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们说，宇文所安是“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也许冥冥中早已注定，那是14岁时的一天，他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读到了这样忧郁的诗句：“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一下子，宇文所安就被这首李贺的《苏小小墓》吸引住了，好像打开了神话中的宝盒，宝盒中的一切都让他为之着迷：喜欢唐朝，喜欢南朝，喜欢石头，喜欢吃中国菜……生命中某种神秘的中国情结突然爆发，也许，他前世是中国的一位诗人，才有今生与中国的缘。
于是，原名斯蒂芬·欧文的纯种老外，以宇文为姓，以《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的“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名，一头扎进古籍书海之中。1972年，宇文所安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迄今已43年。真是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除了到大学演讲之外，他从不浪费一分一秒，《初唐诗》、《盛唐诗》、《迷楼》、《追忆》、《他山的石头记》……一本本代表作就这样出炉。
左：《金瓶梅》插图
右：光绪己卯刊本《陶渊明文集》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度，宇文所安浸淫日久，内功深厚。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遥远、神秘，留下了瑰丽悠远的文字。宇文所安研究物理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没有子承父业，却毅然走上了这样一条艰苦卓绝的学术之路。如今，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科南德特级教授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的他已名满天下，其代价就是他的胡子和头发都已花白。看着他抽着烟斗怡然自得的样子，这代价，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幸福和愉悦。他研究汉魏和唐代的诗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也对北宋的一个价值转向——“快乐”与“拥有”的关系——感兴趣。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与“快樂”的关系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但可惜一直没有学者加以重视，宇文所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以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为中心文本，对比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并辅以《论语》、《孟子》、《庄子》等经典文本，将中国古人的快乐之道娓娓道来。
三联书店重新出版的这套“宇文所安作品系列”囊括了宇文所安最重要的代表作，作为海外汉学的杰出代表，宇文所安的杀手锏就是跨文化。方法论上是如此，身在美国，研究汉学，他的人生，何尝不是跨文化“互文性”的体现。还不够？再娶一位中国女诗人为妻。宇文所安和田晓菲（嫁夫从夫之后，她还有个名字叫宇文秋水），堪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模范夫妻。
一个是早已扬名海内外的著名美国汉学家，一个是中国的才女，少年成名，考入哈佛大学在异国他乡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迷恋于《金瓶梅》、陶渊明和萨福，最终不仅学业有成，而且收获了与宇文所安的忘年爱情——两人的年龄相差25岁。
两段传奇。
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现在都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室里，从西方观看东方。这是一种视角，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也没有教育传统的负累，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以考证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另辟蹊径，大开大合，成就另一番天地。
宇文所安：
文学不能总是布道
《新民周刊》：《初唐诗》中关于地域对陈子昂诗歌的影响的论述很有趣，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在京城外的陈子昂们的写作是对都城中心主义的一种反驳？
左：西方汉学大师宇文所安
右：才女田晓菲教授
宇文所安：是这样，但同时他也是在宣称自己的价值。如果权力阶层总是赏识和奖励像他这样的人，他就会转而拥护都城文化了。
《新民周刊》：京城诗的代表王维受佛教很深的影响，他对时代诗歌主流的影响是否也有佛教的很大因素？
宇文所安：王维的佛教影响是到后代才被强调的，在唐代，他可能更多地被视为诗艺的典范，与写作具有“自制力”的典范。
《新民周刊》：你的妻子田晓菲女士对陶渊明手抄本的研究，发现王维等人的京城诗对陶渊明诗歌传统的发现与继承是建立在陶渊明原著基础上的，还是在一种改写的基础上？
宇文所安：在王维的时代，陶渊明还没有获得文学巨人的地位，他只不过是众多具有吸引力的六朝诗人之一。同时，这也是手抄本文化的时代。如田晓菲在其书中所言，在手抄本文化时代不存在“原著”和“改写”的问题。
《新民周刊》：对于道教徒李白来说，他的很多写作就是游侠思想和道教羽化飞仙思想的产物，地域似乎对他的影响也不是太大，你怎么看？
宇文所安：李白喜欢任何具有“风流”意味的形象，游侠和羽化飞仙是其中之一。和陈子昂不同，李白没有把自己放在某一个地方传统里。他在一生的不同时刻声称自己来自不同的地域，我们可以说他“发明”了自己和自己的来历。
《新民周刊》：唐诗、宋词和元曲都与歌妓、娼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妓女史上，统称为诗歌的这种文学样式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反过来问，在中国诗歌史上，统称为妓女的这个群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诗与欲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吗？
宇文所安：就这个问题，针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情境，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唐诗多以伎乐为主题，但这种伎乐是官方定制，和后人心目中的“娼妓”截然不同。人的欲望有很多种，唐代诗人最经常感到的欲望是社会性的，比如说讨好上司或前辈，或者在朋友面前呈现一种风流面目。
