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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被喻为明代第一流人物。
16世纪初，王阳明所创立的学说不仅广布于中国十余省，而且还传播到日、韩等国，并被输入国文化所消化，形成了域外阳明学派。阳明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对周边国家产生过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学说之一。因此，王阳明及其学说不仅属于浙江，属于中国，亦属于东亚，是整个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庵桂悟、中江藤树与日本阳明学
了庵桂悟（1425—1514年），日本伊势（三重县）岩内人，室町时代临济宗圣一派禅师，法号桂悟，以“了庵”为道号。桂悟游学各寺，除《大慧书》等佛经外，还遍学《庄子》《周易》《诗经》《四书》等，学问渊博，公卿、学者归依者众多。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日本遣明使因内部纠纷在宁波府发生街战，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任命了庵桂悟为遣明正使，于正德六年（1511年）出使宁波，九月在鄞江登陆。了庵桂悟在北京受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接见。武宗对了庵桂悟的才德给予高度的评价，诏赐金祠袈裟，敕往阿育王寺，招请为阿育王寺住持。
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的一段友情正是其主持阿育王寺之时。正德八年（1513年）春天，41岁的王阳明从南京刑部主事调任为南京太仆少卿，衣锦还乡。其间，率友人、学生入四明山游览，沿途随景点化学生，取道宁波回余姚。阳明与了庵相逢于鄞江岸边，得以深谈。了庵所学儒学为朱子理学，朱子理学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影响甚广，被认为傳统正脉。然而，通过与王阳明的交谈，了庵眼界大开，几乎与朱子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理论，“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及其阐述，让他感受到变革时代思想重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两人虽然年龄相距四十有余，却因谈心悟道成为忘年之交。当年五月，听到了庵和尚即将回日本，王阳明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此序没有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却为师蛮《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邻交征书》、斋藤《拙堂文话》等日本典籍所记载。赠序真迹本藏于山田祠官正阜人家，后辗转流传，今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
这段佳话，被看作是日本与阳明学接触之开始，也可算作日本阳明学派的渊源。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年）。中江藤树早年也信奉朱子学，后来受到王阳明的弟子王畿所著《王龙溪语录》以及《阳明全集》等书的影响逐渐转向阳明学。1622年，他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中江藤树的著作主要包括《翁问答》五卷、《孝经启蒙》一卷、《论语乡党传》三卷、《大学解》一卷、《中庸解》一卷等。中江藤树虽未重复王阳明“心即理”观点，但他与王阳明一样认为“心”是本体，是天地和万物的本源，把“心”的作用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江藤树之后，熊泽蕃山等学者继续传扬阳明学说。他们反对林罗山等理学家将礼仪法度视为绝对原则，认为礼仪法度是圣人依据“时处位”而制定，均应通过“心”的检验而决定其取舍、是非。这些观点所包含的反体制精神，随着江户时代后期幕藩体制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影响越来越大。阳明学者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更是直言对现存体制的批判。阳明学说“知行合一”的合理因素与敢作敢为、言在必行的日本民族性结合起来，最终引发倒幕运动。明治政府建立后，推行维新变法，日本由此摆脱封建落后状况，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代维新人物中，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倒幕魁首西乡隆盛、日本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等，均深受阳明学说影响；而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一生伏首拜阳明”，一直佩戴在身上。梁启超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李退溪、郑霞谷与朝鲜阳明学
阳明学说在王阳明逝世后传入朝鲜，不过朝鲜人认识王阳明却经历了一个由反而正的过程。
王学否定者的理论在朝鲜的传播要远早于王学本身。最早引入王阳明的是李退溪（1502—1571年），其创立的退溪学派以朱熹哲学为宗，排斥佛教与阳明心学。李退溪说：“陈白沙、王阳明之学，皆出于象山，而以本心为宗，盖皆禅学也。然白沙犹未纯为禅，而有近于吾学。……至如阳明者，学术颇忒其心，强狠自用。其辯张惶震耀，使人眩惑而丧其所守。贼仁义，乱天下，未必非此人也。”他的作品是《传习录论辩》。
