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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对传统文学母性书写进行了彻底颠覆，还原了母亲的世俗和本真面貌，对母女关系的重新审视透视出女性书写中的逃离性，解构以后的重建依然困惑。
书写母亲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母题，“母亲”成为天然的人性角色和重要的社会角色，母性崇拜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然而。在男性文化叙事谋略中，“母亲”逐渐演变成一个承载象征意义的文字符号。背负着坚韧、苦难、宽厚、无我的深远意味在中国父权意识体系中穿行了上千年，成为“在女性所有角色中最具有社会兼容功能的亲缘符号”。九十年代的女作家逐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母性内涵是父权制社会正统文化精神的一根重要支脉，对理想化、道德化的母亲塑造和歌颂实质是对男性伦理秩序的维护和宣扬。母亲成为道德符号和形象虚构，神话了和美化了的母亲身份遮蔽了母亲做为一个女性在具体时空中的真实面貌。母亲的生存本相被忽略、被蒙蔽，女性的个体价值和情感诉求被湮灭，自我意识沉沦。
九十年代女性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性话语所缔造的“母性神话”，重新书写母亲以及母女关系，还原母亲的原生性和世俗性，对建构女性自我的记忆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正如林丹娅所说，“新世纪之交的女性文本中呈现的母亲形象，不仅与五四女性文本中呈现的母亲形象。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与自己文本中的母亲形象也有天壤之别。这是十分明显的自我反省乃至自我反审的过程，它说明她们正在处于的一个交集着对文化认同与反认同的特殊过程与特殊心态。”
一、颠覆母性神话
九十年代女性文本塑造了一系列“恶母”形象，她们冷漠自私，心态扭曲，面目可憎。这些母亲，颠覆了男性话语规范中“母亲的样子”，还原成一个面目可憎、丑陋不堪的异化了的“人”。揭示了女性自身对于生育的反感、厌恶，对于既有文化规范所限定的母亲身份的抗拒，“随着母亲对自我的放弃，被她的身体和她的社会尊严所异化。她产生了愉快的幻觉，觉得就她本身而言，就某种价值而言，她是一个人。”九十年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女性文本以“母性神话”的颠覆与解构作为突破口。猛烈地抨击着男权文化统治，审视母亲作为一个“人”的弱点、不足、甚至丑陋面，揭示了“一个让我们的眼睛在文本组成的历史话语中终于透视到的母亲全身：一个在冠冕堂皇的话语中从未被涉及到的作为母亲的黑暗部分：是一个被层层鲜亮的语言与重重坚固的屋宇掩蔽下的母亲世界。”这意味着女性自剖的勇气和内省意识的提升。
《午后悬崖》中女儿在母亲的“熏陶”之下，性格变异，承继了母亲无法拥有就毁灭的潜意识，因为嫉妒成为一个幼儿园小朋友死亡的直接凶手。情感缺失的母女关系是女儿偏执和变态心理的诱因，母亲成为丑陋和罪恶的引路人，从此母亲受到女儿“说出真相”的要挟，一辈子生活在惶恐之中，母女俩的情感终身呈现一种畸形状态，母女俩都活在母亲亲手缔建起来的心理牢笼里，不可自拔《玫瑰门》中司绮纹一生的生存经历似乎都在证明：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像她那样“疯狂”，才是女性基本和真实的生存。对司绮纹，铁凝在《玫瑰门·恳谈录》中说：“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活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的灵魂，的践踏”。徐小斌的《天籁》中母爱更是走向了触目惊心的极端性异化形式，为了让女儿出人头地，吴苗竟然残忍地熏瞎了女儿的眼睛，以爱的名义毁掉了女儿本真的生活。残雪的“无爱之母”的书写也具有巨大的颠覆性，她笔下的母亲多数没有名字。只有“母亲”的伦理身份，肮脏、杂乱，甚至是恶毒和阴险的，她们生活在苦难中，但没有爱的能力和意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充满仇视和相互利用。女性心中潜藏的某种阴冷情感，让人不寒而栗。
