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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移动性逐渐成为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对移动的强调意味着打破对社会的固着性考察，以一种动态的视野重新串联起各种关系、物质、符号、情感的社会性构成，从而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移动样态。为此，本刊就什么是移动性理论、如何理解移动性理论的思想脉络、如何开展与移动性相关的研究等问题对戴宇辰老师进行了采访。
记者：近年来，移动性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那么，什么是移动性，移动性和流动性这二者在概念上有何不同？我们又该如何区分呢？
戴宇辰：流动性和移动性表达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涵，从英文语境中这两者的词根就能窥见一二。移动性（mobility）的词根来源是move，有移动、运动、位移之意;而流动性（liquidity）的词根来源是liquid，有液态的、流动的之意。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齐格蒙特·鲍曼用流动性一词来表达相对于现代性之固态特质的时空软化、规制解除、权力偏移的社会形态;而移动性则并未涉及这种对于固态的现代性的对比和转变。
具体而言，移动性研究是对于主体运动和移动过程（movement）的研究，并且强调的是这种移动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的意涵。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需要给予这种“移动转向”（the mobility turn）更多的关注。当现代性介入到都市生活中时，许多移动的过程（movement）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简单物理意义上的移动，而是成为了一个意义的塑造和生产的过程，并由此表达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意涵。移动性研究的核心在于“将社会关系放置于移动之中，将不同的移动手段与通过远距离传播而形成的多样化社会经验联结起来”。
记者：在您看來，该如何理解这种新闻传播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移动转向”？如何去梳理移动性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脉络？梳理这种“移动转向”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戴宇辰：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欧陆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发生了这种“移动转向”（the mobility turn），展开而言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移动转向”打破以往研究中的“定着性思维”（sedentary thinking）。在定居主义看来，只有节点才是具有意义的，而移动路线只是穿越无意义空间及通往节点地方之神圣性的方法。相反，移动性研究聚焦于主体如何完成在节点之间的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经济的意涵。因此，我们需要从定居主义的“定着性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一个运动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第二，“移动转向”带来了对象的动态分析视角。我们在人文地理学、新闻传播学中都会强调“地方性”“认同感”等概念。但在移动性转向看来，地方和有意义的活动，其实是沿着流动网络和移动性，通过各种短暂的实践建构起来的。因而，需要有一个动态的思维，这也是与打破“定着性思维”一脉相承的。
第三，“移动转向”开拓了一种去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的视野。在移动性的视角下，当我们不再关注固定的节点，而是关注节点之间的移动过程的话，便不存在全球与地方的差异、整体与局部的差异、内部与外部的差异。
第四，“移动转向”关注移动生成的物质性基础。传播活动即是一种移动性的过程，它不在于在节点移动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关注在节点之间的传播过程是如何达成的。因而，移动性生产的物质性基础，比如媒介、网络、铁路、公路、交通，这些构成movement得以生成的可能条件。
第五，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移动性的权力进行批判。为何乡村农民，就没有城市的白领这种高强度、高频率、高倾向性的移动呢？这主要体现在移动能力（movement ability）上的差异。而这种移动能力的差异、移动能力分配的不平衡，带来的便是政治、经济乃至阶层上的差异。
记者：对于移动性研究而言，当下的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哪些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
戴宇辰：“新移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主要区分了五种与移动性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别为： “身体旅行”（corporal travel）、 “物理位移”（physical movement）、 “想象旅行”（imaginative travel）、 “虚拟旅行”（virtual travel）、 “传播旅行”（communicative travel）。身体的、物品的、想象的、虚拟的、传播的，这五个领域构成了“新移动范式”。若通过移动性视角进入，我们所熟悉的传播现象可以得到新的解释，这些看似寻常的现象又被阐释出新的意义。
分别展开而言，“身体旅行”研究的是工作、生活、休闲、社交、移民中身体移动是如何建构不同的“时空情态”（time-space modality）。相关研究主题不乏旅游者、通勤者、移民者等等。就拿本雅明的都市生活中的“闲逛者”为例，闲逛这一行为就不具备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固着性，而是一种即兴、随性的移动过程，由闲逛这一实践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便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的。
“物理位移”指的是流通的各种商品、货物是如何转变人们的空间、居住的社会意义。“物理位移”更多关注的是商品、货物的流动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2020年有学者以物质性视角研究了生活垃圾，探讨北京市的生活垃圾是如何在周边地区流动，并分析其中所构建的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社会意涵。除此之外，相关研究主题不乏货运、跨国污染、二手市场的技术怀旧型商品等。