《新民周刊》：你说《迷楼》的写作其目的在于“严肃的游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人的诗词唱和，乃至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游戏一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功能，只是到了近代，梁启超、胡适、鲁迅之后，文学的承载意义才被放大。你是否认同我的观点？
于是，原名斯蒂芬·欧文的纯种老外，以宇文为姓，以《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的“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名，一头扎进古籍书海之中。1972年，宇文所安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迄今已43年。真是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除了到大学演讲之外，他从不浪费一分一秒，《初唐诗》、《盛唐诗》、《迷楼》、《追忆》、《他山的石头记》……一本本代表作就这样出炉。
右：光绪己卯刊本《陶渊明文集》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度，宇文所安浸淫日久，内功深厚。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遥远、神秘，留下了瑰丽悠远的文字。宇文所安研究物理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没有子承父业，却毅然走上了这样一条艰苦卓绝的学术之路。如今，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科南德特级教授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的他已名满天下，其代价就是他的胡子和头发都已花白。看着他抽着烟斗怡然自得的样子，这代价，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幸福和愉悦。他研究汉魏和唐代的诗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也对北宋的一个价值转向——“快乐”与“拥有”的关系——感兴趣。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与“快樂”的关系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但可惜一直没有学者加以重视，宇文所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以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为中心文本，对比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并辅以《论语》、《孟子》、《庄子》等经典文本，将中国古人的快乐之道娓娓道来。
三联书店重新出版的这套“宇文所安作品系列”囊括了宇文所安最重要的代表作，作为海外汉学的杰出代表，宇文所安的杀手锏就是跨文化。方法论上是如此，身在美国，研究汉学，他的人生，何尝不是跨文化“互文性”的体现。还不够？再娶一位中国女诗人为妻。宇文所安和田晓菲（嫁夫从夫之后，她还有个名字叫宇文秋水），堪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模范夫妻。
一个是早已扬名海内外的著名美国汉学家，一个是中国的才女，少年成名，考入哈佛大学在异国他乡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迷恋于《金瓶梅》、陶渊明和萨福，最终不仅学业有成，而且收获了与宇文所安的忘年爱情——两人的年龄相差25岁。
两段传奇。
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现在都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室里，从西方观看东方。这是一种视角，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也没有教育传统的负累，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以考证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另辟蹊径，大开大合，成就另一番天地。
宇文所安：
文学不能总是布道
《新民周刊》：《初唐诗》中关于地域对陈子昂诗歌的影响的论述很有趣，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在京城外的陈子昂们的写作是对都城中心主义的一种反驳？
右：才女田晓菲教授
宇文所安：是这样，但同时他也是在宣称自己的价值。如果权力阶层总是赏识和奖励像他这样的人，他就会转而拥护都城文化了。
《新民周刊》：京城诗的代表王维受佛教很深的影响，他对时代诗歌主流的影响是否也有佛教的很大因素？
宇文所安：王维的佛教影响是到后代才被强调的，在唐代，他可能更多地被视为诗艺的典范，与写作具有“自制力”的典范。
《新民周刊》：你的妻子田晓菲女士对陶渊明手抄本的研究，发现王维等人的京城诗对陶渊明诗歌传统的发现与继承是建立在陶渊明原著基础上的，还是在一种改写的基础上？
宇文所安：在王维的时代，陶渊明还没有获得文学巨人的地位，他只不过是众多具有吸引力的六朝诗人之一。同时，这也是手抄本文化的时代。如田晓菲在其书中所言，在手抄本文化时代不存在“原著”和“改写”的问题。
《新民周刊》：对于道教徒李白来说，他的很多写作就是游侠思想和道教羽化飞仙思想的产物，地域似乎对他的影响也不是太大，你怎么看？
宇文所安：李白喜欢任何具有“风流”意味的形象，游侠和羽化飞仙是其中之一。和陈子昂不同，李白没有把自己放在某一个地方传统里。他在一生的不同时刻声称自己来自不同的地域，我们可以说他“发明”了自己和自己的来历。
《新民周刊》：唐诗、宋词和元曲都与歌妓、娼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妓女史上，统称为诗歌的这种文学样式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反过来问，在中国诗歌史上，统称为妓女的这个群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诗与欲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吗？
宇文所安：就这个问题，针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情境，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唐诗多以伎乐为主题，但这种伎乐是官方定制，和后人心目中的“娼妓”截然不同。人的欲望有很多种，唐代诗人最经常感到的欲望是社会性的，比如说讨好上司或前辈，或者在朋友面前呈现一种风流面目。
《新民周刊》：你说《迷楼》的写作其目的在于“严肃的游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人的诗词唱和，乃至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游戏一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功能，只是到了近代，梁启超、胡适、鲁迅之后，文学的承载意义才被放大。你是否认同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