二、母亲形象：女性的自我审视
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是女作家们重建破碎女性文化的一种努力。她们努力寻找女性的精神线索和立场，企望建立女性诗学。但可以说。这种寻找和建构是艰辛而困惑的。女儿在袒露母亲世俗性和丑陋面的同时，对于母亲／自我的认同和建立是矛盾和迷惑的。
铁凝的《大浴女》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和追问灵魂的深度。章妩是作品着力塑造的母亲形象，也是作品指向的原罪根源。她和尹小跳姐妹之间存在着难以愈合的鸿沟。母亲和女儿之间成为超出我们阅读经验的两个个体，女儿对母亲的审视体察成为女人对女人的对视。
作品的深度和张力在于幼女因为母亲的“越轨”，充满羞愧凄痛，并由此陷入原罪的深渊而终其一生都在自我救赎。章妩为了逃离社会历史强加于个体生命的痛苦。她选择了用性交易作为手段获取留在家里的权利。这既是一个女人道德上的“越轨”，也是面对历史的重压一个女人最无奈的反抗。及至后来尹小荃的诞生，既是章妩寻求不再用纤弱个体承担畸态社会赋予的生命／生存处境的筹码，是否也可以说这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安抚唐医生这个同样孤寂的灵魂。或者说是章妩对自己女性意识和体验的一个确认。但无疑，这个母亲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是“理应”受到唾弃和惩罚的。尹小跳代表传统宗法和道德伦理对母亲进行了沉痛一击。她借唐菲——另一个“女儿”之手，毁灭了小荃这个不符合传统的历史产物。但同时，尹小跳却因此成为心灵的负罪者，使她终身无法直面自己和他人。
章妩不是我们阅读视野中的好母亲，或者说。尹小跳的潜意识之中其实承载着某种道德、文化和社会内容，这之中凝结着作者的写作期待。尹小跳在自身生存和情感追求中，与母亲又是何等宿命的轮回：利用好友唐菲“献身”如愿进入出版社，一而再地作为第三者介入别人的婚姻之中。尽管尹小跳为了洗涤对小荃的负疚，不断清洗自己心底的阴暗，但尹小跳对母亲从来没有正视过。尹小跳并不明白，唯有坦然正视而非披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原谅”母亲，她的自我救赎才是彻底的，她真正需要负疚的是对母亲而非尹小荃，可以说，她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实践前路还是迷茫的。
池莉的《你是一条河》表现了深陷于生活困境和生存苦难女性的无奈和痛苦。辣辣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母亲。她坚强、粗俗、贪便宜、性道德模糊，用朴实坚韧的方式适应极端恶劣的生存困境。当我们阅读文本，传统母亲的形象已经被完全撕裂，这个形象在消解男性话语关于“母亲神话”，同时又展示了女性一直以来被遮蔽和削弱的主宰力量。然而。女儿冬儿对母亲的审视，却像镜子一样观照着母亲的丑陋，在冬儿看来，辣辣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远离一个母亲、一个女性所应该具有的修养、自尊和母性爱。母女成为一对矛盾体，彼此怨恨，在生存和尊严的严峻现实面前，她们因为无法回避的血缘关系相互纠葛又相互仇视。她在精神上彻底鄙视自己的生身母亲，“当女儿能在文本(历史中的，文学中的)清晰地看清这个母亲角色的本 质时，女儿对母亲角色的恐惧与鄙视便会油然而生。或者换句话说是，为了避免自己‘染上母亲的模样’，成为又一个可怜可悲可哀可憎的母亲，女儿可能断然选择背弃母亲。”冬儿逃离了“母亲”这一未来镜像。在母亲卑微辛劳的生命结束时，冬儿似乎得到神灵的通知，用心灵的感知和原谅的泪水为母亲做了精神回归的祭奠。
