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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记文学肩负着为人树碑立传的任务，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育功能。它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决定了传记作品的层次与成败。解决了“为谁树碑立传”和“怎样树碑立传”的问题，才能彰显传记文学的人性美、含蓄美和艺术美。当前的传记文学创作存在诸多误区，如媚俗化、麦当劳化、单一化等。传记文学要向前发展，有必要认真进行创作反思。
关键词：传记文学 价值取向 误区 创作反思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传记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版的传记作品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然而，当前的传记文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面临着不少创作上的瓶颈，存在着不少问题，创作上有待于取得新的突破。探讨传记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创作误区，有利于当代传记文学更加健康地发展并走向繁荣。
一、价值取向：为谁树碑立传问题
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传记文学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传记文学要向大众展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充分发挥它在信仰教育、励志教育方面的作用。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龙平平等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还有其他作者的《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毅将军》等作品，描绘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对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信仰，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
还有一部分名人传记，对于人们成长与励志成才，有较大的借鉴作用。余莉（译）的《普京传》、季羡林的《留德十年》、邹韬奋的《经历》、周桦的《褚时健传》等，对成长中的青年有人生启迪作用。这些传记作品描写了传主对待事业，对待人生和对待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奋斗经历给人以鼓舞。畅销书《褚时健传》写了一位88岁老人的传奇故事，他跌倒了再起来，已经很大年纪还重新创业，谱写了一部风靡全国的“励志橙”创业史，成为青年人励志的榜样。
传记文学的价值，除了具有信仰、励志方面的教育功能，还具有审美教育功能。传记文学不但要使人们能从中明辨是非，还要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传记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传主形象，往往具有传奇经历和超凡的人格魅力，读后可以令人受到真善美的陶冶。如《苏东坡传》《撒哈拉不哭泣：三毛传》《钱学森》《爱因斯坦》《杨绛传》《父亲南怀瑾》《史蒂夫·乔布斯传》《巴菲特传》等，这些作品的传主有的是文学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商界名流，他们事业有成且个性鲜明，从他们身上让人看到了什么是真善美。他们都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成为当代人学习的楷模。
谈到价值取向，不能不涉及反面人物的传记问题。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以反面人物为传主的人物传记，如200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二战将领”的八本丛书，就有《乱世枭雄——戈林》《沙场斗兽——隆美尔》《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作家叶永烈写了“四人帮”传记四本，还有《陈伯达传》等。蒋介石的传记大行其道，仅亚马逊传记销售排行榜前100名的书中就有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阿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杨树标的《蒋介石传》。该榜还有《希特勒》传记。其中有的反面人物传记还排在销售榜的前列，这就令人费解。比如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就有很多人喜欢看，居然曾排在一个销售榜的前五名。反面传主的传记作品，其价值取向体现在哪？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关于能不能为反面人物树碑立传的问题，学界曾经有过争论。传记文学可以让反面人物做传主，但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应该更多地站在批判的角度来描写，而不是站在欣赏的角度来描绘。要通过反面传主的丑恶人生，为广大读者和受众树立一道警世墙，也就是要发挥传记文学的警世教育作用。
二、审美追求：怎样给人树碑立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文本叙事和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艺术特征。优秀的传记文学，与其他文体的作品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因为传记文学不仅要演绎传主的传奇人生，还要有艺术上的审美追求。
1.紧扣传记文学“以人为本”这一特征，突出传主的人性美，即通过塑造传主形象，来展现其人格魅力。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现在提倡以人为本，传记文学特别要‘以人为本’，人是放在第一位的，传记文学作家都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他们从人切入历史，折射出人类的智慧。”{1}描寫周恩来总理的影视传记文学《海棠依旧》，描写邓小平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都是紧密围绕传主这一中心，通过主人公既传奇又感人的人生故事来突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人性美的。
如何做到“以人为本”？这就要求传记文学在结构上要紧紧围绕传主这个中心来展开故事，其他人物处于次要地位，只是传主的陪衬。在材料的选择上，传主如果是个传奇人物，尽可能选择新奇的故事情节，可以“以奇取胜”，如写韩练成的《隐形将军》，写熊向晖的《在胡宗南身边十二年》等；传主如果是个普通人，则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其不平凡之处，可以“以情动人”，如朱东润先生写他夫人的《李方舟传》。“以人为本”就是要突出人的个性特征，彰显人物闪光的品德，发掘传主的人性美和人格魅力。
2.避免主观情感下的“虚美”与“溢恶”，体现传记文学的含蓄美。评论家何西来说：“作者写谁就会对其产生感情，想把主人公写得非常完美，因而就会出现‘尊者讳’的现象。”{2}这种主观感情自觉与不自觉地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从而容易产生“虚美”的现象。所谓“虚美”，是指传记作者对所写的传主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都往好的地方写。如影视传记作品《少年包青天》夸大少年包公的美德和才华，《康熙王朝》夸大了封建皇帝的开明、廉政、爱民，这就是“虚美”。有些作者会受主人公及其家属的干扰，而不敢写出主人公的反面。还有一些有钱有权的传主请人代写的传记，“虚美”的成分就更多了。