1593年，《传习录》在朝鲜刊刻，晚于中国初刻《传习录》上卷75年。一部分朝鲜民间学者开始接受阳明学说，如南彦经（1528—1574年）、李瑶（生卒年不详）、许筠（1569—1618年）、张维（1587—1638年）、崔鸣吉（1586—1647年）等，但影响力极为有限，相关著述也大都未留存下来；许多关于阳明学说的销毁或丢弃，与学者后人为免受统治者严惩，保全性命有关。郑霞谷（1649—1736）可谓是一个例外。郑霞谷，名齐斗，字士仰。史料记载，他“聪明强记，博极群书，自弱冠后数年，便谢公车业，杜户不出，但以看书为自娱”。霞谷学问有三个时期，40岁之前为朱学转向阳明学时期，41岁至60岁为阳明学时期，61岁至88岁为内王外朱时期。其代表作有《学辩》《存言》。《学辩》是为阳明学的正当性辩护，并批评了朱子学的支离性；而《存言》则是在阳明学的立场上构建了他的心性学体系。为躲避政治上的排挤，霞谷居于家乡江华岛，专心从事阳明学的研究。因其思想被视为异端，故其著作《霞谷集》直到1930年才得以出版。
朝鲜民族启蒙思想之前兆的实学派学者也吸收了阳明学说中的实用性因子。当时及后来的实学思潮主要有三大流派，除以朴齐家为核心的北学派，以李瀷、丁若镛为代表的星湖学派外，还有就是与江华学派有着渊源关系的朴殷植代表的近代实学思潮。朴殷植在40岁之前还是传统的朱子学者，后受中国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把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与阳明学相结合，开展了救亡启蒙运动。
阳明心学与东亚文化的发展
反观历史，自然经济趋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萌芽的封建后期，东亚诸国先后萌动思想变革的大潮，阳明学成为应时而生的哲学思想。阳明学在各国都经历了波折与困顿，与朱子学的抗争过程极为相似；实际是主张思想解放的新兴阶层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在学术上的反映。但因历史环境的区别，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阳明学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向世俗化的普世主义；尤其在浙东区域，形成了浙东史学，以及推进中国近代化的草根商帮“宁波帮”。
在日本，阳明学使儒学从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解放出来，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最终以学问化加功利化，推动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而在朝鲜，阳明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在民间艰难传布。日本阳明学者最终作为社会思想变革的主导者而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国阳明学者走向分化，一极走向脱离现实的空疏主义，一极走向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主义，而后者在明末与清末发出积极的声音。朝鲜阳明学者基本上成了社会变革的旁观者和辅助力量。近代之后，情形有所变化，三国学者都继承和发扬了阳明学说中的自由精神和平等意识以及事业心，摒弃了阳明学中“枯禅”元素，这种情形在近代日、朝两国相对更为明显。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毛思洁
16世纪初，王阳明所创立的学说不仅广布于中国十余省，而且还传播到日、韩等国，并被输入国文化所消化，形成了域外阳明学派。阳明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对周边国家产生过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学说之一。因此，王阳明及其学说不仅属于浙江，属于中国，亦属于东亚，是整个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庵桂悟、中江藤树与日本阳明学
了庵桂悟（1425—1514年），日本伊势（三重县）岩内人，室町时代临济宗圣一派禅师，法号桂悟，以“了庵”为道号。桂悟游学各寺，除《大慧书》等佛经外，还遍学《庄子》《周易》《诗经》《四书》等，学问渊博，公卿、学者归依者众多。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日本遣明使因内部纠纷在宁波府发生街战，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任命了庵桂悟为遣明正使，于正德六年（1511年）出使宁波，九月在鄞江登陆。了庵桂悟在北京受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接见。武宗对了庵桂悟的才德给予高度的评价，诏赐金祠袈裟，敕往阿育王寺，招请为阿育王寺住持。
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的一段友情正是其主持阿育王寺之时。正德八年（1513年）春天，41岁的王阳明从南京刑部主事调任为南京太仆少卿，衣锦还乡。其间，率友人、学生入四明山游览，沿途随景点化学生，取道宁波回余姚。阳明与了庵相逢于鄞江岸边，得以深谈。了庵所学儒学为朱子理学，朱子理学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影响甚广，被认为傳统正脉。然而，通过与王阳明的交谈，了庵眼界大开，几乎与朱子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理论，“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及其阐述，让他感受到变革时代思想重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两人虽然年龄相距四十有余，却因谈心悟道成为忘年之交。当年五月，听到了庵和尚即将回日本，王阳明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此序没有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却为师蛮《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邻交征书》、斋藤《拙堂文话》等日本典籍所记载。赠序真迹本藏于山田祠官正阜人家，后辗转流传，今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
