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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黑框眼镜时，38岁的曾爱云还是像一个读书人。在看守所度过的12年里，视线望不见远方，成日面对的只有灰色的高墙和黄色的囚服，视力下降，他不得不戴上眼镜。
2003年10月27日，湘潭大学发生一起校园凶杀案，刚刚就读研究生42天的曾爱云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随后的12年中，他经历了4次一审，3次被判处死刑，1次维持死刑的二审，3次撤销的判决。直到2015年7月21日，他终于接到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因为“证据不足，疑罪从无”，他被当庭释放。
走出湘潭县看守所时，甩在身后的是他12年的青春，摆在面前的是他不知道如何继续的生活。
恢复自由半年了，他看自己像个流浪汉，没有收入、四处借宿。在湘潭大学里，曾爱云案依然被描绘成“情杀案”。因为“疑罪从无”，依然有人认定他是凶手。
曾爱云希望政府能为他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得到一份能让他“心理平衡”的国家赔偿。他提出自己的要求，却没有人接待他，最终国家赔偿被定为127万，他并不满意，拒绝签字。
在邵东县城的小饭馆里，曾爱云问：“我一直想走出农村、走出邵东，现在我又落魄地回来了。生活都是乱的，应该怎么继续呢？”
湖南湘潭大学校园里阴雨绵绵。案发现场是机械工程学院工科楼的308室，被害人周玉衡是该学院2002级的研究生，他被勒死在这个实验室的座位上。如今这里已经是一个学生活动室。对于那起12年前的命案，这里的学生不太了解，“好像是冤案吧？不是情杀吗？”
曾爱云的辩护律师钟致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起案子以公安机关的侦查为中心，侦查又是从动机出发，他们发现曾爱云、周玉衡和李霞之间存在三角恋爱关系，“动机入手，证据就被藐视了。”
2003年9月15日，曾爱云回到母校读研，那时他的本科同学陈华章已经在读研究生三年级。10月8日，曾爱云在聚餐中认识了同学李霞，两人在随后的十几天里越走越近。而此时，李霞正在和相恋4年的男友周玉衡闹分手。
让曾爱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此后12年的记忆，都围绕在2003年10月27日。曾爱云、李霞、周玉衡相约晚上8点在图书馆门前见面，曾爱云希望劝两人和好。
李霞发现周玉衡脸色不好。片刻交谈后，曾爱云把李霞的手放在周玉衡手上，就走了。李霞追上曾爱云不肯走，两人便开始在学校里转来转去。他们坐在李霞宿舍旁的沐风亭聊天。
曾爱云送李霞回宿舍时，已经过了23点，宿舍大门上了锁，他帮李霞翻墙回去。这时，两人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发自周玉衡手机的短信：“我退出，祝你们幸福。”
不放心周玉衡的李霞，发现周并不在宿舍。李霞又和曾爱云一起去找他。10月28日0点30分左右，他们来到工科楼门口，那里已经围着不少人。得知周玉衡死了，曾爱云叫了一声，抱着头，一下子蹲在地上。曾爱云解释：“如果因为我，他自杀了，以后可怎么做人？”因为这个“异常举动”，湘潭大学保卫科科长曾祥元把他和李霞扣留下来。曾爱云没想到，再次获得自由是12年后。
10月28日凌晨2点，曾爱云在湘潭大学的保卫室经历了一场3小时的询问。到了上午8点，在警方询问中，陈华章自称是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了曾爱云的作案动机，并详细叙述了曾爱云“10点15分到10时41分”的“杀人过程”。
但警方发现，此前的一周里，陈华章曾多次购买安定片。周玉衡的水杯、电话卡以及杀人用的棕绳，都在陈华章的抽屉里。陈华章承认自己将16粒安定片磨碎、过滤后放入周玉衡的杯中。4人在图书馆门前见面时，周玉衡已经出现了药物反应。于是，陈华章从目击者变成了从犯，并称杀人事件由他和曾爱云两人合谋。
10月28日23点至次日凌晨2点半，在这场3个半小时的询问中，曾爱云做了第一次有罪供述。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此后的3次有罪供述中，都写着一句：“（民警）做大量工作……”
