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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照止先生是老一辈数学家，当年就住在我家的对门，然而，在数学圈子以外，他的名字并不太响亮。
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带有一丝神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设计多么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他们把他叫做“中国的眼睛”。
中美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的沉没地点，中国后来组织力量打捞，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中国赠送给美国的，是一本小小的册子。那就是中国方面破译的苏军最新军区级军用密码。这套密码之准确，几乎让美军的情报人员吐血，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肯定来自“中国的眼睛”。
其实，“中国的眼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如果一定要把它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章照止先生。中国科学院系统所研究员章照止先生，是我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
大家一定认为中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一定有非常隐蔽的住所，强力的保安等等吧？
然而，章先生就住在数学所平房内，上班来，下班走，和一个普通研究人员毫无二致，他的门前和每家一样搭起一个油毡的小棚，那里面放的是他家过冬烧的蜂窝煤。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章先生只根据截获的密码提供算法，至于解出来的东西是苏军的摩托化师驻扎地点，还是三个月的菜谱，他根本就不知道。
前几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整理材料准备写一本中苏密码战。写作班子的人提到了一个情节，说他们去苏联查资料，有个原来在阿穆尔军区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官很配合，这名军官提到了一件事。
珍宝岛战斗后一年多，这个军官调到阿穆尔军区，他所在的师在黑龙江以北，是前线部队，和中国军队隔江对峙，一有风吹草动双方都很紧张。他上任第二天有一个苏军团长请假外出，结果失踪，苏军担心被人劫持，出动直升飞机和军车搜索。
这时候，此军官还在熟悉工作，情报部门利用掌握的一条中国有线电话截获了中国前线一个步兵连和后方的通信（中国境内的有线电话怎么会被截获和掌握的呢？看来苏联人也有绝活）。他们听到了大致以下内容的对话：
前线连：“×部×部，对面直升机飞我头顶了，是不是进入阵地？”
后方：“不要不要，没事。”
前线连：“是不是有情况？”
后方：“没有没有，休息。”
……
最后后方突然补充了一句：“没事，他们丢了一个团长，已经找到了，死了。没事了。”
正在这时，苏军这边也拿到了搜索部队的密码电报——那个团长已经找到，翻车掉到了沟里，因为下大雪被埋住所以开始没有发现，人，已经死了。
这个军官当时就倒抽了一口冷气 ——中国人比我们还先知道啊！这是什么样的对手啊！因为这名军官刚刚到远东前线，这件事让他印象极深。他说以后每次有重要的事情发密码电报，都有一种被脱光了在人面前走的感觉。
那时候，中国人有专门的破译中心，这件事苏联人已经知道，他们工作的办公室墙上就贴着标语 ——“警惕中国的眼睛”。
有一次，一个美国海军的专家访问中国，一定要见一见“中国的眼睛”。
章先生住的是一间半的房子，一间正房，另一间是很小的房间。房子并不好，红砖墙的一排房子而已，顶上是水泥瓦。
面对美国专家的要求，中国方面十分为难。但是盛情难却，最后，所里提出一个无奈的方案，请一位院领导暂时搬家，让章先生住进去，先应付了客人再说。 就这样，章先生和美国人见了面。
见面双方十分愉快，美国专家惊讶地发现章先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密码专家，他不是军人，只是个普通的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双方的交流融洽而和谐。唯一让美国专家觉得有些别扭的是，在场有一个翻译无所事事却不肯走。章先生能够讲流利的英语，根本用不到他，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帮章先生把论文拿来，或者扶章先生坐到椅子上之类的事情。
美国人大概想他是不是监视的特务人员吧。
其实，那个人就是笔者的父亲，人称萨爹！因为他的英语比较好，而且是数学的专业人员，所以派他当翻译。另外，萨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照顾章先生。
于是，美国人就用英语问了：“ 章先生，我们能不能单独谈呢？我们不需要翻译。”
章先生说：“不行，他不是翻译，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我新搬来这里，他不帮我，我找不到论文在哪里，也找不到椅子。”
美国专家不解，问：“为什么呢？”
章先生说：“因为我看不见。”
“您看不见？”
“是的，”章先生慢慢地说，“我天生就几乎是个瞎子。”
美国人想不到，“中国的眼睛”章照止，竟然是一个先天视力障碍的半盲人。
萨爹没有说美国人是怎样走的，他只是说这之后美国人的谦恭就如同小学生一样，虽然，在专业上，也许他们的水平并不比章先生差。
章照止先生的眼睛基本看不到东西，而且，是从幼年就这样了，属于遗传。我放学回来，常看到他在家门外坐着工作，小桌，板凳，章先生弯成弓一样的身子，很厚很厚的镜片，紧紧地贴在书页上。他在外面看书，因为有阳光，光线好。
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半盲人，怎样在数学的世界里摸索，而且走得那样精彩。用半盲的双目擦亮“中国的眼睛”，在数学的世界里，章先生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大英雄八面威风。
我少年的记忆里，对买大白菜都邀请人帮忙的章先生只有同情，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了不起。当我知道了的时候，我忽然为自己的两只眼睛感到惭愧。
章先生送走了美国人，还是回到自己的一间半，他也没有什么意见，觉得挺正常。
但这件事后来被新华社的一位正直记者写成了内参，在上下引起相当大的震动。
因为这件事，胡耀邦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谈到知识分子待遇的时候，说：“我很惭愧。”
有人惭愧完了也就完了，但是胡耀邦惭愧完了，就派人到科学院，把新建的一批楼封了。这批楼本来是“解决科学院处级以上干部的住房问题”。
胡耀邦越级下令：“行政干部一个也不许住进来，全部分给科技人员。”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有横幅写道胡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有人以为煽情，其实他们不知道，这说的是实话。
