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语言也日渐深入人们的生活,而随之而来的碰撞,导致了网络“和谐”的产生。网络的数字鸿沟与信息更迭,既带来了沟通的迅捷,也导致了交流的困境。与日常语言随意性有着很大相似性的网络语言,在放纵或者净化的路口徘徊者。而在是否“和谐”的激烈争论中,有着多股力量参杂其间,立场、年龄、审美以及意识形态,这些都形成了推动抑或是阻碍中国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语言也将在内部交锋中,获得又一次淬炼的机遇。
关键词:网络和谐;公共领域;文化审美;中西异质
中图分类号:H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219-03
随着网络语言体系的逐渐形成和使用范围的扩散,网民们开始热衷为网络热词打造排行榜。在2009年高频词汇的讨论中,有人戏称“和谐”是这一年唯一的词汇。原本“和谐”一词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早在2007年就登上了政治舞台,而自“和谐”一词在网络上由形容词活用作动词起,原本作为消除矛盾的最高道德标准,骤然间被塑造成一个手握屠刀的判决者,一个阉割话语欲盖弥彰的掩饰者。正因为“和谐”崇高的政治地位,一直以来争执不休但止步于小打小闹的议论,终以此为界,正式拉开了网络语言论争的大幕。
第一场也是最根本的角逐,是由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话语的相互攻伐引起的。“和谐”一词在向大众宣传时,以拆字法被解释为“人人皆有饭吃,人人皆有话说”,虽然简单,但也明确彰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建设所带来了民间话语的兴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凭借技术屏蔽所带来的数字鸿沟,一方面的确阻碍了网络的普及范围,而另一方面这种具有印象整饰功能的屏障,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华文化中含蓄的特征,带来了华夏大地从未有过的民间话语风暴。
中国上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以及与之相配的文化的雅俗之分,造就了民间话语固有的软弱特点。然而中国经过现当代语言发展的三次浪潮[1],极大地削弱了精英话语的权威,可以说,中国的网络语言在网络空间的流行,体现了弱势的民间话语在网络公共领域的全面崛起。然而这并未就此解构千百年来中国语言的惯性,与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话语——最大限度摆脱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束缚,使自身获得真正解放——不同的是,东方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话语,更倾向于考虑如何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社会权利融为一体,而不独通过自身来实现内部理性化[2]。这就导致了中国大多数人心中所承认的话语舞台,在宏观上具有唯一性的特征。而这种唯一性,正是角逐双方对于“和谐”问题在网络世界寸土必争的导因。
前信息时代,作为弱势群体的民间意见很难进入公共领域。其一是因为,掌握在主流媒体手中的报刊、广播、影视等总是执著于自己的意见,很少能真正反映出弱势群体的呼声;另一方面,传统的单向媒体总是将受众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加上它们所强调的意见和问题往往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易于被认知为多数意见[1]。这种惯性的认识,一方面构建了权威的信息平台,但是也阻碍了信息的民主进程。而就信息时代开始,互联网这种大众媒体的存在,更倾向于一种即时性工具而非单向传播体系,给予了民间话语以成长的空间。可以说自信息技术发展以来,网民规模就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如图1),到2009年底,网民的数量已达到中国总人口的28.9%[3]。政府机构因为负担着引导性的职责,其步步为营的态度致使领域探索具有滞后性。然而作为一定经济、文化门槛与生俱来的网络世界(如图2),网民其话语影响力不容忽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和软实力竞争比重的逐日递增,凭借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统合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构成了政治拓展的新一轮强大助力。