10月29日上午，湘潭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案一大队宣布破案，距离10月27日案发只有2天。随后，湘潭的报纸、电视便对外公布，曾爱云是这起“情杀案”的犯罪嫌疑人。陈华章同时被捕。
2004年7月，湘潭中院第一次开审本案，曾爱云当庭称自己无法忍受刑讯逼供才认罪。那时，他被要求长时间站“一字马步”，双手被反铐在铁架上，不断被掌掴、脚踢，他的嘴被打烂了，头也流着血。在一次供述中，他说：“我不想要这条命了。”
曾爱云。图片来自网络
而在曾爱云的无罪供述中，他都坚称当晚始终和李霞在一起。他并不知道的是，李霞在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后的第二天，便被送进了湘潭市看守所。办案人员告诉她：“你现在不是证人的身份，而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对此，钟致远不能接受，“关押证人是违法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7条，证人只能在家中、单位、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作证，而不能在看守所。”
11月6日，办案人员拿着曾爱云的供词告诉李霞，曾已经承认杀人，如果坚持两人在一起，就是伪证罪。11月10日，李霞改称：“曾爱云离开了20分钟。”次日，她被无罪释放。
回到家中的李霞“实在不愿冤枉别人”，在2004年1月给办案民警刘江平发了两条短信，力证当晚一直和曾爱云在一起。2月24日，她又做出了同样的证供。5月9日，她被以伪证罪逮捕，关押在湘乡看守所。此时，曾爱云的案子甚至还没有开始一审。
2004年6月，李霞在看守所中要求出庭作证，并写信讲述自己为何多次口供不一。“说真话是要倒霉的，不是拘留就是逮捕。”但李霞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此后，她再也不愿出庭作证，也不愿面对媒体。再后来，她被取消学籍，去深圳打工。 2004年7月14日，湘潭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5名办案民警出庭作证否认逼供，法院认定“不存在刑讯逼供”。9月11日，曾爱云第一次被判处死刑。陈华章被判处无期徒刑。
提出上诉后，2005年6月28日，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钟致远作为他的二审辩护律师。钟致远看了整整一周卷宗，递交了两份辩护词。此后，他从没有一刻怀疑过曾爱云，“因为从证据上看，这就是一个冤案。”
陈华章的口供与曾爱云的有罪供述也存在不少矛盾。陈华章说，行凶时他在场;曾爱云则说，“行凶时”只有自己一个人。陈华章称，帮助处理尸体后，又回到308室;曾爱云则称两人一起离开。
钟致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曾爱云的情形。“他当时笑容满面，觉得有希望了。”曾爱云并不了解那时的司法环境，“我的想法很理想化，我这个是冤案，检察院不行，中院应该看得出来吧？中院不行，高院应该看得出来吧？”而曾爱云的笑容在随后的多次死刑判决中消失了。
2005年8月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申。4个月后，12月2日，湘潭中院再次判处曾爱云死刑。2008年5月28日，面对同样的案卷、同样的证据，湖南省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曾爱云的死刑将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钟致远写信鼓励曾爱云：“在我们国家，刑事案件绝大多数判决都是正确的，冤案只是极少数，不幸被你遇到了。请你相信党和政府，总有一天你会沉冤昭雪。”写下这些话时，钟致远心里并没有底。“从内心讲，过去那个环境，死刑改判无罪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这次曾爱云听不进去任何鼓励。曾经总说自己冤枉的曾爱云不再讲话，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只是发呆。身体也一蹶不振，瘦到100斤。他开始不断发烧，长期感冒。看守所里没有热水洗澡，一次冷水澡后，他的全身都红肿了，眼睛肿得睁不开。医生告诉他：“你这个人免疫能力没有了。”他攒下了四五十粒感冒药，吞了下去，随后的一周里，他分不清自己是死是活。
