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6年，一向低迷冷清的文学市场抛出了重磅，那就是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兄弟》（上）已经发行46万册，《兄弟》（下）也追印到了46万册。这样短促的时间内达到了如此销量，这在当代严肃作家里可谓是史无前例。
　　一方面是《兄弟》的热销，余华每天为十几家媒体的采访磨破了嘴皮，另一方面是来自评论界的质疑和沉默，这构成了2006年春天一个怪诞的文学景观。一部作品的畅销，除了作者广为人知的才华和10年积累起来的大众声望之外，是否也包含了文学话语权的转变，公众趣味的选择？
　　虽然并不真的深入了解过政治和历史，余华还是强调了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强调了作品人物与时代的高度对应，强调 “李光头”的丰富和复杂，就是引出这个时代的丰富和复杂。在他的后记里，余华向公众预设了作品的意义是“一个世纪的叙述”，他的野心是同时讲述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 ：一个是本能压抑的文革，一个是浮躁纵欲的当下。他甚至援引了耶稣的话，向读者暗示《兄弟》所能达到的精神和灵魂的高度。
　　“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这是采访中的余华讲一个故事的惯常开场。他饶有兴味地讲述一些让他感到心惊动魄的事件，一些“荒诞的”、“不可思议”的“轶事”，试图以此证明小说里“荒诞性”的合理存在。
　　余华对生活经验的认识，大部分来源于报纸、网站的社会新闻或者朋友的道听途说。这些 “二手现实”构成了小说的基础，他依然是一个依靠想象，依靠强大、精巧的叙事功能，而非依靠经验、情感、宗教来写作的作家，他把对极端经验的精细分析，发挥到了最大，属于典型的、以西方经典文学为阅读基础，从文本 “孵化”出文本的作家。
　　自1992年的《活着》和稍后的《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余华脱离了一个“先锋作家”的乖张叙事，顺利回归传统，并达成了与大众情感的对接与沟通。余华达到了当代小说家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
　　过去的短短20多年，呈现出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从有过的丰富景观。面对这个剧烈翻腾的大时代，也许是视野的局限，除了余华，我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作家来总结这20年的风云变迁。
　　尽管《兄弟》面临着“过于煽情”、“把复杂的经验变成简单的善恶人性对立”等种种质疑，余华依然凭借其强大的叙事和庞大的作品引起众人瞩目。面对巨大的发行数量，丰厚的版税回报，和读者热烈的回应和批评，余华一方面表达了对自身写作的充足信心，另一方面，也谨慎地表明了把握时代经验时的力不从心。他愿意承认作为个人的单薄与无力，也承认自己的思考尚无法超越时代。
　　当年这个试图通过写作来“自救”的“愤青”余华，如何在20多年的写作中，回归了传统并且达到与现实的和解？他是否有过困惑、感伤、压抑、犬儒，甚至言不由衷？我们试图以最大的诚意，探讨《兄弟》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影响和牵扯，我们试图通过对一个当代知名作家的访问，穷究来自历史和心灵的反省，以及疼痛。
　　尽管技巧和叙述依然是当代作家的难题，然而更大的难题，恐怕是来自精神和灵魂的自我反省。业已获得巨大名声的余华是否能提高他对现实的思考难度，细致入微到爱、尊严、良知，甚至救赎？
　　也许，这不止是余华一个人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