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条件超过内陆城市,因而不仅在传统意义上有着优越的话语权,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更加依靠工具的话语方式,使其率先参与了网络世界的“圈地运动”,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网络的辐射而继续增大。基于这个原因,无论是为了规范市场或者控制主流,官方话语权争夺也不可避免地参与进来。
而与此同时,我们面对当今仍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网络世界时(如图4)可清晰的意识到,长久以来在西方形成的文化批评机制,使公共领域在西方世界媒体得到实质的存在和发展,而对于中国而言,不具有该传统的文化领域在迎来信息时代后,也必然迎来一场文化暴乱。“和谐”的提出,无疑是政府把握时机介入的标志,既是政府直接强制权、文化领导权的体现,又是精英文化的再次反扑。
在表面看来,“和谐”的论争或许缘于雅俗有别,用于净化民族语言环境,而将之置于网络背景下,却突出了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和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的相互侵占的结果。
从网络各类应用使用率:博客应用57.7%,即时通信70.95%,网络视频62.6%,网络文学42.2%,论坛30.5%[3]……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原本类似日记、口头交谈等私人性内容,极具口语化语体风格的网络语言,经由生活化的使用方式,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一种亚文化语言模式。其中特别表现为私人领域的公共化,致使私人照片、文章、信件、个人言谈或信息等最大限度的覆盖公共领域。而原本仅属私德而无伤大雅的行为、言论,被放置于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如艳照门、虐猫事件的曝光,或如芙蓉姐姐、凤姐等人的出名,原本局限于道德谴责或个人审美范畴的内容,在“人肉搜索”等技术的推波助澜下,不适当地提升了事件的社会影响,在使事件中心人物身败名裂或者沦为笑柄的同时,也波及相关亲属甚至事件受害者。这从另一个角度可称为“过度量刑”。而从语言的角度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粗鄙的口俚如“TMD”、“TNND”、“NC”①等作为私人性行为,甚至可以宽容地看做是一种个性的表现,而当其公共化之后,却会出现恶劣的社会影响。现在网络已经进入“我”时代,② 在这个大背景下,人群的从众性加上部分人的个人价值观和表现欲,在网络屏障提供了中国传统侠义所需的匿名性之后,网络暴民由此衍生。
而数据显示,年龄越小的网民越愿意在论坛中发言,而随着年龄增长,更愿意旁观和潜水。我们可以想到,网络观点和言论的背后是我们最不稳定的青少年的文化心理问题。③固然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能很好的反映社会现象,然而与此同时,也引导着社会现象的发生。不管是面对习惯于传统意义上被动“阅读”的受众,或是处于性格塑造时期,却占了网民60.4%的10～30岁的青少年们(如图3),这样的群体无疑是很容易被煽动的。而目前中国稚嫩的网络世界实际也正处于这种比较混乱、变动和反叛的时期。犹如教导青少年一般,过于雷霆的整顿必然带来损害,一味和风细雨则可能毫无成效,政府及时选择网络语言的“和谐”为突破口是无可厚非的。
诚然,导致“和谐”的原因并非仅私人领域公共化一点,除了作为关键核心的领域争夺战之外,在此基础上衍生的还有另外三场角逐。
其一,年龄差距所带来的认知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狂欢式话语与非主流。正规书面语与网络语言相比较,可称作“母亲语言”与“袋鼠族”的关系。网络语言句子简短、形象具体、声调夸张。而其中不能为“和谐”所容忍的便是少年人的“恋污癖”。在消费背景下,作为迎合新生代交流需要和审美需求的网络世界,语言功能理所当然地从“济世”走向“消闲”。除了一如既往呆板的应试作文与青少年的反叛性之外,现代社会又给予了严酷的生存压力、乖张的审美和易见的暴力色情等“催熟剂”。本来“作文是‘压抑’(禁忌),文学创作是‘宣泄’(放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4]但是文学的商务化,模糊了之间的界限,在打破了旧教育模式的同时,却也让人忽视了系统的人文教育和人文素养的重要性,以至越来越多的作者笔力单薄,流于浅俗。
