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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中，1923年出生的王扶之堪称小弟。然而，他却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多次遇到政治与军事战场的危难。
3个月私塾成了小知识分子。十二岁当上红二十六军“少共营”战士。自行车驮着新四军三师的指挥部，只身陷入日军重围。
王扶之原籍陕西延安，他家原住在陕西子洲县，世代为贫苦农民。王扶之五岁丧母，随父长大，后来家中日益窘迫，他父亲只好离乡到延安一远房亲戚的地主家打长工。后来，父亲将他接到延安，他成了地主家的一个小放羊娃。稍大些，他轮流到一些富农家打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父亲求人，将王扶之送到一家私塾上了3个月学。尽管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这却使王扶之日后成了红军中的小知识分子。
由于穷困，3个月后王扶之辍学，继续给人家开荒种地，经常只身一人在野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干活。那时，延安一带常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活动。从小见过不少反动军队的王扶之头一次觉得，红军是一支令人可亲的部队，因为他们经常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
“我想跟你们到队伍上，行不行?”一天，十二岁的王扶之突然萌发了当红军的念头。
回话的红军看他一脸稚气，不免疑惑：“你多大了?”
“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不知哪来的机灵。
“有十六七了?”
“还真差不多。”
就这样，十二岁的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红军，来到红二十六军“少共营”。这个“少共营”最大的十七岁，一般只有十五、六岁，但像王扶之这样年纪的孩子还少有。这是1935年7月的事。
说是当红军，其实他依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手持梭标。后来在与侵犯陕北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王扶之才第一次有了一支“马拐枪”。当时，来自东北的国民党军，眼见“少共营”的娃娃军，曾不可一世。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娃娃军，几个冲锋就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打得七零八落。一些国民党兵直到当了俘虏，还不理解：大人怎么会在孩子面前吃了败仗呢?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对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王扶之作为红军中的“文化人”被调到红十五军团部所属的测绘集训队学习，当了一名测绘兵，以后又历任通讯参谋、作战参谋。在河北平山县，部队缴获了敌人的一辆自行车，成了当时的稀罕物，王扶之和众多红军战士一样，对这辆有两个轮子便能在地上行走的交通工具爱不释手，得空就学。后来他竟练就一番杂技般的骑车本领，可以手不扶把，甚至将脚放到车把上骑。没想到，这技艺使他与一位我军高级将领联系在一起。当然他更不会想到，由于工作上的联系，事后令他险些陷入致命的政治事件中。
这位我军著名的将领便是大将黄克诚。
王扶之所在部队在抗日战争中被编入新四军三师。当时的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身材高大的王扶之在黄克诚手下当作战参谋。黄克诚因高度近视，行动困难，每逢行军，黄克诚就由王扶之和侦察排长惠汉良轮换驮着，有人便风趣地说，王扶之自行车的后座上驮着新四军三师的指挥部。
那时，王扶之还经常化装深入苏北敌后。为争取伪军，他常常出没于伪军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交了一些可靠的朋友。一次，他穿着长袍马褂，打扮成商人模样，来到涟水县一伪军炮楼，任务是和这里的伪军疏通关系，要他们在我军攻打另一个据点时不要替日军打仗。当他与内线人员联络后，刚要离去，不料一辆满载日军的卡车匆匆赶到。一看那架式，便知道是有人走露了风声。走是走不出去了，如果躲起来被敌人发现，也必死无疑，形势不容王扶之迟疑。也许是当了几年参谋的缘故，王扶之很镇静，立即分析出敌人未必知道他的身份，于是招呼人坐下，拿出麻将装作打牌。其实，王扶之只认得麻将牌，没怎么打过。这时，日军走上岗楼，看到王扶之是个陌生人，立刻让翻译盘问。王扶之从容告诉日军，自己是商人到这里办点事。日军没有马上离去，坐下来边喝水边继续盘问，直到没有看出破绽时才离去。
在朝鲜山洞，一声巨响，他与战友被埋在漆黑的山洞里。彭德怀急电：活着见人，死了见尸。王扶之又一次大难不死。
抗美援朝时，王扶之出任某师副师长。这支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打出了雄风。