把男女的紧张关系置换成母女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女性在超越性别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中开始了对自我性别的自足性反思。母女关系的紧张暗喻了女性存在的焦灼状态，将母亲虚构成一种“他者注视”，正是女性“超我”对“本我”的内在省视，是对女儿“自我”的平衡和框正。但母女之间却又是错综复杂的亲近与疏离，纠葛不清的认同与背叛，女儿以年轻的智慧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母亲，却又因为血缘的神秘轮回无法最终分离与母亲的情感。众多文本在女儿对母亲审视——逃离——渴望的阐述背后，透射出女性自己迷惑矛盾的心态，对男权秩序的彻底颠覆之后如何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中心，女性生命中真正“母性”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可以看到，依然是迷惑的。
三、矛盾逃离：陈染书写
陈染的性别书写和思索在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有特别的意义。通过文本她始终固守着自己的性别身份，努力书写一份真实的体验。众多的叙述中，陈染对母亲的情感书写是极其复杂的，母女之间爱的占有让人倍感疲惫和无奈。
母女关系的微妙之处在于她们既渴望“共生”又期盼“分离”，由关心演变成的占有和自我牺牲带来的代偿性心理，使母亲成为女儿极力摆脱却又无法彻底切断的情感枷锁，女儿不可能对母亲付出同样多的注意力和情感，母亲的失衡演变成侵犯和窥视。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母亲帝王般森严的爱，使黛二产生火一般的灼热忧虑，焦虑得几近发疯，向外面世界探寻的步伐无法迈开，产生自尽的想法。“我”反复疾呼：“母亲。饶我!”与此同时，母亲也在痛苦地自语。“这个世界，黛二是我唯一的果实，是我疲惫生活的唯一支撑……黛二她活着是我的。死了也是我的……”母亲替代了男权话语的规范，已丧失了自我意识与价值追求，将人的本性中的“自私的爱”发展到极致。终于，“我”只能逃离这种令人窒息的爱，逃离“凡门都是墙”的境地，在异国他乡独自漫游，怀念但远离远方孤独的母亲。
在陈染的作品序列中，母女是以平等的姿势，以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对视叙事，这使陈染的母性述说和追求成为女性自身的内省。对母亲的逃离和依恋。形成女儿特殊的矛盾心态，就如弗洛伊德对特定女性气质内涵进行考究时。从性的角度解释了女孩天生之中对母亲的依恋，女孩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根深蒂固。在《与往事干杯》中，肖潆和母亲在徒墙四壁的尼姑庵里过起了天堂一般的日子，是因为“我睡在母亲的怀抱里，像睡在天堂一样安全而美好”，当肖潆迎来她生命的初潮，是母亲为她解脱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共同的女性体验使母女心灵相贴，母亲给予濛濛爱的力量和面对困境的勇气。在这里，陈染解构了男性话语中男人像苍穹般庇护女性生存天空的神话，“性情暴躁如雷、粗蛮无礼，病态到与全世界对立”的父亲的离场，使母女俩在简陋的境地也能活出繁华似锦。