其二,大众审美与文艺表达的异质。如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所言:“我爱北京敏感词,敏感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诗和梨花体有多大差异?也许其本质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一用于讽颂,一用于宣泄自娱。
这是一个公共领域话语权的重新分配的时代,所以众多在作品发表上郁郁不得志的写手们,借助网络的强大信息量一跃成为名人,并且还作为网络使用率42.3%[3],排名前十的庞然大物而存在,其后果却是质量参差。写手们在抱怨“和谐”封杀他们作品时,曾拿出《红楼梦》、《色戒》等一系列书籍、影视作品,以显示所谓文学就是这样的。而张柠将社会语言喻为“道德家”,文学语言比做“荡妇”,显示出他们之间构成紧张的对峙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比喻中看到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确乎会带有某种“污秽”性质。文字或文学,其本性上就是会繁衍出数不清的同类,以冲破某种秩序和规定性的东西。作为没有为自己套上“规范”的大众表达,很容易在“文学”这条高空踏索上走歪。而真正的文艺表达,借助的是形式而不是本质。
其三,传统思维的延续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下,作为有一定经济限制的网络世界被西方国家抢先占领,如今依然是西方世界的天下(如图4)。而今大批量的语言异化,中西语言错杂,从“赵一A”到“3Q”,是当真别人的语言更具有竞争优势,还是网络使民族失语?在主流文化、青少年亚文化和外来文化所冲击出的狂潮中,中华道统摇摇欲坠却又被人所期待着。文化的全球化带来的暂不是文化的融合,却是文化的分化。一方面是崇尚西方文化,至今连成语都不能理解的国人,另一方面是寻根溯源,连名字都希望取得典雅的国人。同样是国人,同样的时代,却在网络打开的更大的世界窗口前分化得越加严重。而作为中国网民的一半的青少年,我们不能不看到“和平演变”战略的可行性,以及“和谐”的必要性。
由上述可知,或许在“和谐”中批量屏蔽“敏感词”并非恰当行为,然而无论是简单想借此净化网络,或因为满眼“□□”而猛烈抨击“和谐”制度的想法都过于简单了。且不说网民在“和谐”开始没多久后,就极富创意的造出了“红果果”、“哔——”等词汇形式,无疑在伪饰的前提下,更多的是一份讽刺。
有人认为在使用率第五的游戏和使用率第十二的BBS拍砖等行为的推波助澜下,网络言论会出现过激,然而对于现在处于亚健康严重威胁的市民群体,宣泄也是一种必要途径。然而今年网络语言大面积侵蚀,从2010春晚就可以看到语言的扩散性,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付诸语言的宣泄情绪,并非可圈养于限定的网络世界。虽然大部分网络语言可作为一中亚语言体系存在,但人的自制力是相当有限的,若仅对低俗语言在网络的传播采取放任态度,终究并不会是宣泄而是潜移默化的腐蚀中国人谦和的品性。
基于此,网络和谐根本上是中国网络成长中一个重要改革和完善的阶段,面对如今毫无规范可言的网络世界,“和谐”其必要性是有目共睹的。而目前“和谐”所采取的方式或有待改善。现今粗暴的屏蔽行为,是一种“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莽夫行径。李哲良曾在《帝国的另类》中曾提到这样一句话:“政治家要有文化人的素质,文化人要有政治家的胸怀。”故此,在网络和谐进行的同时,期待真正“和谐”的手段予以实施。其一,作为教化为本的华夏大地,作出积极文化引导,丰富娱乐生活途径,依然应该是治本的关键。其二,重整编辑制度,在网络放宽个人出版要求的同时,作为编辑不能沦于一个记账员或者看守者。对于一个编辑基本的文学素养要求,其实就是编辑所应担负的职责所在。其三,相关辅助性政策的调整,诸如大环境中教育、考试模式的改革,真正落实素质教育而非流于形式,是一种踏实的根治办法。
作为一场“和谐”的论争,并不仅仅只是针对于中国的语言,无论是过去的典雅,现实的衰落或是未来的不可捉摸。这四场角逐中的八股力量,无一不是左右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对于一篇文章一句话是否“和谐”的言论,无疑是限于当前而言的,然而我们推动着其中的力量的兴衰,特别是用教育、用制度推动中国青少年文化的壮大,正印证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少年强,则国强。”
参考文献:
[1]王炎龙.网络语言的传播与控制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3-112.