1952年夏末秋初，王扶之所在的师坚守临津江以东阵地。敌军为夺取它，将成吨的重磅炸弹倾泻在志愿军的阵地上。顿时，黄土变成焦土，岩石成了粉末。
8月2日，已担任代理师长的王扶之正在山洞里和参谋们研究战况，随军的新华社记者刘鸣在赶写战地报道。突然，一声沉闷的巨响，山洞顶部被重磅炸弹命中，洞里的王扶之等7人被掩埋在漆黑的山洞里。
王扶之顿时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耳朵嗡嗡直响，身体好像被千斤重担压着。后来他才知道，炸弹爆炸时巨大的气流一下子将他推到了坑道尽头，压在碎石乱木之中，而新华社记者刘鸣和3位师机关的同志当场就牺牲了。王扶之和两位幸存者，相互挣扎着从土石堆中爬出，他们整整用了大约3个小时。
刚刚从死亡里爬出，3人又痛苦地再一次面临死亡的考验。当时洞内与外界隔绝，首要的是让洞外的战友知道洞内的人还活着。于是，他们敲打脸盆、水桶、饭盒等物品，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一天之后，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里面没有一点粮食和饮水。王扶之和战友们懂得，有水就有生命!他们把尿集中在一起，以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此时，他们喉咙干渴，难以忍受。3人都想到了死，但没有恐惧感，惟一有些失望的是，这种牺牲总有点不壮烈。在近乎绝望之时，他们听到了响声——山洞的一头传来连续不断的挖掘声。顿时，3人增添了求生的勇气。
当王扶之他们遭敌机轰炸失去联络后，志愿军总部命令全力营救。彭德怀司令员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王扶之他们抢救出来，万一牺牲了，也要将其遗体挖出，运回国内。”
说实在话，当时洞外的官兵无法知道王扶之等人死活。负责挖掘的指挥员反复告诫，要注意观察洞内存在生命的征兆。抢救挖掘工作进行了30多个小时后，王扶之等3人才被师工兵部队救出。战友生死重逢，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纵横。
“北兵南调”、“山东之行”事件，使曾九死一生的将军重新陷入生死关头，秘密使命使这位作战部长更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志愿军归国后，王扶之先后担任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文革”前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所在的军被国外军事专家称为“中国王牌军”。1968年，王扶之调总参谋部任作战部部长。
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代，王扶之担负过一些重要使命，也注定要卷入复杂多变的政治漩涡中。
在总参作战部期间，王扶之作为部长经常与周恩来总理见面。周恩来总是亲切地称他“扶之”，并曾交给他一些机密任务。以往每年国庆节，是作战部最繁忙和紧张的日子。为防止意外，作战部的指挥小组就设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便利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现场指挥，分秒不耽误。一次，周恩来让他和外交部一位领导陪同秘密来华访问的一位越南领导人，在上海参观我援越的副食品加工厂。这次活动对外未公开。王扶之身着便装，由空军提供专机到达上海。当时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出面接待。那位越南领导人看到中国大批的援越物资和工人辛勤劳动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位越南领导离华时，王扶之和外交部的领导人一直将其送上飞机。这位越南领导人当然懂得，外交部与总参作战部领导相陪相送，既是一种礼节，也属一种规格。
1971年9月，林彪事件败露后，“四人帮”提出一个所谓“北兵南调”，说林彪在叛国投敌前，曾安排死党调动北方部队南下，为设立伪中央作武装策应。王扶之作为来自“四野”的作战部长，难免不受牵连。
事隔20多年，当这一切不成为机密的时候，其真相可以公布于众了。所谓的“北兵南调”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战备工作。1968年，当中苏发生边界冲突后，美国出于国际大格局的考虑，暗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泽东主席巧妙利用这一细微变化，为推进中美关系发展，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频频向美国发出暗示和信号，来改善中美关系，于是便有了1971年4月2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问。