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一篇散文美不美、感人不感人与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人所具有的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私情等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有直接的关系。每次读王勃的《藤王阁序》，总有一种余音绕梁、满口余香之感，但人们也批评此文有不少阿谀逢承之辞，表现了作者浓厚的封建意识。对与这些批评，我们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加以理解。你想想：生活在封建社会最辉煌年代的王勃，没有了浓厚的封建意识，而具备别的社会的思想意识，这样的特殊性是极少的。至于阿谀奉承之说，也是不关乎王勃生存状况的臆断。当时王勃正逢失意，有阎伯屿这样的高官相邀，又能见到很多社会名流，这是何等的礼遇和殊荣!假如王勃酒足饭饱之后，连几句称道感谢的话都不说，反而写文章大骂或讽刺宾主一翻，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实际上，《藤王阁序》美就美在文章不但真实的表现了天才诗人王勃高超的才华、蓬勃的朝气、锐意进取的精神，也真实的表现了他丢官后的不幸处境和失意时的复杂心态。至于为唐王朝和阎伯屿说几句好话，这是符合当时王勃实际境况的自然之举，如果我们动不动拿现在的标准去苛求，显然是不通情理的。
　　因此，好的散文总是流露着人性美，以真情真意打动读者，绝不以华丽的辞藻引人注目。
　　朱子清的散文《背影》，并没有用华美的词语着力塑造父亲高大魁梧的背影，而是用朴素的语言逼真地描写了一位穿着臃肿、身体肥胖、行动笨拙的父亲形象。正是这位外表本色的近乎丑陋，内心却想着疼爱孩子的父亲，用他那浑身散发出的人世间最普通、最普遍的温情，拷问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勾起了无数读者对自己父亲的回忆。恰恰是因为《背影》表现了一般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家庭伦理道德与人情人性，才使这篇散文具有了久远的感人力量。
　　文学艺术属于意识范畴。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内容必然是受社会和时代制约的。依据此理，作者经历的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私情等正常的情感理性也就受社会和时代制约，人性也就随着时代的不同和个人的境遇而有所变化。这些，具体到某类形象上就会有个性上的差异和情感内容上的不同。所以，美的散文，还应该真实地表现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私情等正常的情感差别，才能绚烂多姿，流芳千古。《陈情表》中“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祖母，就与《项脊轩志》中那位望子成龙、谈吐爽朗的祖母大不相同，也与《故乡的榕树》中那位走路蹑着三寸金莲、说话唠唠叨叨、祭祀时虔诚迷信的老祖母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具体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同类形象性格上的差异，恰恰又是人性最美的体现和作品最动人心魄的地方。
　　表现人身上的优点是展现人性最美最动人的方面，同样，表现人身上的缺点、弱点也是展现人性最美最动人的方面。《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在得知马厩被烧后问：“伤人了吗?”却没有关心他的马。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窥视到孔子的思想心灵。圣人身上具有的人性美，早已超脱于尘世的喧嚣与历史。宋代文学大师苏轼在通过自己的姊妹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展现出自己豁达性格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贬官后的消極情绪。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到黄州时，内心充满了消极悲观的情绪而不能直发，只好将这种情绪隐藏在赋中，李扶九说：“至前篇说悲处，在客口中；此篇(后《赤壁赋》)悲则公自言矣”。等到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时，心态已完全平稳，读者再看他写得《石钟山记》，连一丝的惆怅也找不到了。
　　实际上每一个人，不论他是显贵名人，还是碌碌庸人，只要食人间烟火，就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这统统属于人性的范畴。文学作为人学，就是要表现人的正常情感、正常愿望、正当需求才真实感人，才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永久魅力。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表现人性美、追求作品的人性美应当成为每个作家的追求与梦想。而很多文学作品就是通过歌颂人间真、善、美，鞭挞社会假、恶、丑实现对人性美的追求与开掘的。散文作为文学的一种，也不例外。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通过歌颂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位平民英雄“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高尚品德，揭露了阉党网罗党羽、狼狈为奸、编造罪名、大肆杀戮、欺压人民、暴虐无道的丑恶行径，鞭挞了那些在阉党淫威面前，苟且偷安，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人。
　　巴金的《怀念萧珊》，通过叙写妻子萧珊这样“一个善良的好人”在“文革”的日子里，为了保护丈夫，挨“红卫兵”的打，清扫大街，有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病危后得不到亲人照顾等一系列悲剧故事，控诉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违背人性、违背伦理、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作者也无情地鞭挞了自己的怯懦、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