[2]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4]张柠.青春小说及其市场背景深层剖析[M].成都: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2010.
[5]胡泳.众声喧哗[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宗教价值与公共领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对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大众文化教程[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娇娇]
关键词:网络和谐;公共领域;文化审美;中西异质
中图分类号:H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219-03
随着网络语言体系的逐渐形成和使用范围的扩散,网民们开始热衷为网络热词打造排行榜。在2009年高频词汇的讨论中,有人戏称“和谐”是这一年唯一的词汇。原本“和谐”一词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早在2007年就登上了政治舞台,而自“和谐”一词在网络上由形容词活用作动词起,原本作为消除矛盾的最高道德标准,骤然间被塑造成一个手握屠刀的判决者,一个阉割话语欲盖弥彰的掩饰者。正因为“和谐”崇高的政治地位,一直以来争执不休但止步于小打小闹的议论,终以此为界,正式拉开了网络语言论争的大幕。
第一场也是最根本的角逐,是由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话语的相互攻伐引起的。“和谐”一词在向大众宣传时,以拆字法被解释为“人人皆有饭吃,人人皆有话说”,虽然简单,但也明确彰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建设所带来了民间话语的兴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凭借技术屏蔽所带来的数字鸿沟,一方面的确阻碍了网络的普及范围,而另一方面这种具有印象整饰功能的屏障,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华文化中含蓄的特征,带来了华夏大地从未有过的民间话语风暴。
中国上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以及与之相配的文化的雅俗之分,造就了民间话语固有的软弱特点。然而中国经过现当代语言发展的三次浪潮[1],极大地削弱了精英话语的权威,可以说,中国的网络语言在网络空间的流行,体现了弱势的民间话语在网络公共领域的全面崛起。然而这并未就此解构千百年来中国语言的惯性,与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话语——最大限度摆脱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束缚,使自身获得真正解放——不同的是,东方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话语,更倾向于考虑如何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社会权利融为一体,而不独通过自身来实现内部理性化[2]。这就导致了中国大多数人心中所承认的话语舞台,在宏观上具有唯一性的特征。而这种唯一性,正是角逐双方对于“和谐”问题在网络世界寸土必争的导因。
前信息时代,作为弱势群体的民间意见很难进入公共领域。其一是因为,掌握在主流媒体手中的报刊、广播、影视等总是执著于自己的意见,很少能真正反映出弱势群体的呼声;另一方面,传统的单向媒体总是将受众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加上它们所强调的意见和问题往往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易于被认知为多数意见[1]。这种惯性的认识,一方面构建了权威的信息平台,但是也阻碍了信息的民主进程。而就信息时代开始,互联网这种大众媒体的存在,更倾向于一种即时性工具而非单向传播体系,给予了民间话语以成长的空间。可以说自信息技术发展以来,网民规模就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如图1),到2009年底,网民的数量已达到中国总人口的28.9%[3]。政府机构因为负担着引导性的职责,其步步为营的态度致使领域探索具有滞后性。然而作为一定经济、文化门槛与生俱来的网络世界(如图2),网民其话语影响力不容忽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和软实力竞争比重的逐日递增,凭借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统合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构成了政治拓展的新一轮强大助力。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条件超过内陆城市,因而不仅在传统意义上有着优越的话语权,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更加依靠工具的话语方式,使其率先参与了网络世界的“圈地运动”,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网络的辐射而继续增大。基于这个原因,无论是为了规范市场或者控制主流,官方话语权争夺也不可避免地参与进来。