同年7月9日，基辛格首次正式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中美关系改善可能引起的变化考虑得相当周到，甚至考虑到了可能引起的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变化。在基辛格和尼克松来华时，蒋介石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在东南沿海采取军事行动，为此中央军委对沿海部队作了一些调整。然而，这事情巧就巧在与林彪事件发生在同时。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及其一伙为达到某种目的，便弄出个“北兵南调”的奇想。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北兵南调”事件整倒叶剑英和一批老干部。本来无任何过错的王扶之作为作战部长自然首当其冲了。有人让他反复交代，甚至被诬蔑为“林彪亲信”。
如果说，“北兵南凋”事件使王扶之险些被整垮的话，那更严重的“山东之行”事件，终于使他离开了作战部，被贬到地方工作。
“山东之行”其实也不复杂。1973年，王扶之向叶剑英建议，为加强渤海海湾地区协同作战能力，由他带领一些人员到山东半岛勘察地形和调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战计划。对这一建议，叶剑英十分赞同。于是，王扶之他们来到山东地区。说来凑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队，事前有江青的追随者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前脚“驾到”。这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当时有恃无恐，狂妄傲慢。对这些人的表现，部队官兵怨声载道。跟随王扶之的一位参谋出自义愤，事后未和大家商量，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一封信寄给周恩来。没想到，这封信被“四人帮”截获。于是，这封信成了“告黑状”，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批给总参，要求严加查办，并要追查黑手和后台。王扶之又一次首当其冲。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时，那位写信的参谋被当作反革命隔离审查，进了“学习班”。当时与王扶之同行的还有数人遭到牵连和诬陷。在“四人帮”眼里，王扶之的这次“山东之行”是受叶剑英指派的。当时“四人帮”的爪牙三天两头找王扶之谈话，其目的是要从王扶之嘴里掏出叶剑英的所谓“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们的野心。为了保护叶剑英，王扶之在谈话和“交待问题”时从不涉及叶剑英，自己全部承担起来。
审查期间，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战部部长职务。1975年，对王扶之的的审查结束，给他的结论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调离总参，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便是5年。直到1980年，叶剑英问起王扶之时，他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他赴乌鲁木齐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后还担任了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3个月私塾成了小知识分子。十二岁当上红二十六军“少共营”战士。自行车驮着新四军三师的指挥部，只身陷入日军重围。
王扶之原籍陕西延安，他家原住在陕西子洲县，世代为贫苦农民。王扶之五岁丧母，随父长大，后来家中日益窘迫，他父亲只好离乡到延安一远房亲戚的地主家打长工。后来，父亲将他接到延安，他成了地主家的一个小放羊娃。稍大些，他轮流到一些富农家打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父亲求人，将王扶之送到一家私塾上了3个月学。尽管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这却使王扶之日后成了红军中的小知识分子。
由于穷困，3个月后王扶之辍学，继续给人家开荒种地，经常只身一人在野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干活。那时，延安一带常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活动。从小见过不少反动军队的王扶之头一次觉得，红军是一支令人可亲的部队，因为他们经常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
“我想跟你们到队伍上，行不行?”一天，十二岁的王扶之突然萌发了当红军的念头。
回话的红军看他一脸稚气，不免疑惑：“你多大了?”
“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不知哪来的机灵。
“有十六七了?”