与“虚美”相对的另一种现象，是传记创作中的“溢恶”现象。所谓“溢恶”，就是竭力暴露传主丑恶的一面。对反面传主的负面性东西，如犯罪细节、手段，堕落中的变态心理等，不宜过多地渲染，更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像《张子强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张子强》这样的作品，大量过细地描写他的犯罪经过和作案细节，容易为居心不良者效仿，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传记文学 价值取向 误区 创作反思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传记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版的传记作品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然而，当前的传记文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面临着不少创作上的瓶颈，存在着不少问题，创作上有待于取得新的突破。探讨传记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创作误区，有利于当代传记文学更加健康地发展并走向繁荣。
一、价值取向：为谁树碑立传问题
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传记文学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传记文学要向大众展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充分发挥它在信仰教育、励志教育方面的作用。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龙平平等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还有其他作者的《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毅将军》等作品，描绘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对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信仰，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
还有一部分名人传记，对于人们成长与励志成才，有较大的借鉴作用。余莉（译）的《普京传》、季羡林的《留德十年》、邹韬奋的《经历》、周桦的《褚时健传》等，对成长中的青年有人生启迪作用。这些传记作品描写了传主对待事业，对待人生和对待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奋斗经历给人以鼓舞。畅销书《褚时健传》写了一位88岁老人的传奇故事，他跌倒了再起来，已经很大年纪还重新创业，谱写了一部风靡全国的“励志橙”创业史，成为青年人励志的榜样。
传记文学的价值，除了具有信仰、励志方面的教育功能，还具有审美教育功能。传记文学不但要使人们能从中明辨是非，还要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传记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传主形象，往往具有传奇经历和超凡的人格魅力，读后可以令人受到真善美的陶冶。如《苏东坡传》《撒哈拉不哭泣：三毛传》《钱学森》《爱因斯坦》《杨绛传》《父亲南怀瑾》《史蒂夫·乔布斯传》《巴菲特传》等，这些作品的传主有的是文学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商界名流，他们事业有成且个性鲜明，从他们身上让人看到了什么是真善美。他们都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成为当代人学习的楷模。
谈到价值取向，不能不涉及反面人物的传记问题。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以反面人物为传主的人物传记，如200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二战将领”的八本丛书，就有《乱世枭雄——戈林》《沙场斗兽——隆美尔》《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作家叶永烈写了“四人帮”传记四本，还有《陈伯达传》等。蒋介石的传记大行其道，仅亚马逊传记销售排行榜前100名的书中就有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阿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杨树标的《蒋介石传》。该榜还有《希特勒》传记。其中有的反面人物传记还排在销售榜的前列，这就令人费解。比如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就有很多人喜欢看，居然曾排在一个销售榜的前五名。反面传主的传记作品，其价值取向体现在哪？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关于能不能为反面人物树碑立传的问题，学界曾经有过争论。传记文学可以让反面人物做传主，但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应该更多地站在批判的角度来描写，而不是站在欣赏的角度来描绘。要通过反面传主的丑恶人生，为广大读者和受众树立一道警世墙，也就是要发挥传记文学的警世教育作用。
二、审美追求：怎样给人树碑立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文本叙事和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艺术特征。优秀的传记文学，与其他文体的作品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因为传记文学不仅要演绎传主的传奇人生，还要有艺术上的审美追求。
1.紧扣传记文学“以人为本”这一特征，突出传主的人性美，即通过塑造传主形象，来展现其人格魅力。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现在提倡以人为本，传记文学特别要‘以人为本’，人是放在第一位的，传记文学作家都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他们从人切入历史，折射出人类的智慧。”{1}描寫周恩来总理的影视传记文学《海棠依旧》，描写邓小平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都是紧密围绕传主这一中心，通过主人公既传奇又感人的人生故事来突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人性美的。
如何做到“以人为本”？这就要求传记文学在结构上要紧紧围绕传主这个中心来展开故事，其他人物处于次要地位，只是传主的陪衬。在材料的选择上，传主如果是个传奇人物，尽可能选择新奇的故事情节，可以“以奇取胜”，如写韩练成的《隐形将军》，写熊向晖的《在胡宗南身边十二年》等；传主如果是个普通人，则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其不平凡之处，可以“以情动人”，如朱东润先生写他夫人的《李方舟传》。“以人为本”就是要突出人的个性特征，彰显人物闪光的品德，发掘传主的人性美和人格魅力。
2.避免主观情感下的“虚美”与“溢恶”，体现传记文学的含蓄美。评论家何西来说：“作者写谁就会对其产生感情，想把主人公写得非常完美，因而就会出现‘尊者讳’的现象。”{2}这种主观感情自觉与不自觉地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从而容易产生“虚美”的现象。所谓“虚美”，是指传记作者对所写的传主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都往好的地方写。如影视传记作品《少年包青天》夸大少年包公的美德和才华，《康熙王朝》夸大了封建皇帝的开明、廉政、爱民，这就是“虚美”。有些作者会受主人公及其家属的干扰，而不敢写出主人公的反面。还有一些有钱有权的传主请人代写的传记，“虚美”的成分就更多了。
与“虚美”相对的另一种现象，是传记创作中的“溢恶”现象。所谓“溢恶”，就是竭力暴露传主丑恶的一面。对反面传主的负面性东西，如犯罪细节、手段，堕落中的变态心理等，不宜过多地渲染，更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像《张子强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张子强》这样的作品，大量过细地描写他的犯罪经过和作案细节，容易为居心不良者效仿，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