2008年9月25日，曾爱云拿到了最高法“不予核准死刑”的裁定，他像握住护身符一样，死也不放手。然而，2010年6月25日，湘潭中院第三次判处曾爱云死刑。
曾爱云再次失去了希望。每次判处死刑后，他都要戴上“工字型”的手铐脚镣，戴上后他便疯狂地砸门，看守所的管教民警甚至不再拦他。门被砸弯了，曾爱云也伤痕累累。
手铐和脚镣中间连接的铁索太短了，每天晚上他只能侧躺蜷缩着，把手夹在两腿中间，好让手腕的血液流通。手腕磨出了血泡，脚踝上长了一圈半厘米厚的老茧。
2011年8月23日，由于湘潭中院在庭审时没有对定案证据进行举证、质证，湖南省高院以“程序违法”为由，再次撤销了一审判决。2012年7月，拿到这份判决书后，曾爱云连续戴了6年多的手铐脚镣才终于被解除。
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这一年，5起冤案被相继平反。当时备受瞩目的是杭州“强奸致死案”，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并已服刑近十年的张辉、张高平被宣告无罪。这起案件让钟致远第一次感到司法的“大环境变了”。
他把《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和最高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发表的《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寄给曾爱云，并告诉他这是中国司法改革的进步和决心。
曾爱云心中的希望再次被点燃，他开始锻炼身体，给自己加餐。自被关押以来，曾爱云一直关注冤假错案，管教民警也时常告诉他相关新闻。2005年佘祥林案、2010年赵作海案、2014年的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陆续平反……每次看到这些，他总期待自己是下一个。
2013年4月17日，湘潭中院开始了对曾爱云的第4次审理。最高法、公安部也派出了一支专家小组，将原来的办案人员全部抽离，重新做了现场模拟，并认为曾爱云无法在20分钟内完成作案。
2014年9月22日，湘潭市“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到看守所再次讯问了曾爱云，他们告诉曾爱云：“会放你出来，出来以后不要闹，政府可以安排工作、可以读书、做生意提供资金，差不多就算了。”
曾爱云在看守所里看了大量哲学、历史书籍。“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说存在即合理。我的案子合理吗？”后来他想通了，“社会进步、司法完善都需要付出代价，而我就是那个代价。在社会和法制的发展阶段里，有漏洞和缺点，如果不是我，也有可能是别人。”
2015年7月21日，湖南湘潭大学杀人案被告人曾爱云重审获判无罪。图为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监控画面。图/新华
湘潭中院两次延后再审，2015年6月，曾爱云71岁的母亲赵春秀再也坐不住了。因为骨髓炎，她左腿不能弯曲，从没出过远门的老母亲第一次来到湘潭看守所看望曾爱云。12年来，曾爱云的家人很少来看望他，“我不想让他们来，见面只能更加烦恼、伤心。”想念母亲时，他就给自己加一餐家常豆腐，那是母亲的拿手菜。
2015年7月21日，湘潭中院宣读了第4次判决，这份34页的判决书上写着：“证据不足，疑罪从无”。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陈华章依然被判无期徒刑。
曾爱云认为这并没有证明自己清白，他不是“疑罪”而是“无罪”。钟致远再一次为曾爱云提出了上诉，但他清楚，曾爱云每次死里逃生，都只能被称为巧合，因为这12年来并没有出现任何新证据。如果2007年最高院没有收回死刑核准权，如果2013年没有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如果案发时间再早几年，曾爱云都有可能与呼格吉勒图一样，成为无法挽回的冤案受害者。