这段佳话，被看作是日本与阳明学接触之开始，也可算作日本阳明学派的渊源。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年）。中江藤树早年也信奉朱子学，后来受到王阳明的弟子王畿所著《王龙溪语录》以及《阳明全集》等书的影响逐渐转向阳明学。1622年，他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中江藤树的著作主要包括《翁问答》五卷、《孝经启蒙》一卷、《论语乡党传》三卷、《大学解》一卷、《中庸解》一卷等。中江藤树虽未重复王阳明“心即理”观点，但他与王阳明一样认为“心”是本体，是天地和万物的本源，把“心”的作用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江藤树之后，熊泽蕃山等学者继续传扬阳明学说。他们反对林罗山等理学家将礼仪法度视为绝对原则，认为礼仪法度是圣人依据“时处位”而制定，均应通过“心”的检验而决定其取舍、是非。这些观点所包含的反体制精神，随着江户时代后期幕藩体制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影响越来越大。阳明学者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更是直言对现存体制的批判。阳明学说“知行合一”的合理因素与敢作敢为、言在必行的日本民族性结合起来，最终引发倒幕运动。明治政府建立后，推行维新变法，日本由此摆脱封建落后状况，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代维新人物中，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倒幕魁首西乡隆盛、日本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等，均深受阳明学说影响；而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一生伏首拜阳明”，一直佩戴在身上。梁启超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李退溪、郑霞谷与朝鲜阳明学
阳明学说在王阳明逝世后传入朝鲜，不过朝鲜人认识王阳明却经历了一个由反而正的过程。
王学否定者的理论在朝鲜的传播要远早于王学本身。最早引入王阳明的是李退溪（1502—1571年），其创立的退溪学派以朱熹哲学为宗，排斥佛教与阳明心学。李退溪说：“陈白沙、王阳明之学，皆出于象山，而以本心为宗，盖皆禅学也。然白沙犹未纯为禅，而有近于吾学。……至如阳明者，学术颇忒其心，强狠自用。其辯张惶震耀，使人眩惑而丧其所守。贼仁义，乱天下，未必非此人也。”他的作品是《传习录论辩》。
1593年，《传习录》在朝鲜刊刻，晚于中国初刻《传习录》上卷75年。一部分朝鲜民间学者开始接受阳明学说，如南彦经（1528—1574年）、李瑶（生卒年不详）、许筠（1569—1618年）、张维（1587—1638年）、崔鸣吉（1586—1647年）等，但影响力极为有限，相关著述也大都未留存下来；许多关于阳明学说的销毁或丢弃，与学者后人为免受统治者严惩，保全性命有关。郑霞谷（1649—1736）可谓是一个例外。郑霞谷，名齐斗，字士仰。史料记载，他“聪明强记，博极群书，自弱冠后数年，便谢公车业，杜户不出，但以看书为自娱”。霞谷学问有三个时期，40岁之前为朱学转向阳明学时期，41岁至60岁为阳明学时期，61岁至88岁为内王外朱时期。其代表作有《学辩》《存言》。《学辩》是为阳明学的正当性辩护，并批评了朱子学的支离性；而《存言》则是在阳明学的立场上构建了他的心性学体系。为躲避政治上的排挤，霞谷居于家乡江华岛，专心从事阳明学的研究。因其思想被视为异端，故其著作《霞谷集》直到1930年才得以出版。
朝鲜民族启蒙思想之前兆的实学派学者也吸收了阳明学说中的实用性因子。当时及后来的实学思潮主要有三大流派，除以朴齐家为核心的北学派，以李瀷、丁若镛为代表的星湖学派外，还有就是与江华学派有着渊源关系的朴殷植代表的近代实学思潮。朴殷植在40岁之前还是传统的朱子学者，后受中国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把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与阳明学相结合，开展了救亡启蒙运动。
阳明心学与东亚文化的发展
反观历史，自然经济趋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萌芽的封建后期，东亚诸国先后萌动思想变革的大潮，阳明学成为应时而生的哲学思想。阳明学在各国都经历了波折与困顿，与朱子学的抗争过程极为相似；实际是主张思想解放的新兴阶层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在学术上的反映。但因历史环境的区别，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阳明学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向世俗化的普世主义；尤其在浙东区域，形成了浙东史学，以及推进中国近代化的草根商帮“宁波帮”。
在日本，阳明学使儒学从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解放出来，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最终以学问化加功利化，推动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而在朝鲜，阳明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在民间艰难传布。日本阳明学者最终作为社会思想变革的主导者而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国阳明学者走向分化，一极走向脱离现实的空疏主义，一极走向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主义，而后者在明末与清末发出积极的声音。朝鲜阳明学者基本上成了社会变革的旁观者和辅助力量。近代之后，情形有所变化，三国学者都继承和发扬了阳明学说中的自由精神和平等意识以及事业心，摒弃了阳明学中“枯禅”元素，这种情形在近代日、朝两国相对更为明显。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毛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