陈染自我探索的勇气在于，敢于正面自己内心的迷茫、孤独与幻灭。当肖濛的母亲寻找到自己的爱情，成为一个需要男人和性的女人时，女儿感到了背叛和遗弃，愤懑和不满替代了原本女儿内心里对母亲的满足的占有，因为所有的文化都界定了母亲的爱不同于其他的爱，母亲的爱是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它不像一般的感情那样包含了不纯的成分，母爱之中更不应该有个人的情爱和性爱追求。孤独的女儿肖濛又落入自己无法走出的焦虑和惶恐之中，从年长她近二十岁的男邻居身上寻找虚幻的慰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母亲，女儿们依然是以男性话语中心设置的形象来期待和描绘的，走不出对于母亲的传统界定——那就是母亲必须是“无我”的。在《私人生活》中，同样是母女俩相依为命、相互扶持，拗拗的母亲有追求个人价值和生存本义，勇于反抗脾气暴躁的丈夫，断然走出无爱的婚姻。在工作的舞台展示女性自我的价值。但在女儿眼里。这样的母亲却又缺少细腻和温情，女儿还是渴望“那种广泛意义的家庭主妇式的母鸡对自己下的蛋的爱”，一直从邻居禾身上寻求“母亲”的气息。这种“气息”，是否可以说是在男权阴影笼罩之下，让女性沉迷和无法迈出自我步伐的气息?这里又形成一种悖论，母亲对女儿紧密注视、视为惟一，会使女儿无法呼吸。力图挣脱这种窒息的爱：母亲寻求属于个人价值和性别本义，女儿又感到被遗弃。怀念传统的“母亲的气息”。怎样的“母性”才是女性的追求，其实女性自己也深感迷惑。
陈染从自己的性别出发，踏上了女性自我认识的心路历程，她对于母女亲情的书写深刻地表露出她对女性生存现状抵达真实的惶惑和探究，她笔下一对对既有无法沟通和对话的痛楚、又有心理上亲情相恤彼此需要的母女。共同在一张庞大的生存网架上挣扎，显示了陈染追问女性生存意义和生存质量的勇气和坦荡。
九十年代女性文本对母亲的还原性书写以及母女关系的重新梳理，既是对传统母亲，女人规范设定的巨大颠覆，又是在寻求构建女人的生存真相，传统审美亲密无间的母女关系经由女性自身的重审而破产。女儿与母亲问不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继承关系，而是中断分裂。女性在竭力探究新型的母女建构，这是女性文学在自我认同的道路上迈出的有力步伐。但是。女性对理想的母性及母女关系的描摹还是朦胧的，完全否定“母性”的同时又感到无处着陆，在“母亲”的真正意味和文化内涵上，仍留下了漫长的空白之页，透射出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女性依然依赖男性的眼光进行审美，因此却又陷入更深的困境，这就是，女性如何才能独立存在于历史场景之中?
书写母亲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母题，“母亲”成为天然的人性角色和重要的社会角色，母性崇拜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然而。在男性文化叙事谋略中，“母亲”逐渐演变成一个承载象征意义的文字符号。背负着坚韧、苦难、宽厚、无我的深远意味在中国父权意识体系中穿行了上千年，成为“在女性所有角色中最具有社会兼容功能的亲缘符号”。九十年代的女作家逐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母性内涵是父权制社会正统文化精神的一根重要支脉，对理想化、道德化的母亲塑造和歌颂实质是对男性伦理秩序的维护和宣扬。母亲成为道德符号和形象虚构，神话了和美化了的母亲身份遮蔽了母亲做为一个女性在具体时空中的真实面貌。母亲的生存本相被忽略、被蒙蔽，女性的个体价值和情感诉求被湮灭，自我意识沉沦。
九十年代女性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性话语所缔造的“母性神话”，重新书写母亲以及母女关系，还原母亲的原生性和世俗性，对建构女性自我的记忆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正如林丹娅所说，“新世纪之交的女性文本中呈现的母亲形象，不仅与五四女性文本中呈现的母亲形象。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与自己文本中的母亲形象也有天壤之别。这是十分明显的自我反省乃至自我反审的过程，它说明她们正在处于的一个交集着对文化认同与反认同的特殊过程与特殊心态。”
一、颠覆母性神话