那时，他还不会用触摸屏手机，他的上一个手机还是蓝屏的诺基亚。他没有用过手机支付和网上银行，不知道什么是淘宝网，没有用过微博、微信，他笨拙地点开朋友发给他的微信红包，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钱取出来。
他终于吃到母亲做的家常豆腐。12年了，母亲长期失眠、失忆、头疼，她已经不知道该放多少盐和辣椒，记忆中的味道再也找不回来了。
他的老家是邵东县野鸡坪镇建新村，一旦下雨公路就不通，家里没有手机信号。在他离开的这12年里，母亲被村民指指点点。获得自由半年了，村民又开始说曾爱云成日在家无所事事，38岁还是光棍一条。
于是，曾爱云离开村子，开始四处借宿。他曾在长沙钟致远家住了一个月。曾爱云5岁便失去了父亲，如今他叫钟致远干爹。
在钟致远的帮助下，2015年11月12日，曾爱云申请了294万的国家赔偿。11月15日，湘潭中院受理了他的申请。
他的要求并不高，他想在长沙买一套房子，政府能为他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让他重新开始生活。“有一个心理平衡就够了，我也不是死缠烂打的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给我一个能接受的底线就可以了。”
在长沙，他给“公、检、法”打了不少电话，常见的回答是：“已经安排了具体的部门给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至今曾爱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部门在跟进他的问题。还有人把他转接给了湖南省政法委，接电话的干部很生气地问：“谁把我电话给你的？”随后又塞给他另一个电话号码。曾爱云跑去省政法委，门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电话是省信访局的。于是，这个研究生又和访民站在了一起。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又告诉他，工作的问题应该去找人事局。
“累啊，跟他们打交道累啊！跟在里面一样，还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曾爱云一讲起这些，就不停地揉太阳穴，“我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不是不讲理的人。以前他们跟我讲，会有一个跟我通气、交流的人，但是后来什么都没有。”
在2015年12月28日，湘潭中院做出决定，给予曾爱云127万元国家赔偿。对比同类案件的赔偿金，这个数字没有给他和家人丝毫安慰。“当时还是学生，关押时间长，又长期佩戴戒具，我被消磨的不是钱能弥补的。”
2016年1月6日，《人民法院报》评选出了2015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湘潭中院审理的曾爱云案位列第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曾爱云涉嫌故意杀人案是近年来又一起被平反的错案，表明了司法机关自我纠错的勇气。”
但第二天，湖南省司法厅的官员将省政法委的意见转告给钟致远：127万的赔偿不会改变。没有规定政府要为他安排工作，如果一定要安排不能在长沙，只能在邵东县。并要他告诉曾爱云：“不要再进行媒体炒作。他在这个案子中已经是结果最好的。”
65岁的钟致远说话依然铿锵：“公检法犯错误，改就是了。现在他们有错误只想捂着、盖住，没有人被追责，以后司法改革怎么改？”
当时，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约有二十多人，其中两名办案人员何永奇和张新强，先后因行贿受贿而被判刑。而曾经的公诉人之一王东晖的履历上还写着：“从检20年来，主办各种刑事案件四百多件，无一起错案和瑕疵案件。”
钟致远被评为2015年湖南省法治人物，当地媒体没有报道他为曾爱云辩护的经历，因为“这个案子对湖南省公检法有负面影响”。12年来，他青丝尽退，依然相信法律。如今，却突然感到失望，决定不再继续注册当律师了。
用了3年时间，曾爱云脚踝上的厚茧终于消失，现在他却时常因为梦见戴上手铐脚镣而惊醒。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专业知识荒废了，他无法找到一份让自己心理平衡的体面工作。为了生计，他到县城的超市打工，每天80元，而长时间戴戒具让他腰肌劳损，他站不久也坐不住。现在他还时常待在小房间里发呆，“和在看守所里发呆没什么区别，注意力还是在案子上。外面世界很大，我的内心更小了。”