而与此同时,我们面对当今仍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网络世界时(如图4)可清晰的意识到,长久以来在西方形成的文化批评机制,使公共领域在西方世界媒体得到实质的存在和发展,而对于中国而言,不具有该传统的文化领域在迎来信息时代后,也必然迎来一场文化暴乱。“和谐”的提出,无疑是政府把握时机介入的标志,既是政府直接强制权、文化领导权的体现,又是精英文化的再次反扑。
在表面看来,“和谐”的论争或许缘于雅俗有别,用于净化民族语言环境,而将之置于网络背景下,却突出了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和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的相互侵占的结果。
从网络各类应用使用率:博客应用57.7%,即时通信70.95%,网络视频62.6%,网络文学42.2%,论坛30.5%[3]……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原本类似日记、口头交谈等私人性内容,极具口语化语体风格的网络语言,经由生活化的使用方式,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一种亚文化语言模式。其中特别表现为私人领域的公共化,致使私人照片、文章、信件、个人言谈或信息等最大限度的覆盖公共领域。而原本仅属私德而无伤大雅的行为、言论,被放置于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如艳照门、虐猫事件的曝光,或如芙蓉姐姐、凤姐等人的出名,原本局限于道德谴责或个人审美范畴的内容,在“人肉搜索”等技术的推波助澜下,不适当地提升了事件的社会影响,在使事件中心人物身败名裂或者沦为笑柄的同时,也波及相关亲属甚至事件受害者。这从另一个角度可称为“过度量刑”。而从语言的角度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粗鄙的口俚如“TMD”、“TNND”、“NC”①等作为私人性行为,甚至可以宽容地看做是一种个性的表现,而当其公共化之后,却会出现恶劣的社会影响。现在网络已经进入“我”时代,② 在这个大背景下,人群的从众性加上部分人的个人价值观和表现欲,在网络屏障提供了中国传统侠义所需的匿名性之后,网络暴民由此衍生。
而数据显示,年龄越小的网民越愿意在论坛中发言,而随着年龄增长,更愿意旁观和潜水。我们可以想到,网络观点和言论的背后是我们最不稳定的青少年的文化心理问题。③固然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能很好的反映社会现象,然而与此同时,也引导着社会现象的发生。不管是面对习惯于传统意义上被动“阅读”的受众,或是处于性格塑造时期,却占了网民60.4%的10～30岁的青少年们(如图3),这样的群体无疑是很容易被煽动的。而目前中国稚嫩的网络世界实际也正处于这种比较混乱、变动和反叛的时期。犹如教导青少年一般,过于雷霆的整顿必然带来损害,一味和风细雨则可能毫无成效,政府及时选择网络语言的“和谐”为突破口是无可厚非的。
诚然,导致“和谐”的原因并非仅私人领域公共化一点,除了作为关键核心的领域争夺战之外,在此基础上衍生的还有另外三场角逐。
其一,年龄差距所带来的认知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狂欢式话语与非主流。正规书面语与网络语言相比较,可称作“母亲语言”与“袋鼠族”的关系。网络语言句子简短、形象具体、声调夸张。而其中不能为“和谐”所容忍的便是少年人的“恋污癖”。在消费背景下,作为迎合新生代交流需要和审美需求的网络世界,语言功能理所当然地从“济世”走向“消闲”。除了一如既往呆板的应试作文与青少年的反叛性之外,现代社会又给予了严酷的生存压力、乖张的审美和易见的暴力色情等“催熟剂”。本来“作文是‘压抑’(禁忌),文学创作是‘宣泄’(放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4]但是文学的商务化,模糊了之间的界限,在打破了旧教育模式的同时,却也让人忽视了系统的人文教育和人文素养的重要性,以至越来越多的作者笔力单薄,流于浅俗。
其二,大众审美与文艺表达的异质。如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所言:“我爱北京敏感词,敏感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诗和梨花体有多大差异?也许其本质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一用于讽颂,一用于宣泄自娱。