九十年代女性文本塑造了一系列“恶母”形象，她们冷漠自私，心态扭曲，面目可憎。这些母亲，颠覆了男性话语规范中“母亲的样子”，还原成一个面目可憎、丑陋不堪的异化了的“人”。揭示了女性自身对于生育的反感、厌恶，对于既有文化规范所限定的母亲身份的抗拒，“随着母亲对自我的放弃，被她的身体和她的社会尊严所异化。她产生了愉快的幻觉，觉得就她本身而言，就某种价值而言，她是一个人。”九十年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女性文本以“母性神话”的颠覆与解构作为突破口。猛烈地抨击着男权文化统治，审视母亲作为一个“人”的弱点、不足、甚至丑陋面，揭示了“一个让我们的眼睛在文本组成的历史话语中终于透视到的母亲全身：一个在冠冕堂皇的话语中从未被涉及到的作为母亲的黑暗部分：是一个被层层鲜亮的语言与重重坚固的屋宇掩蔽下的母亲世界。”这意味着女性自剖的勇气和内省意识的提升。
《午后悬崖》中女儿在母亲的“熏陶”之下，性格变异，承继了母亲无法拥有就毁灭的潜意识，因为嫉妒成为一个幼儿园小朋友死亡的直接凶手。情感缺失的母女关系是女儿偏执和变态心理的诱因，母亲成为丑陋和罪恶的引路人，从此母亲受到女儿“说出真相”的要挟，一辈子生活在惶恐之中，母女俩的情感终身呈现一种畸形状态，母女俩都活在母亲亲手缔建起来的心理牢笼里，不可自拔《玫瑰门》中司绮纹一生的生存经历似乎都在证明：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像她那样“疯狂”，才是女性基本和真实的生存。对司绮纹，铁凝在《玫瑰门·恳谈录》中说：“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活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的灵魂，的践踏”。徐小斌的《天籁》中母爱更是走向了触目惊心的极端性异化形式，为了让女儿出人头地，吴苗竟然残忍地熏瞎了女儿的眼睛，以爱的名义毁掉了女儿本真的生活。残雪的“无爱之母”的书写也具有巨大的颠覆性，她笔下的母亲多数没有名字。只有“母亲”的伦理身份，肮脏、杂乱，甚至是恶毒和阴险的，她们生活在苦难中，但没有爱的能力和意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充满仇视和相互利用。女性心中潜藏的某种阴冷情感，让人不寒而栗。
二、母亲形象：女性的自我审视
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是女作家们重建破碎女性文化的一种努力。她们努力寻找女性的精神线索和立场，企望建立女性诗学。但可以说。这种寻找和建构是艰辛而困惑的。女儿在袒露母亲世俗性和丑陋面的同时，对于母亲／自我的认同和建立是矛盾和迷惑的。
铁凝的《大浴女》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和追问灵魂的深度。章妩是作品着力塑造的母亲形象，也是作品指向的原罪根源。她和尹小跳姐妹之间存在着难以愈合的鸿沟。母亲和女儿之间成为超出我们阅读经验的两个个体，女儿对母亲的审视体察成为女人对女人的对视。
作品的深度和张力在于幼女因为母亲的“越轨”，充满羞愧凄痛，并由此陷入原罪的深渊而终其一生都在自我救赎。章妩为了逃离社会历史强加于个体生命的痛苦。她选择了用性交易作为手段获取留在家里的权利。这既是一个女人道德上的“越轨”，也是面对历史的重压一个女人最无奈的反抗。及至后来尹小荃的诞生，既是章妩寻求不再用纤弱个体承担畸态社会赋予的生命／生存处境的筹码，是否也可以说这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安抚唐医生这个同样孤寂的灵魂。或者说是章妩对自己女性意识和体验的一个确认。但无疑，这个母亲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是“理应”受到唾弃和惩罚的。尹小跳代表传统宗法和道德伦理对母亲进行了沉痛一击。她借唐菲——另一个“女儿”之手，毁灭了小荃这个不符合传统的历史产物。但同时，尹小跳却因此成为心灵的负罪者，使她终身无法直面自己和他人。