“想象旅行”研究的是各种媒介表征、幻想、交流所呈现的时-空想象及其文化内涵。相关研究在艺术学、电影研究、文艺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更为丰富，比如有学者对艺术、影视片、电视节目等展开了研究，并关注其中经由媒介表征所呈现出的想象性的、虚拟性的符号所构建的意义。 而“虚拟旅行”就与新闻传播学在赛博时代的媒介研究高度相关，指的是在虚拟环境中的行为如何改变现实行动，转换时空意义，超越物理界限。相关研究主题不乏网络游戏、信息流动、线上背包客、监视科技等。近期学界有不少对饿了么骑手、外卖小哥的研究成果。这也符合了移动性研究的主题，即虚拟数据汇聚如何规制和管控我们的现实肉身，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移動产生影响。虽然在身体上骑手正在进行物理意义上的移动，但在效率优先的算法规制下，骑手的身体不再属于骑手本身，而是与算法高度绑定。骑手也不再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而是成为了机器和算法的附属物，他的移动路线都是由算法和数据预先规定的。
最后一种研究主题“传播旅行”，指的是人际之间通过具身性行为、文本、符号、电子媒介所形成的交流通路。相关研究不乏音乐、舞蹈等线下的、面对面的、具身性的活动所形成的传播行为。
记者：除了理论框架、研究主题之外，研究方法也是一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与移动性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
戴宇辰：首先就是质性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参与式观察、访谈、民族志，都是非常符合移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移动性研究中，“时空日志”（time-space diary）就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比方说，在做关于通勤问题的研究时，可以在固定的时段记录下有关的时间和空间的体验。第三就是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的研究，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虚拟空间中某个网络论坛时，便可以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刘海龙老师对于“帝吧出征”事件的研究。最近有一些国内研究采用了一种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称为“走读法”（the walkingthrough method）。对某个应用软件进行研究时，需要考察每个App中的细节、考察每个App中不同环节的使用方法、考察不同App中信息之间的连接关系。通过研究者的个人移动实践，来汇集其需要的研究资料。最后一类是物质话语分析（material discourse analysis）。我们都知道，话语分析更多的是文本材料，而物质话语则是分析物件背后所蕴含的文本的、情感的和社会的意义。
专家简介：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市“晨光人才”（2019），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要从事文化研究与当代批判理论、媒介社会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上海市“晨光学者”项目，主要兼职有华东政法大学新媒体数据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传播与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著有《遭遇“视差之见”：齐泽克与文化研究》，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国际新闻界》等期刊，并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张梓豪，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新媒体数据研究院学术助理
编辑：徐 峰
记者：近年来，移动性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那么，什么是移动性，移动性和流动性这二者在概念上有何不同？我们又该如何区分呢？
戴宇辰：流动性和移动性表达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涵，从英文语境中这两者的词根就能窥见一二。移动性（mobility）的词根来源是move，有移动、运动、位移之意;而流动性（liquidity）的词根来源是liquid，有液态的、流动的之意。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齐格蒙特·鲍曼用流动性一词来表达相对于现代性之固态特质的时空软化、规制解除、权力偏移的社会形态;而移动性则并未涉及这种对于固态的现代性的对比和转变。
具体而言，移动性研究是对于主体运动和移动过程（movement）的研究，并且强调的是这种移动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的意涵。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需要给予这种“移动转向”（the mobility turn）更多的关注。当现代性介入到都市生活中时，许多移动的过程（movement）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简单物理意义上的移动，而是成为了一个意义的塑造和生产的过程，并由此表达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意涵。移动性研究的核心在于“将社会关系放置于移动之中，将不同的移动手段与通过远距离传播而形成的多样化社会经验联结起来”。
记者：在您看來，该如何理解这种新闻传播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移动转向”？如何去梳理移动性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脉络？梳理这种“移动转向”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戴宇辰：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欧陆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发生了这种“移动转向”（the mobility turn），展开而言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移动转向”打破以往研究中的“定着性思维”（sedentary thinking）。在定居主义看来，只有节点才是具有意义的，而移动路线只是穿越无意义空间及通往节点地方之神圣性的方法。相反，移动性研究聚焦于主体如何完成在节点之间的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经济的意涵。因此，我们需要从定居主义的“定着性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一个运动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第二，“移动转向”带来了对象的动态分析视角。我们在人文地理学、新闻传播学中都会强调“地方性”“认同感”等概念。但在移动性转向看来，地方和有意义的活动，其实是沿着流动网络和移动性，通过各种短暂的实践建构起来的。因而，需要有一个动态的思维，这也是与打破“定着性思维”一脉相承的。
