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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万恶的收视率”再起波澜。电视剧版权公司董事长王建锋在微博实名爆料，电视收视率可以明码标价进行买卖。某公司声称一年5000万元推广费用可保证其节目达到全国收视前10强，为显示实力，对方提出“免费试用”。在王建锋任意挑选的时间里，他所承包的某台深夜播出节目，由平日0.4%左右的收视率暴升至1.14%。微博爆料后，媒体蜂拥而至，王建锋提供了对方发来的“推广合同”，合同中注明：“达到0.8，每集剧的推广费用为3000元；如达到1.0%，每集剧的推广费用为4000元；达到1.4%及1.4%以上，每集剧的推广费用封顶为7000元。”
收视率造假的新闻报道由来已久。2010年7月，《人民日报》连发四文批评收视率造假，是其中引发社会关注度最大的一次。《人民日报》首篇文章直指《电视收视率发现造假行为》，并就“谁是样本”、“谁在造假”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跟踪调查报道，即刻引发全国媒体声讨“收视率造假”。时隔2年后，王建锋的爆料因为提供了合同条款和造假价码等细节再度让“收视率造假”成为焦点。
据媒体总结，收视率造假手法有三。从低级到高级排列，分别是“污染样本户”、“窃听和截留数据”、“直接篡改数据”。第二种手法经由CSM的技术改进已被清除，第三种手法至今未得到案例支持，而最低级的“污染样本户”则屡屡发生。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幸认为，收视率造假，是局部现象，而非行业现象。
而据媒体报道，企图“污染样本户”的公司，做的仅是在样本户划定范围内张贴告示，请安装了收视仪的家庭前来领取赠品或补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虽然大海捞针，但捞到三五个，就是宝。《人民日报》文章称“只要操纵几个样本户，就能够使某地方卫视在该城市收视率翻倍增长”。
造假之外的问题
南方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王世军认为，中国目前的收视率最受诟病的问题并不在于造假，而在于水准低。“它选择样本户的标准是非常机械地按照社会人口统计学的方式。比如说户籍、大学、学历、家庭等，这就导致了样本户只能在城区、有户籍人口的人群中进行选择，就导致了它的趋同性。这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大陆所有的电视收视呈现趋同，也能解释为何会有大量的山寨和模仿。全国6万个样本户，直接决定了中国电视的口味。当某一类型的电视节目或者电视剧突然呈现数据的上扬，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开始做同一类型的节目，为什么？因为为了让数字更好看，我只能做让6万个样本户喜欢看的东西。这恰恰是所有和电视相关的制作人、电视台或者机构对这个收视数据最大诟病的地方。”
这种无奈是层层叠加的。李幸和王世军都首先提到了CSM的“垄断”。CSM是由CTR央视市场研究和国际市场研究集团TNS共同建立的合资公司，2009年，当另一家国际专业市场研究公司AC尼尔森退出中国收视率调查市场后，它便一家独大。“这就像是：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李幸笑言。
李幸说：“发达国家的收视率统计，是个系统的生态环境，而非我们这样是孤立的。现在机顶盒已经铺开来，这就不是样本户概念，是全网数据了。为什么现在不实行全网数据呢？技术上已经成熟了，但多方利益关系阻止了这一脚步。”
“我们一直在期盼着全网数据，因为它最真实表明了用户的使用状况。”王世军说，“技术实际上已经成熟，久久无法实现是体制的原因。中国是三级办电视，中央、省、市，富裕的镇都有，机顶盒建设费用各自消化，也没有上下级关系。它们互相挟制，合纵连横。譬如某卫视落地，就要与地方电视台谈判，如果满足不了要求，地方电视台可以不接收你的卫视信号，或者通过排后你的频道序号影响你的收视率等。博弈过程中，钱说了算，在博弈状态里，全网数据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孤岛。”
“因此全网数据背后是中国广电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不到位永远都是乱象。CSM能够生存这么久不是因为实力强，而是因为这个市场从管理到法规到实际运作是一团乱麻。”王世军说。
如何逃离唯收视率论？