章妩不是我们阅读视野中的好母亲，或者说。尹小跳的潜意识之中其实承载着某种道德、文化和社会内容，这之中凝结着作者的写作期待。尹小跳在自身生存和情感追求中，与母亲又是何等宿命的轮回：利用好友唐菲“献身”如愿进入出版社，一而再地作为第三者介入别人的婚姻之中。尽管尹小跳为了洗涤对小荃的负疚，不断清洗自己心底的阴暗，但尹小跳对母亲从来没有正视过。尹小跳并不明白，唯有坦然正视而非披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原谅”母亲，她的自我救赎才是彻底的，她真正需要负疚的是对母亲而非尹小荃，可以说，她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实践前路还是迷茫的。
池莉的《你是一条河》表现了深陷于生活困境和生存苦难女性的无奈和痛苦。辣辣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母亲。她坚强、粗俗、贪便宜、性道德模糊，用朴实坚韧的方式适应极端恶劣的生存困境。当我们阅读文本，传统母亲的形象已经被完全撕裂，这个形象在消解男性话语关于“母亲神话”，同时又展示了女性一直以来被遮蔽和削弱的主宰力量。然而。女儿冬儿对母亲的审视，却像镜子一样观照着母亲的丑陋，在冬儿看来，辣辣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远离一个母亲、一个女性所应该具有的修养、自尊和母性爱。母女成为一对矛盾体，彼此怨恨，在生存和尊严的严峻现实面前，她们因为无法回避的血缘关系相互纠葛又相互仇视。她在精神上彻底鄙视自己的生身母亲，“当女儿能在文本(历史中的，文学中的)清晰地看清这个母亲角色的本 质时，女儿对母亲角色的恐惧与鄙视便会油然而生。或者换句话说是，为了避免自己‘染上母亲的模样’，成为又一个可怜可悲可哀可憎的母亲，女儿可能断然选择背弃母亲。”冬儿逃离了“母亲”这一未来镜像。在母亲卑微辛劳的生命结束时，冬儿似乎得到神灵的通知，用心灵的感知和原谅的泪水为母亲做了精神回归的祭奠。
把男女的紧张关系置换成母女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女性在超越性别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中开始了对自我性别的自足性反思。母女关系的紧张暗喻了女性存在的焦灼状态，将母亲虚构成一种“他者注视”，正是女性“超我”对“本我”的内在省视，是对女儿“自我”的平衡和框正。但母女之间却又是错综复杂的亲近与疏离，纠葛不清的认同与背叛，女儿以年轻的智慧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母亲，却又因为血缘的神秘轮回无法最终分离与母亲的情感。众多文本在女儿对母亲审视——逃离——渴望的阐述背后，透射出女性自己迷惑矛盾的心态，对男权秩序的彻底颠覆之后如何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中心，女性生命中真正“母性”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可以看到，依然是迷惑的。
三、矛盾逃离：陈染书写
陈染的性别书写和思索在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有特别的意义。通过文本她始终固守着自己的性别身份，努力书写一份真实的体验。众多的叙述中，陈染对母亲的情感书写是极其复杂的，母女之间爱的占有让人倍感疲惫和无奈。
母女关系的微妙之处在于她们既渴望“共生”又期盼“分离”，由关心演变成的占有和自我牺牲带来的代偿性心理，使母亲成为女儿极力摆脱却又无法彻底切断的情感枷锁，女儿不可能对母亲付出同样多的注意力和情感，母亲的失衡演变成侵犯和窥视。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母亲帝王般森严的爱，使黛二产生火一般的灼热忧虑，焦虑得几近发疯，向外面世界探寻的步伐无法迈开，产生自尽的想法。“我”反复疾呼：“母亲。饶我!”与此同时，母亲也在痛苦地自语。“这个世界，黛二是我唯一的果实，是我疲惫生活的唯一支撑……黛二她活着是我的。死了也是我的……”母亲替代了男权话语的规范，已丧失了自我意识与价值追求，将人的本性中的“自私的爱”发展到极致。终于，“我”只能逃离这种令人窒息的爱，逃离“凡门都是墙”的境地，在异国他乡独自漫游，怀念但远离远方孤独的母亲。