这是一个公共领域话语权的重新分配的时代,所以众多在作品发表上郁郁不得志的写手们,借助网络的强大信息量一跃成为名人,并且还作为网络使用率42.3%[3],排名前十的庞然大物而存在,其后果却是质量参差。写手们在抱怨“和谐”封杀他们作品时,曾拿出《红楼梦》、《色戒》等一系列书籍、影视作品,以显示所谓文学就是这样的。而张柠将社会语言喻为“道德家”,文学语言比做“荡妇”,显示出他们之间构成紧张的对峙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比喻中看到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确乎会带有某种“污秽”性质。文字或文学,其本性上就是会繁衍出数不清的同类,以冲破某种秩序和规定性的东西。作为没有为自己套上“规范”的大众表达,很容易在“文学”这条高空踏索上走歪。而真正的文艺表达,借助的是形式而不是本质。
其三,传统思维的延续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下,作为有一定经济限制的网络世界被西方国家抢先占领,如今依然是西方世界的天下(如图4)。而今大批量的语言异化,中西语言错杂,从“赵一A”到“3Q”,是当真别人的语言更具有竞争优势,还是网络使民族失语?在主流文化、青少年亚文化和外来文化所冲击出的狂潮中,中华道统摇摇欲坠却又被人所期待着。文化的全球化带来的暂不是文化的融合,却是文化的分化。一方面是崇尚西方文化,至今连成语都不能理解的国人,另一方面是寻根溯源,连名字都希望取得典雅的国人。同样是国人,同样的时代,却在网络打开的更大的世界窗口前分化得越加严重。而作为中国网民的一半的青少年,我们不能不看到“和平演变”战略的可行性,以及“和谐”的必要性。
由上述可知,或许在“和谐”中批量屏蔽“敏感词”并非恰当行为,然而无论是简单想借此净化网络,或因为满眼“□□”而猛烈抨击“和谐”制度的想法都过于简单了。且不说网民在“和谐”开始没多久后,就极富创意的造出了“红果果”、“哔——”等词汇形式,无疑在伪饰的前提下,更多的是一份讽刺。
有人认为在使用率第五的游戏和使用率第十二的BBS拍砖等行为的推波助澜下,网络言论会出现过激,然而对于现在处于亚健康严重威胁的市民群体,宣泄也是一种必要途径。然而今年网络语言大面积侵蚀,从2010春晚就可以看到语言的扩散性,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付诸语言的宣泄情绪,并非可圈养于限定的网络世界。虽然大部分网络语言可作为一中亚语言体系存在,但人的自制力是相当有限的,若仅对低俗语言在网络的传播采取放任态度,终究并不会是宣泄而是潜移默化的腐蚀中国人谦和的品性。
基于此,网络和谐根本上是中国网络成长中一个重要改革和完善的阶段,面对如今毫无规范可言的网络世界,“和谐”其必要性是有目共睹的。而目前“和谐”所采取的方式或有待改善。现今粗暴的屏蔽行为,是一种“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莽夫行径。李哲良曾在《帝国的另类》中曾提到这样一句话:“政治家要有文化人的素质,文化人要有政治家的胸怀。”故此,在网络和谐进行的同时,期待真正“和谐”的手段予以实施。其一,作为教化为本的华夏大地,作出积极文化引导,丰富娱乐生活途径,依然应该是治本的关键。其二,重整编辑制度,在网络放宽个人出版要求的同时,作为编辑不能沦于一个记账员或者看守者。对于一个编辑基本的文学素养要求,其实就是编辑所应担负的职责所在。其三,相关辅助性政策的调整,诸如大环境中教育、考试模式的改革,真正落实素质教育而非流于形式,是一种踏实的根治办法。
作为一场“和谐”的论争,并不仅仅只是针对于中国的语言,无论是过去的典雅,现实的衰落或是未来的不可捉摸。这四场角逐中的八股力量,无一不是左右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对于一篇文章一句话是否“和谐”的言论,无疑是限于当前而言的,然而我们推动着其中的力量的兴衰,特别是用教育、用制度推动中国青少年文化的壮大,正印证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少年强,则国强。”
参考文献:
[1]王炎龙.网络语言的传播与控制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3-112.
[2]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4]张柠.青春小说及其市场背景深层剖析[M].成都: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2010.
[5]胡泳.众声喧哗[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宗教价值与公共领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对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大众文化教程[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