“还真差不多。”
就这样，十二岁的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红军，来到红二十六军“少共营”。这个“少共营”最大的十七岁，一般只有十五、六岁，但像王扶之这样年纪的孩子还少有。这是1935年7月的事。
说是当红军，其实他依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手持梭标。后来在与侵犯陕北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王扶之才第一次有了一支“马拐枪”。当时，来自东北的国民党军，眼见“少共营”的娃娃军，曾不可一世。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娃娃军，几个冲锋就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打得七零八落。一些国民党兵直到当了俘虏，还不理解：大人怎么会在孩子面前吃了败仗呢?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对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王扶之作为红军中的“文化人”被调到红十五军团部所属的测绘集训队学习，当了一名测绘兵，以后又历任通讯参谋、作战参谋。在河北平山县，部队缴获了敌人的一辆自行车，成了当时的稀罕物，王扶之和众多红军战士一样，对这辆有两个轮子便能在地上行走的交通工具爱不释手，得空就学。后来他竟练就一番杂技般的骑车本领，可以手不扶把，甚至将脚放到车把上骑。没想到，这技艺使他与一位我军高级将领联系在一起。当然他更不会想到，由于工作上的联系，事后令他险些陷入致命的政治事件中。
这位我军著名的将领便是大将黄克诚。
王扶之所在部队在抗日战争中被编入新四军三师。当时的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身材高大的王扶之在黄克诚手下当作战参谋。黄克诚因高度近视，行动困难，每逢行军，黄克诚就由王扶之和侦察排长惠汉良轮换驮着，有人便风趣地说，王扶之自行车的后座上驮着新四军三师的指挥部。
那时，王扶之还经常化装深入苏北敌后。为争取伪军，他常常出没于伪军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交了一些可靠的朋友。一次，他穿着长袍马褂，打扮成商人模样，来到涟水县一伪军炮楼，任务是和这里的伪军疏通关系，要他们在我军攻打另一个据点时不要替日军打仗。当他与内线人员联络后，刚要离去，不料一辆满载日军的卡车匆匆赶到。一看那架式，便知道是有人走露了风声。走是走不出去了，如果躲起来被敌人发现，也必死无疑，形势不容王扶之迟疑。也许是当了几年参谋的缘故，王扶之很镇静，立即分析出敌人未必知道他的身份，于是招呼人坐下，拿出麻将装作打牌。其实，王扶之只认得麻将牌，没怎么打过。这时，日军走上岗楼，看到王扶之是个陌生人，立刻让翻译盘问。王扶之从容告诉日军，自己是商人到这里办点事。日军没有马上离去，坐下来边喝水边继续盘问，直到没有看出破绽时才离去。
在朝鲜山洞，一声巨响，他与战友被埋在漆黑的山洞里。彭德怀急电：活着见人，死了见尸。王扶之又一次大难不死。
抗美援朝时，王扶之出任某师副师长。这支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打出了雄风。
1952年夏末秋初，王扶之所在的师坚守临津江以东阵地。敌军为夺取它，将成吨的重磅炸弹倾泻在志愿军的阵地上。顿时，黄土变成焦土，岩石成了粉末。
8月2日，已担任代理师长的王扶之正在山洞里和参谋们研究战况，随军的新华社记者刘鸣在赶写战地报道。突然，一声沉闷的巨响，山洞顶部被重磅炸弹命中，洞里的王扶之等7人被掩埋在漆黑的山洞里。
王扶之顿时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耳朵嗡嗡直响，身体好像被千斤重担压着。后来他才知道，炸弹爆炸时巨大的气流一下子将他推到了坑道尽头，压在碎石乱木之中，而新华社记者刘鸣和3位师机关的同志当场就牺牲了。王扶之和两位幸存者，相互挣扎着从土石堆中爬出，他们整整用了大约3个小时。
刚刚从死亡里爬出，3人又痛苦地再一次面临死亡的考验。当时洞内与外界隔绝，首要的是让洞外的战友知道洞内的人还活着。于是，他们敲打脸盆、水桶、饭盒等物品，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一天之后，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里面没有一点粮食和饮水。王扶之和战友们懂得，有水就有生命!他们把尿集中在一起，以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此时，他们喉咙干渴，难以忍受。3人都想到了死，但没有恐惧感，惟一有些失望的是，这种牺牲总有点不壮烈。在近乎绝望之时，他们听到了响声——山洞的一头传来连续不断的挖掘声。顿时，3人增添了求生的勇气。
当王扶之他们遭敌机轰炸失去联络后，志愿军总部命令全力营救。彭德怀司令员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王扶之他们抢救出来，万一牺牲了，也要将其遗体挖出，运回国内。”
说实在话，当时洞外的官兵无法知道王扶之等人死活。负责挖掘的指挥员反复告诫，要注意观察洞内存在生命的征兆。抢救挖掘工作进行了30多个小时后，王扶之等3人才被师工兵部队救出。战友生死重逢，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纵横。
“北兵南调”、“山东之行”事件，使曾九死一生的将军重新陷入生死关头，秘密使命使这位作战部长更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志愿军归国后，王扶之先后担任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文革”前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所在的军被国外军事专家称为“中国王牌军”。1968年，王扶之调总参谋部任作战部部长。