在陈染的作品序列中，母女是以平等的姿势，以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对视叙事，这使陈染的母性述说和追求成为女性自身的内省。对母亲的逃离和依恋。形成女儿特殊的矛盾心态，就如弗洛伊德对特定女性气质内涵进行考究时。从性的角度解释了女孩天生之中对母亲的依恋，女孩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根深蒂固。在《与往事干杯》中，肖潆和母亲在徒墙四壁的尼姑庵里过起了天堂一般的日子，是因为“我睡在母亲的怀抱里，像睡在天堂一样安全而美好”，当肖潆迎来她生命的初潮，是母亲为她解脱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共同的女性体验使母女心灵相贴，母亲给予濛濛爱的力量和面对困境的勇气。在这里，陈染解构了男性话语中男人像苍穹般庇护女性生存天空的神话，“性情暴躁如雷、粗蛮无礼，病态到与全世界对立”的父亲的离场，使母女俩在简陋的境地也能活出繁华似锦。
陈染自我探索的勇气在于，敢于正面自己内心的迷茫、孤独与幻灭。当肖濛的母亲寻找到自己的爱情，成为一个需要男人和性的女人时，女儿感到了背叛和遗弃，愤懑和不满替代了原本女儿内心里对母亲的满足的占有，因为所有的文化都界定了母亲的爱不同于其他的爱，母亲的爱是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它不像一般的感情那样包含了不纯的成分，母爱之中更不应该有个人的情爱和性爱追求。孤独的女儿肖濛又落入自己无法走出的焦虑和惶恐之中，从年长她近二十岁的男邻居身上寻找虚幻的慰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母亲，女儿们依然是以男性话语中心设置的形象来期待和描绘的，走不出对于母亲的传统界定——那就是母亲必须是“无我”的。在《私人生活》中，同样是母女俩相依为命、相互扶持，拗拗的母亲有追求个人价值和生存本义，勇于反抗脾气暴躁的丈夫，断然走出无爱的婚姻。在工作的舞台展示女性自我的价值。但在女儿眼里。这样的母亲却又缺少细腻和温情，女儿还是渴望“那种广泛意义的家庭主妇式的母鸡对自己下的蛋的爱”，一直从邻居禾身上寻求“母亲”的气息。这种“气息”，是否可以说是在男权阴影笼罩之下，让女性沉迷和无法迈出自我步伐的气息?这里又形成一种悖论，母亲对女儿紧密注视、视为惟一，会使女儿无法呼吸。力图挣脱这种窒息的爱：母亲寻求属于个人价值和性别本义，女儿又感到被遗弃。怀念传统的“母亲的气息”。怎样的“母性”才是女性的追求，其实女性自己也深感迷惑。
陈染从自己的性别出发，踏上了女性自我认识的心路历程，她对于母女亲情的书写深刻地表露出她对女性生存现状抵达真实的惶惑和探究，她笔下一对对既有无法沟通和对话的痛楚、又有心理上亲情相恤彼此需要的母女。共同在一张庞大的生存网架上挣扎，显示了陈染追问女性生存意义和生存质量的勇气和坦荡。
九十年代女性文本对母亲的还原性书写以及母女关系的重新梳理，既是对传统母亲，女人规范设定的巨大颠覆，又是在寻求构建女人的生存真相，传统审美亲密无间的母女关系经由女性自身的重审而破产。女儿与母亲问不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继承关系，而是中断分裂。女性在竭力探究新型的母女建构，这是女性文学在自我认同的道路上迈出的有力步伐。但是。女性对理想的母性及母女关系的描摹还是朦胧的，完全否定“母性”的同时又感到无处着陆，在“母亲”的真正意味和文化内涵上，仍留下了漫长的空白之页，透射出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女性依然依赖男性的眼光进行审美，因此却又陷入更深的困境，这就是，女性如何才能独立存在于历史场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