2010年，因为唯收视率论严重影响了内部管理，部分电视台开始了自救。自救的手段就是面对收视率，建立电视台自己的评判体系。“电视台缺乏统计人才，因此拿到收视率的时候只能评判大小。既然有了大小，于是就有了好坏，很少去看收视率背后的东西。”王世军说，“我一直比较欣赏CCTV2，当年他们花费数百万，邀请数学、统计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组成了研究小组，针对CCTV2的受众进行认真调查，设置内部评判标准，给不同栏目、不同时段、不同受众群赋予不同的要求和标准。譬如高端访谈节目《对话》，收视率只要达到0.1%合格，超过0.1%奖励。0.1%对于电视台来说是什么概念？是几乎没人看。但是《对话》承载了CCTV2最有价值的广告，笼络了最有价值的观众群。现在，CCTV2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王世军所在的南方电视台，在2009年委托央视-索福瑞旗下CTR，做了一个上千个家庭的入户调查，用3个月拿出了一份诊断报告，他说：“这个诊断报告出来后，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对于节目的基本看法。我们了解到自己的观众是怎样一种人，为他们度身定做节目。新的节目样式没有一样是新鲜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观众和广告收益。”他们不再只根据300个样本户的口味办节目，此外，收视率所占的考核比重，也降到了60%，其他权重分给了品牌度、节目性质等细分项。
但归根结底，各家电视台盯着的，还是收视率，只是它不再像以前那般唯我独尊。
或许我们一开始舶来“收视率”时，就走错了路。2007年，王世军赴德国考察收视率统计，除了被德国人完备的样本户布局、细致的回馈手段，电视台立体的评判系统所折服外，最大的震撼是德国政府完全不允许商业公司介入收视调查。“他们由电视台、制作人、广告人和其他与电视相关的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德国电视收视调查委员会，委托一家不盈利的第三方收视调查公司进行德国境内的收视调查。所有出钱的会员无权影响它，只有权利得到收视数据和分析。”
“举例来说，中国的少儿频道只要能增加收视率，什么类型的卡通片都敢播，虽然广电总局颁布了各种行政命令，但是偷播、插播的情况很多，大量成人广告也夹杂在里面。这因为在收视数据调查中，样本户的家庭口味决定了少儿类节目不被重视，对于广告主和广告公司而言没有意义，少儿频道成了主频道的搭售，于是出现丰胸、医疗广告就不足为奇。在德国，立法部门严禁少儿频道播放广告，理由是，少儿频道是培养人价值观的频道。德国的商业电视台自觉遵守法律，将其称作‘培养忠诚观众的频道’，他们说，只需要让孩子在这里得到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他们长大之后就会自然地流入我的其他频道。”
“在德国的样本分析中你会发现，对比中国的现状，我们的状况就是，学了收视率，和尚把经给念歪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一个开始是错误的时候，你怎能保证一个结果是正确的。”
在《中国达人秀》的录制现场，中方导演对王世军感慨：“过去做节目我们说的都是收视率，行业内开会说不到五句一定开始说收视率。但最后，反而是欧美的商业节目制作人告诉我们成功的秘诀是价值观，是善良、是真善美。”王世军说：“就像GDP一样，收视率只见物不见人，把13亿老百姓归结为那些孤零零的、几万个样本。这个，要从体制上去反思。”
综合自《时代周报》《光明日报》
收视率造假的新闻报道由来已久。2010年7月，《人民日报》连发四文批评收视率造假，是其中引发社会关注度最大的一次。《人民日报》首篇文章直指《电视收视率发现造假行为》，并就“谁是样本”、“谁在造假”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跟踪调查报道，即刻引发全国媒体声讨“收视率造假”。时隔2年后，王建锋的爆料因为提供了合同条款和造假价码等细节再度让“收视率造假”成为焦点。
据媒体总结，收视率造假手法有三。从低级到高级排列，分别是“污染样本户”、“窃听和截留数据”、“直接篡改数据”。第二种手法经由CSM的技术改进已被清除，第三种手法至今未得到案例支持，而最低级的“污染样本户”则屡屡发生。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幸认为，收视率造假，是局部现象，而非行业现象。
而据媒体报道，企图“污染样本户”的公司，做的仅是在样本户划定范围内张贴告示，请安装了收视仪的家庭前来领取赠品或补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虽然大海捞针，但捞到三五个，就是宝。《人民日报》文章称“只要操纵几个样本户，就能够使某地方卫视在该城市收视率翻倍增长”。
造假之外的问题
南方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王世军认为，中国目前的收视率最受诟病的问题并不在于造假，而在于水准低。“它选择样本户的标准是非常机械地按照社会人口统计学的方式。比如说户籍、大学、学历、家庭等，这就导致了样本户只能在城区、有户籍人口的人群中进行选择，就导致了它的趋同性。这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大陆所有的电视收视呈现趋同，也能解释为何会有大量的山寨和模仿。全国6万个样本户，直接决定了中国电视的口味。当某一类型的电视节目或者电视剧突然呈现数据的上扬，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开始做同一类型的节目，为什么？因为为了让数字更好看，我只能做让6万个样本户喜欢看的东西。这恰恰是所有和电视相关的制作人、电视台或者机构对这个收视数据最大诟病的地方。”