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代，王扶之担负过一些重要使命，也注定要卷入复杂多变的政治漩涡中。
在总参作战部期间，王扶之作为部长经常与周恩来总理见面。周恩来总是亲切地称他“扶之”，并曾交给他一些机密任务。以往每年国庆节，是作战部最繁忙和紧张的日子。为防止意外，作战部的指挥小组就设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便利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现场指挥，分秒不耽误。一次，周恩来让他和外交部一位领导陪同秘密来华访问的一位越南领导人，在上海参观我援越的副食品加工厂。这次活动对外未公开。王扶之身着便装，由空军提供专机到达上海。当时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出面接待。那位越南领导人看到中国大批的援越物资和工人辛勤劳动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位越南领导离华时，王扶之和外交部的领导人一直将其送上飞机。这位越南领导人当然懂得，外交部与总参作战部领导相陪相送，既是一种礼节，也属一种规格。
1971年9月，林彪事件败露后，“四人帮”提出一个所谓“北兵南调”，说林彪在叛国投敌前，曾安排死党调动北方部队南下，为设立伪中央作武装策应。王扶之作为来自“四野”的作战部长，难免不受牵连。
事隔20多年，当这一切不成为机密的时候，其真相可以公布于众了。所谓的“北兵南调”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战备工作。1968年，当中苏发生边界冲突后，美国出于国际大格局的考虑，暗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泽东主席巧妙利用这一细微变化，为推进中美关系发展，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频频向美国发出暗示和信号，来改善中美关系，于是便有了1971年4月2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问。同年7月9日，基辛格首次正式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中美关系改善可能引起的变化考虑得相当周到，甚至考虑到了可能引起的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变化。在基辛格和尼克松来华时，蒋介石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在东南沿海采取军事行动，为此中央军委对沿海部队作了一些调整。然而，这事情巧就巧在与林彪事件发生在同时。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及其一伙为达到某种目的，便弄出个“北兵南调”的奇想。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北兵南调”事件整倒叶剑英和一批老干部。本来无任何过错的王扶之作为作战部长自然首当其冲了。有人让他反复交代，甚至被诬蔑为“林彪亲信”。
如果说，“北兵南凋”事件使王扶之险些被整垮的话，那更严重的“山东之行”事件，终于使他离开了作战部，被贬到地方工作。
“山东之行”其实也不复杂。1973年，王扶之向叶剑英建议，为加强渤海海湾地区协同作战能力，由他带领一些人员到山东半岛勘察地形和调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战计划。对这一建议，叶剑英十分赞同。于是，王扶之他们来到山东地区。说来凑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队，事前有江青的追随者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前脚“驾到”。这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当时有恃无恐，狂妄傲慢。对这些人的表现，部队官兵怨声载道。跟随王扶之的一位参谋出自义愤，事后未和大家商量，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一封信寄给周恩来。没想到，这封信被“四人帮”截获。于是，这封信成了“告黑状”，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批给总参，要求严加查办，并要追查黑手和后台。王扶之又一次首当其冲。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时，那位写信的参谋被当作反革命隔离审查，进了“学习班”。当时与王扶之同行的还有数人遭到牵连和诬陷。在“四人帮”眼里，王扶之的这次“山东之行”是受叶剑英指派的。当时“四人帮”的爪牙三天两头找王扶之谈话，其目的是要从王扶之嘴里掏出叶剑英的所谓“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们的野心。为了保护叶剑英，王扶之在谈话和“交待问题”时从不涉及叶剑英，自己全部承担起来。
审查期间，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战部部长职务。1975年，对王扶之的的审查结束，给他的结论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调离总参，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便是5年。直到1980年，叶剑英问起王扶之时，他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他赴乌鲁木齐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后还担任了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