叫工贸。距站牌百把米远，有一栋曾经的重庆第一高楼，即工贸大厦。这座大厦见证了重庆工贸中心由盛而衰的历史。
1988年，工贸大厦开业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亲自剪彩。工贸这个站名，还是工贸大厦花了3万元从公交公司买来的。然而，现在的工贸大厦，仅有一人留守，他也不是原来工贸中心的人，只负责清理债务，处置职工信访等事务。
重庆工贸中心的过往辉煌，要回溯到1984年1月10日。这一天，重庆一商局利用朝天门商储公司的一幢仓库，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业品贸易中心。最初，百货，文化、纺织，针织服装，交电，五金、化工7个交易厅由一商局下属的7个工业品专业站(司)各自派员组成，实行开放批发，打破了原一，二，三级站的传统模式，厂商与经销商直接见面交易，当时工贸中心提出的口号是：人不分公私，地不分南北，谁都可以来买，谁都可以来卖。进场客户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议价，自由交易。现在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交易方式，但在当时，全国只有重庆工贸中心敢这么做。
全新的经营方式，使工贸中心受到交易者的热捧。重庆衬衫厂通过工贸中心先后引进新买主70余家；川棉一厂、热水瓶厂、洗涤剂厂和18家针织服装厂，也在工贸中心打开了销路；重庆油漆厂出现困难，工贸中心为油漆厂销售了近千吨的油漆，以至于油漆厂主动拿出两万元作为补贴送给了工贸中心……
从1984年到1986年，工贸中心先后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000余家工商企业设点，商品成交总额逾10亿元；组织全国性、地区性交易会20多次，成交总额逾4亿元；常年经营商品达3万余个。受重庆工贸中心的影响，后来所有大中城市都建立起了工贸中心，成为当时的一股风潮。
工贸中心迅速发展，朝天门有限的空间已无法容纳。重庆市规划局很快在南坪给工贸中心拨出一块土地，并在附近规划了酒店、停车场，公交站等配套设施，力图将该地段打造成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品贸易集散地。当时的国家商业部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技改资金900万元，还主持设计了工贸大厦。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座新大楼 却成为工贸中心这一历史产物的终结地。
工贸大厦在功能上主要是为大型交易会服务的，但其配套设施却无法满足交易会的需要，整个大厦只有4部电梯，每部容量仅20人。这样的运量，显然无法承载一个大型展览会，致使楼上19层的展厅功能难以发挥作用。而且，大厦周边的配套设施并没建起来，当时的南坪交通也不方便，工贸大厦似乎成了“孤岛”，发挥商业功能谈何容易。
尽管如此，到1990年，工贸中心每年还有200多万元利润。但是，随着改革的普及，工贸中心原先赖以成功的经验被所有批发企业效仿，很快失去了特色。2004年4月12日，工贸中心被迫改制。次年3月30日，职工全部分流。
只有工贸这个站名，成了记录那段辉煌的惟一印记。
军转民转出个“摩托之都”
重庆的军工企业有近百年的历史。经过抗日战争和三线建设，重庆成为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城市。改革开放前夕，重庆军工企业由于军品锐减，生产任务不饱和，企业经营出现困难。1978年7月，在全国兵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兵器工业部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战略方针，为兵工企业在和平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军工企业开始转型，并将民品生产的目标指向了摩托车。
1978年10月21日，国营嘉陵机器厂(下称嘉陵)党委书记孙寿彭在四川省国防工办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接受了四川省委交给的试制生产摩托车的任务。当年年底，孙寿彭到南斯拉夫一个军工企业考察摩托车生产线，后因对方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导致合作谈判失败。在此情形之下，嘉陵决心自主生产摩托车。
1979年4月底，嘉陵组建摩托车研究所，6月，完成对购买的本田样机的解体测绘工作，9月，解决试制样机所需金属材料……在一无技术，二无专用设备，三无原材料的情况下，嘉陵仅用四个半月的时间，就组装成功第一辆“争气车”——CJ50型摩托车(当时为熊猫牌，后改为“嘉陵”)。
1979年国庆节，5辆嘉陵CJ50型摩托车在天安门广场绕场骑行，引起轰动。国营嘉陵机器厂也是在这一年更名的，原厂名和所有军工厂一样，只是一个代号——国营第四五一厂。
摩托车上马后，嘉陵迅速扭亏为盈。有很长一段时间，“嘉陵”几乎成了摩托车的代名词。
1981年，嘉陵与日本本田进行了第一次接触。此后，双方共同确认了146项改造实施方案。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嘉陵也在产品国产化方面不断探索。1989年，JH70型车全部实现国产化，并成为嘉陵的拳头产品。
1987年11月，中国嘉陵工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88年8月在上交所公开发行5200万股社会公众股。
让人回味的是，作为一个从军工成功转为民品生产的企业，2007年10月，嘉陵生产的JH600BJ边三轮摩托车又进入军用车辆装备行列。该车是嘉陵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目前已形成批量生产能力。今年，嘉陵设计的8×8轻型全地域车也得到了军方的招标，预计年底推出正式项目样车，2010年完成设计定型，2011年投入量产。
“嘉陵”摩托车是首批“中国名牌产品”，“嘉陵”商标是中国摩托车行业第一块全国驰名商标，其品牌价值高达66.5亿元。如今的嘉陵已是一家集摩托车，特种装备，光学光电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成为中国摩托车行业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嘉陵用30年的时间，不仅实现了从“军转民”到“民进军”，军民融合互动的华丽转身，而且带动一个城市，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摩托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