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视角探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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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特征造成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具有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的效应;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不合理性本身加大了贫富的差距,由此导致的就业难又使原本已经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资本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有不良影响,造成了就业弱势群体,进而影响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关键词] 高等教育;扩招;成本分摊;社会资本;分配差距
  [中图分类号] F24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3-0040-03
  
  1997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371,2007年达到0.48,10年间增长了29.4%,我国由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转变成为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1993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5%,2002年达到15%,短短几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用几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的过渡。最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就业率一年比一年低。1997年截至9月1日的初次就业率为97.1%,而2007年截至12月31日的年平均就业率仅有70%,10年内下降了38.7%。以上三组数字分别反映了我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公平、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本文试图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视角,探析高等教育扩张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效应。
  
  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进而扩大了收入
  分配差距
  
  把我国高等教育带进“大众化”的“扩招”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首先从扩招的动因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并不是缘于高等教育本身,而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需求不足,经济活力的匮乏。经济学家们把“扩招”当成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之下,由政府力量推动,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实现了大众化。其次,从扩招的速度看,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政策是“骤进式扩招”,连续几年的扩招使我国越过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教育的基准线,完成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到大众化的转变。再次,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背景下完成的。从量上看,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时候,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迈进,而有些地区的高等教育还处在毛入学率5%以下的精英教育阶段。
  主张以高校扩招来启动内需的人盯准的是受教育者个人交纳的学费,而高校扩招“扩”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家庭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受教育者。据估计,目前的高校在校生中仅有20%左右的学生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80%的学生来自于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家庭。在我国90%的高等教育消费需求来自80%的普通居民,当高等教育政策性的门槛降低后,许多家庭不得不依靠扩大家庭债务来维系子女的学业,甚至不惜“倾家荡产”来跨过高涨的学费门槛,以实现“鲤鱼跳龙门”的夙愿。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居民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过快的扩招速度,一方面在短期内突然增加许多学生,给原本供求矛盾很大的劳动力市场供方加了一码;另一方面,高校在教学内容、办学模式、师资队伍以及教学设施设备等方面都还没有来得及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好准备,教学质量不高造成了学生素质和市场适应能力下降,这势必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待遇,使教育的收益率下降;同时,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的干部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没能跟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形成了制度性就业障碍,出现了就业岗位层面扩大、下移和分化的现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促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具有“城市指向”特征的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带来了就业的区域性矛盾,拟就业的毕业生集中于大中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矛盾进一步加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总之,高校扩招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也带来“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象。
  
  二、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的不合理性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带来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效应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按照“谁收益谁负担”的原则,个人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提高了人力资本含量,据此整个社会可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理应分担部分成本。但是在实践中,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出现了种种问题,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第一,高等教育成本和价格信息稀缺,合理的分担比例难以确定。近年来高等教育政府投资比重下降,而学生及其家庭投资比重上升,甚至发生了学校借成本分担的名义将各种不合理费用强行分摊到成本项目中去,变相提高学费的现象。高等教育成本的“泡沫化”,使广大受教育者及其家庭背负起巨大的经济压力。资料显示,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因学至穷”现象。目前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已达400多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至25%,其中特困生占在校生总数的8%至10%。
  第二,高校收费超出了一般居民的承受能力。目前大学生年均个人交费大约5000元左右,生活费也在5000元左右。从绝对数额看,并不算高,但是从占一般居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来看,在国际上公立高校中属于很高的水平。
  第三,成本分摊问题造成了机会不均等。例如一些热门专业往往伴随着高额学费,贫富不同的学生在专业选择上面临着不同的机会;再如自费学习专业课程以外的其他技能几乎成为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的专利。那些来自贫困家庭学生放弃的机会被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取得,为进入收入水平较高的高级劳动力市场或自主创业抢先打下了基础。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就业的过程中会占有更多优势,特别是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拥有较低的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几乎不太可能找到好工作。我国每年有近百万名贫困毕业生面临就业问题,贫困生签约率较低,如2006年贫困生的就业率为62%,低于86.85%的平均就业水平。
  
  三、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性造成了毕业生就业弱势群体,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效应
  
  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蕴涵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资本,是人们交往的关系的总和。在社会系统中,人们的出身、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工作性质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不同,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在很大差异。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在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主要体现在:
  (一)社会资本使毕业生就业的公平性受到破坏。社会资本水平高的大学毕业生最终受聘的概率也比其他人高,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社会资本为某些人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会限制了其他人。由于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使得弱势群体社会资本拥有量少,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如掌握一定权力的干部家庭、具有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家庭和拥有一定量资本或财物的个体工商户家庭,在社会关系网中往往有较多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更合理、严密的社会竞争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减社会资本分布不均对大学生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
  (二)社会资本使人力资本在就业中的效应大打折扣。按照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人力资本是就业的硬件,如标志着人力资本含量的大学毕业证、各种专业等级证书等,起着控制进入就业市场的准入关口作用。然而,在现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就业的压力使学生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同等条件下,谁的社会资本越多,谁就越有实现理想就业的优势。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大于人力资本,一般的规律是,以本科毕业生为分界线,本科及本科以下毕业生的就业过程更多地依靠社会资本实现。学历层次越低,社会资本在就业中的作用越大。在不同行业(部门)就业,在求职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权重也有差别,例如在裙带关系严重的某些垄断行业和公共部门就业,就业者社会资本超越人力资本起作用的可能性更大。
  (三)社会资本使毕业生就业市场流向分化。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明显界线,二者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晋升机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精英教育阶段,毕业生自然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毕业生由“高级专门人才”变成了“普通劳动者”,二级劳动力市场也成为就业的选择。劳动者工作所属的劳动力市场与其家庭背景有密切关系,当毕业生的父母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时,该毕业生就具有其他就业者所无法拥有的优势,他可以利用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帮助自己就业。相反,那些家庭背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毕业生,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会较前者更大。
  (四)社会资本造成毕业生求职成本的差别。在就业过程中无论是获取就业信息、获得就业机会,都需要花费成本。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成本包括求职中的交通费、信息费、材料制作费、个人形象包装费、公关费、培训费以及违约金等等。求职竞争激烈、职业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求职流动,使求职的成本不断攀升。求职成本的支付对于多数毕业生来说是有压力的,除去少部分人通过奖学金或兼职收入求职外,这种压力大多都成为整个家庭的负担。部分贫困家庭的毕业生由于无法支付信息不对称下高昂的工作搜寻成本和起码的生活费用而被迫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与此相反,来自家庭经济状况好的毕业生,社会资本丰富,为求职付出的努力少,却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这种求职成本与就业结果的反差是社会资本所导致,长此以往也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滋生和助长着求职中的腐败现象。因此政府和高校应当多为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准确的就业信息,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以及更加科学的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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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宗坪,山东经济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
  
  责任编辑: 陆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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