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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称呼,在魏晋南朝有一个隐微的转变:从圣人到圣师.与之相伴随的,是东晋 《论语》 诠释中“圣人作教”说的兴起,这一提法在萧梁时达到鼎盛,集中表现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直接将《论语》定性为“遍该众典以教一切”的教典,并对“圣人作教”做了系统的阐发,延伸出贤人助教等命题.这种趋势的形成,用王弼“举本统末”的思想来看,可以说是玄学的“举本”精义经郭象达到鼎盛后,转而对“统末”深蕴的发挥;从李充“老庄明其本,圣教救其末”的提法来看,则反映了西晋以后,对圣教济世的呼唤;而在东晋佛、道教并兴的背景下,强调孔子作教、孔门弟子助教,又有儒教自我标识的意味;玄学化的圣人作教与助教的贤人,则包含着学者对理想天子的期待以及对自身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