这种无奈是层层叠加的。李幸和王世军都首先提到了CSM的“垄断”。CSM是由CTR央视市场研究和国际市场研究集团TNS共同建立的合资公司，2009年，当另一家国际专业市场研究公司AC尼尔森退出中国收视率调查市场后，它便一家独大。“这就像是：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李幸笑言。
李幸说：“发达国家的收视率统计，是个系统的生态环境，而非我们这样是孤立的。现在机顶盒已经铺开来，这就不是样本户概念，是全网数据了。为什么现在不实行全网数据呢？技术上已经成熟了，但多方利益关系阻止了这一脚步。”
“我们一直在期盼着全网数据，因为它最真实表明了用户的使用状况。”王世军说，“技术实际上已经成熟，久久无法实现是体制的原因。中国是三级办电视，中央、省、市，富裕的镇都有，机顶盒建设费用各自消化，也没有上下级关系。它们互相挟制，合纵连横。譬如某卫视落地，就要与地方电视台谈判，如果满足不了要求，地方电视台可以不接收你的卫视信号，或者通过排后你的频道序号影响你的收视率等。博弈过程中，钱说了算，在博弈状态里，全网数据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孤岛。”
“因此全网数据背后是中国广电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不到位永远都是乱象。CSM能够生存这么久不是因为实力强，而是因为这个市场从管理到法规到实际运作是一团乱麻。”王世军说。
如何逃离唯收视率论？
2010年，因为唯收视率论严重影响了内部管理，部分电视台开始了自救。自救的手段就是面对收视率，建立电视台自己的评判体系。“电视台缺乏统计人才，因此拿到收视率的时候只能评判大小。既然有了大小，于是就有了好坏，很少去看收视率背后的东西。”王世军说，“我一直比较欣赏CCTV2，当年他们花费数百万，邀请数学、统计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组成了研究小组，针对CCTV2的受众进行认真调查，设置内部评判标准，给不同栏目、不同时段、不同受众群赋予不同的要求和标准。譬如高端访谈节目《对话》，收视率只要达到0.1%合格，超过0.1%奖励。0.1%对于电视台来说是什么概念？是几乎没人看。但是《对话》承载了CCTV2最有价值的广告，笼络了最有价值的观众群。现在，CCTV2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王世军所在的南方电视台，在2009年委托央视-索福瑞旗下CTR，做了一个上千个家庭的入户调查，用3个月拿出了一份诊断报告，他说：“这个诊断报告出来后，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对于节目的基本看法。我们了解到自己的观众是怎样一种人，为他们度身定做节目。新的节目样式没有一样是新鲜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观众和广告收益。”他们不再只根据300个样本户的口味办节目，此外，收视率所占的考核比重，也降到了60%，其他权重分给了品牌度、节目性质等细分项。
但归根结底，各家电视台盯着的，还是收视率，只是它不再像以前那般唯我独尊。
或许我们一开始舶来“收视率”时，就走错了路。2007年，王世军赴德国考察收视率统计，除了被德国人完备的样本户布局、细致的回馈手段，电视台立体的评判系统所折服外，最大的震撼是德国政府完全不允许商业公司介入收视调查。“他们由电视台、制作人、广告人和其他与电视相关的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德国电视收视调查委员会，委托一家不盈利的第三方收视调查公司进行德国境内的收视调查。所有出钱的会员无权影响它，只有权利得到收视数据和分析。”
“举例来说，中国的少儿频道只要能增加收视率，什么类型的卡通片都敢播，虽然广电总局颁布了各种行政命令，但是偷播、插播的情况很多，大量成人广告也夹杂在里面。这因为在收视数据调查中，样本户的家庭口味决定了少儿类节目不被重视，对于广告主和广告公司而言没有意义，少儿频道成了主频道的搭售，于是出现丰胸、医疗广告就不足为奇。在德国，立法部门严禁少儿频道播放广告，理由是，少儿频道是培养人价值观的频道。德国的商业电视台自觉遵守法律，将其称作‘培养忠诚观众的频道’，他们说，只需要让孩子在这里得到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他们长大之后就会自然地流入我的其他频道。”
“在德国的样本分析中你会发现，对比中国的现状，我们的状况就是，学了收视率，和尚把经给念歪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一个开始是错误的时候，你怎能保证一个结果是正确的。”
在《中国达人秀》的录制现场，中方导演对王世军感慨：“过去做节目我们说的都是收视率，行业内开会说不到五句一定开始说收视率。但最后，反而是欧美的商业节目制作人告诉我们成功的秘诀是价值观，是善良、是真善美。”王世军说：“就像GDP一样，收视率只见物不见人，把13亿老百姓归结为那些孤零零的、几万个样本。这个，要从体制上去反思。”
综合自《时代周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