被释放后，曾爱云回过一次学校。同样是一个晚上，他走了一遍2003年10月27日晚上的路，在李霞宿舍旁边的沐风亭坐了10分钟。他有些恍惚，以前30分钟就能转完的学校，如今走了40分钟也不到一半。男生宿舍楼下的篮球场不见了，工科楼重新装修，旁边又新建了一个6层的机械楼。“上次在学校，我还是大好年华、踌躇满志。”那时，他辞去国企工作读研，希望毕业后能进入一家“努力就能有回报”的跨国公司，上海、广州是他的梦想。如今，留在长沙也成了奢望。
原来国企的同事向他吹牛：“现在负责的项目，手上管理着上亿资金。”曾爱云不敢信，只知道呵呵傻笑。曾爱云本是这批同事中最早被提拔成车间副主任的人。“现在我是个三无人员，前途渺茫。大学应该是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但却是我最伤心的地方。”
几个月后，老同学们也聚到一起。饭桌上，陈华章当年的室友告诉曾爱云，案发前几天，陈华章曾在寝室说：“做梦梦见勒死了人，很爽。”因为看到李霞作证而被关押，他们当年没有人敢说出这个细节。
如今，曾爱云不怨李霞，也不怨这些老同学。他举起酒杯，杯子碰在一起。他说，他听到梦碎的声音。
2003年10月27日，湘潭大学发生一起校园凶杀案，刚刚就读研究生42天的曾爱云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随后的12年中，他经历了4次一审，3次被判处死刑，1次维持死刑的二审，3次撤销的判决。直到2015年7月21日，他终于接到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因为“证据不足，疑罪从无”，他被当庭释放。
走出湘潭县看守所时，甩在身后的是他12年的青春，摆在面前的是他不知道如何继续的生活。
恢复自由半年了，他看自己像个流浪汉，没有收入、四处借宿。在湘潭大学里，曾爱云案依然被描绘成“情杀案”。因为“疑罪从无”，依然有人认定他是凶手。
曾爱云希望政府能为他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得到一份能让他“心理平衡”的国家赔偿。他提出自己的要求，却没有人接待他，最终国家赔偿被定为127万，他并不满意，拒绝签字。
在邵东县城的小饭馆里，曾爱云问：“我一直想走出农村、走出邵东，现在我又落魄地回来了。生活都是乱的，应该怎么继续呢？”
凶案
湖南湘潭大学校园里阴雨绵绵。案发现场是机械工程学院工科楼的308室，被害人周玉衡是该学院2002级的研究生，他被勒死在这个实验室的座位上。如今这里已经是一个学生活动室。对于那起12年前的命案，这里的学生不太了解，“好像是冤案吧？不是情杀吗？”
曾爱云的辩护律师钟致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起案子以公安机关的侦查为中心，侦查又是从动机出发，他们发现曾爱云、周玉衡和李霞之间存在三角恋爱关系，“动机入手，证据就被藐视了。”
2003年9月15日，曾爱云回到母校读研，那时他的本科同学陈华章已经在读研究生三年级。10月8日，曾爱云在聚餐中认识了同学李霞，两人在随后的十几天里越走越近。而此时，李霞正在和相恋4年的男友周玉衡闹分手。
让曾爱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此后12年的记忆，都围绕在2003年10月27日。曾爱云、李霞、周玉衡相约晚上8点在图书馆门前见面，曾爱云希望劝两人和好。
李霞发现周玉衡脸色不好。片刻交谈后，曾爱云把李霞的手放在周玉衡手上，就走了。李霞追上曾爱云不肯走，两人便开始在学校里转来转去。他们坐在李霞宿舍旁的沐风亭聊天。
曾爱云送李霞回宿舍时，已经过了23点，宿舍大门上了锁，他帮李霞翻墙回去。这时，两人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发自周玉衡手机的短信：“我退出，祝你们幸福。”
不放心周玉衡的李霞，发现周并不在宿舍。李霞又和曾爱云一起去找他。10月28日0点30分左右，他们来到工科楼门口，那里已经围着不少人。得知周玉衡死了，曾爱云叫了一声，抱着头，一下子蹲在地上。曾爱云解释：“如果因为我，他自杀了，以后可怎么做人？”因为这个“异常举动”，湘潭大学保卫科科长曾祥元把他和李霞扣留下来。曾爱云没想到，再次获得自由是12年后。