做了好事，总是有人记得的。
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带有一丝神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设计多么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他们把他叫做“中国的眼睛”。
中美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的沉没地点，中国后来组织力量打捞，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中国赠送给美国的，是一本小小的册子。那就是中国方面破译的苏军最新军区级军用密码。这套密码之准确，几乎让美军的情报人员吐血，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肯定来自“中国的眼睛”。
其实，“中国的眼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如果一定要把它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章照止先生。中国科学院系统所研究员章照止先生，是我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
大家一定认为中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一定有非常隐蔽的住所，强力的保安等等吧？
然而，章先生就住在数学所平房内，上班来，下班走，和一个普通研究人员毫无二致，他的门前和每家一样搭起一个油毡的小棚，那里面放的是他家过冬烧的蜂窝煤。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章先生只根据截获的密码提供算法，至于解出来的东西是苏军的摩托化师驻扎地点，还是三个月的菜谱，他根本就不知道。
前几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整理材料准备写一本中苏密码战。写作班子的人提到了一个情节，说他们去苏联查资料，有个原来在阿穆尔军区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官很配合，这名军官提到了一件事。
珍宝岛战斗后一年多，这个军官调到阿穆尔军区，他所在的师在黑龙江以北，是前线部队，和中国军队隔江对峙，一有风吹草动双方都很紧张。他上任第二天有一个苏军团长请假外出，结果失踪，苏军担心被人劫持，出动直升飞机和军车搜索。
这时候，此军官还在熟悉工作，情报部门利用掌握的一条中国有线电话截获了中国前线一个步兵连和后方的通信（中国境内的有线电话怎么会被截获和掌握的呢？看来苏联人也有绝活）。他们听到了大致以下内容的对话：
前线连：“×部×部，对面直升机飞我头顶了，是不是进入阵地？”
后方：“不要不要，没事。”
前线连：“是不是有情况？”
后方：“没有没有，休息。”
……
最后后方突然补充了一句：“没事，他们丢了一个团长，已经找到了，死了。没事了。”
正在这时，苏军这边也拿到了搜索部队的密码电报——那个团长已经找到，翻车掉到了沟里，因为下大雪被埋住所以开始没有发现，人，已经死了。
这个军官当时就倒抽了一口冷气 ——中国人比我们还先知道啊！这是什么样的对手啊！因为这名军官刚刚到远东前线，这件事让他印象极深。他说以后每次有重要的事情发密码电报，都有一种被脱光了在人面前走的感觉。
那时候，中国人有专门的破译中心，这件事苏联人已经知道，他们工作的办公室墙上就贴着标语 ——“警惕中国的眼睛”。
有一次，一个美国海军的专家访问中国，一定要见一见“中国的眼睛”。
章先生住的是一间半的房子，一间正房，另一间是很小的房间。房子并不好，红砖墙的一排房子而已，顶上是水泥瓦。
面对美国专家的要求，中国方面十分为难。但是盛情难却，最后，所里提出一个无奈的方案，请一位院领导暂时搬家，让章先生住进去，先应付了客人再说。 就这样，章先生和美国人见了面。
见面双方十分愉快，美国专家惊讶地发现章先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密码专家，他不是军人，只是个普通的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双方的交流融洽而和谐。唯一让美国专家觉得有些别扭的是，在场有一个翻译无所事事却不肯走。章先生能够讲流利的英语，根本用不到他，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帮章先生把论文拿来，或者扶章先生坐到椅子上之类的事情。
美国人大概想他是不是监视的特务人员吧。
其实，那个人就是笔者的父亲，人称萨爹！因为他的英语比较好，而且是数学的专业人员，所以派他当翻译。另外，萨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照顾章先生。
于是，美国人就用英语问了：“ 章先生，我们能不能单独谈呢？我们不需要翻译。”
章先生说：“不行，他不是翻译，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我新搬来这里，他不帮我，我找不到论文在哪里，也找不到椅子。”
美国专家不解，问：“为什么呢？”
章先生说：“因为我看不见。”
“您看不见？”
“是的，”章先生慢慢地说，“我天生就几乎是个瞎子。”
美国人想不到，“中国的眼睛”章照止，竟然是一个先天视力障碍的半盲人。
萨爹没有说美国人是怎样走的，他只是说这之后美国人的谦恭就如同小学生一样，虽然，在专业上，也许他们的水平并不比章先生差。
章照止先生的眼睛基本看不到东西，而且，是从幼年就这样了，属于遗传。我放学回来，常看到他在家门外坐着工作，小桌，板凳，章先生弯成弓一样的身子，很厚很厚的镜片，紧紧地贴在书页上。他在外面看书，因为有阳光，光线好。
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半盲人，怎样在数学的世界里摸索，而且走得那样精彩。用半盲的双目擦亮“中国的眼睛”，在数学的世界里，章先生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大英雄八面威风。
我少年的记忆里，对买大白菜都邀请人帮忙的章先生只有同情，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了不起。当我知道了的时候，我忽然为自己的两只眼睛感到惭愧。
章先生送走了美国人，还是回到自己的一间半，他也没有什么意见，觉得挺正常。
但这件事后来被新华社的一位正直记者写成了内参，在上下引起相当大的震动。
因为这件事，胡耀邦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谈到知识分子待遇的时候，说：“我很惭愧。”
有人惭愧完了也就完了，但是胡耀邦惭愧完了，就派人到科学院，把新建的一批楼封了。这批楼本来是“解决科学院处级以上干部的住房问题”。
胡耀邦越级下令：“行政干部一个也不许住进来，全部分给科技人员。”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有横幅写道胡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有人以为煽情，其实他们不知道，这说的是实话。
做了好事，总是有人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