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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了“提修斯之船”“纽拉特-奎因之船”“毛泽东之船”这三个隐喻的含义及其在生命文化学研究中的作用。就本体论而言，“提修斯之船”这个比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关注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文化的连续与断裂、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四个问题。就认识论而言，“纽拉特-奎因之船”这个隐喻要求在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注意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就方法论而言，“毛泽东之船”这个隐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的能力水平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