第三，“移动转向”开拓了一种去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的视野。在移动性的视角下，当我们不再关注固定的节点，而是关注节点之间的移动过程的话，便不存在全球与地方的差异、整体与局部的差异、内部与外部的差异。
第四，“移动转向”关注移动生成的物质性基础。传播活动即是一种移动性的过程，它不在于在节点移动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关注在节点之间的传播过程是如何达成的。因而，移动性生产的物质性基础，比如媒介、网络、铁路、公路、交通，这些构成movement得以生成的可能条件。
第五，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移动性的权力进行批判。为何乡村农民，就没有城市的白领这种高强度、高频率、高倾向性的移动呢？这主要体现在移动能力（movement ability）上的差异。而这种移动能力的差异、移动能力分配的不平衡，带来的便是政治、经济乃至阶层上的差异。
记者：对于移动性研究而言，当下的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哪些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
戴宇辰：“新移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主要区分了五种与移动性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别为： “身体旅行”（corporal travel）、 “物理位移”（physical movement）、 “想象旅行”（imaginative travel）、 “虚拟旅行”（virtual travel）、 “传播旅行”（communicative travel）。身体的、物品的、想象的、虚拟的、传播的，这五个领域构成了“新移动范式”。若通过移动性视角进入，我们所熟悉的传播现象可以得到新的解释，这些看似寻常的现象又被阐释出新的意义。
分别展开而言，“身体旅行”研究的是工作、生活、休闲、社交、移民中身体移动是如何建构不同的“时空情态”（time-space modality）。相关研究主题不乏旅游者、通勤者、移民者等等。就拿本雅明的都市生活中的“闲逛者”为例，闲逛这一行为就不具备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固着性，而是一种即兴、随性的移动过程，由闲逛这一实践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便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的。
“物理位移”指的是流通的各种商品、货物是如何转变人们的空间、居住的社会意义。“物理位移”更多关注的是商品、货物的流动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2020年有学者以物质性视角研究了生活垃圾，探讨北京市的生活垃圾是如何在周边地区流动，并分析其中所构建的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社会意涵。除此之外，相关研究主题不乏货运、跨国污染、二手市场的技术怀旧型商品等。
“想象旅行”研究的是各种媒介表征、幻想、交流所呈现的时-空想象及其文化内涵。相关研究在艺术学、电影研究、文艺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更为丰富，比如有学者对艺术、影视片、电视节目等展开了研究，并关注其中经由媒介表征所呈现出的想象性的、虚拟性的符号所构建的意义。 而“虚拟旅行”就与新闻传播学在赛博时代的媒介研究高度相关，指的是在虚拟环境中的行为如何改变现实行动，转换时空意义，超越物理界限。相关研究主题不乏网络游戏、信息流动、线上背包客、监视科技等。近期学界有不少对饿了么骑手、外卖小哥的研究成果。这也符合了移动性研究的主题，即虚拟数据汇聚如何规制和管控我们的现实肉身，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移動产生影响。虽然在身体上骑手正在进行物理意义上的移动，但在效率优先的算法规制下，骑手的身体不再属于骑手本身，而是与算法高度绑定。骑手也不再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而是成为了机器和算法的附属物，他的移动路线都是由算法和数据预先规定的。
最后一种研究主题“传播旅行”，指的是人际之间通过具身性行为、文本、符号、电子媒介所形成的交流通路。相关研究不乏音乐、舞蹈等线下的、面对面的、具身性的活动所形成的传播行为。
记者：除了理论框架、研究主题之外，研究方法也是一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与移动性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
戴宇辰：首先就是质性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参与式观察、访谈、民族志，都是非常符合移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移动性研究中，“时空日志”（time-space diary）就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比方说，在做关于通勤问题的研究时，可以在固定的时段记录下有关的时间和空间的体验。第三就是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的研究，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虚拟空间中某个网络论坛时，便可以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刘海龙老师对于“帝吧出征”事件的研究。最近有一些国内研究采用了一种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称为“走读法”（the walkingthrough method）。对某个应用软件进行研究时，需要考察每个App中的细节、考察每个App中不同环节的使用方法、考察不同App中信息之间的连接关系。通过研究者的个人移动实践，来汇集其需要的研究资料。最后一类是物质话语分析（material discourse analysis）。我们都知道，话语分析更多的是文本材料，而物质话语则是分析物件背后所蕴含的文本的、情感的和社会的意义。
专家简介：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市“晨光人才”（2019），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要从事文化研究与当代批判理论、媒介社会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上海市“晨光学者”项目，主要兼职有华东政法大学新媒体数据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传播与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著有《遭遇“视差之见”：齐泽克与文化研究》，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国际新闻界》等期刊，并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张梓豪，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新媒体数据研究院学术助理
编辑：徐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