10月28日凌晨2点，曾爱云在湘潭大学的保卫室经历了一场3小时的询问。到了上午8点，在警方询问中，陈华章自称是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了曾爱云的作案动机，并详细叙述了曾爱云“10点15分到10时41分”的“杀人过程”。
但警方发现，此前的一周里，陈华章曾多次购买安定片。周玉衡的水杯、电话卡以及杀人用的棕绳，都在陈华章的抽屉里。陈华章承认自己将16粒安定片磨碎、过滤后放入周玉衡的杯中。4人在图书馆门前见面时，周玉衡已经出现了药物反应。于是，陈华章从目击者变成了从犯，并称杀人事件由他和曾爱云两人合谋。
10月28日23点至次日凌晨2点半，在这场3个半小时的询问中，曾爱云做了第一次有罪供述。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此后的3次有罪供述中，都写着一句：“（民警）做大量工作……”
10月29日上午，湘潭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案一大队宣布破案，距离10月27日案发只有2天。随后，湘潭的报纸、电视便对外公布，曾爱云是这起“情杀案”的犯罪嫌疑人。陈华章同时被捕。
2004年7月，湘潭中院第一次开审本案，曾爱云当庭称自己无法忍受刑讯逼供才认罪。那时，他被要求长时间站“一字马步”，双手被反铐在铁架上，不断被掌掴、脚踢，他的嘴被打烂了，头也流着血。在一次供述中，他说：“我不想要这条命了。”
而在曾爱云的无罪供述中，他都坚称当晚始终和李霞在一起。他并不知道的是，李霞在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后的第二天，便被送进了湘潭市看守所。办案人员告诉她：“你现在不是证人的身份，而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对此，钟致远不能接受，“关押证人是违法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7条，证人只能在家中、单位、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作证，而不能在看守所。”
11月6日，办案人员拿着曾爱云的供词告诉李霞，曾已经承认杀人，如果坚持两人在一起，就是伪证罪。11月10日，李霞改称：“曾爱云离开了20分钟。”次日，她被无罪释放。
回到家中的李霞“实在不愿冤枉别人”，在2004年1月给办案民警刘江平发了两条短信，力证当晚一直和曾爱云在一起。2月24日，她又做出了同样的证供。5月9日，她被以伪证罪逮捕，关押在湘乡看守所。此时，曾爱云的案子甚至还没有开始一审。
12年3判死刑
2004年6月，李霞在看守所中要求出庭作证，并写信讲述自己为何多次口供不一。“说真话是要倒霉的，不是拘留就是逮捕。”但李霞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此后，她再也不愿出庭作证，也不愿面对媒体。再后来，她被取消学籍，去深圳打工。 2004年7月14日，湘潭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5名办案民警出庭作证否认逼供，法院认定“不存在刑讯逼供”。9月11日，曾爱云第一次被判处死刑。陈华章被判处无期徒刑。
提出上诉后，2005年6月28日，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钟致远作为他的二审辩护律师。钟致远看了整整一周卷宗，递交了两份辩护词。此后，他从没有一刻怀疑过曾爱云，“因为从证据上看，这就是一个冤案。”
陈华章的口供与曾爱云的有罪供述也存在不少矛盾。陈华章说，行凶时他在场;曾爱云则说，“行凶时”只有自己一个人。陈华章称，帮助处理尸体后，又回到308室;曾爱云则称两人一起离开。
钟致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曾爱云的情形。“他当时笑容满面，觉得有希望了。”曾爱云并不了解那时的司法环境，“我的想法很理想化，我这个是冤案，检察院不行，中院应该看得出来吧？中院不行，高院应该看得出来吧？”而曾爱云的笑容在随后的多次死刑判决中消失了。
2005年8月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申。4个月后，12月2日，湘潭中院再次判处曾爱云死刑。2008年5月28日，面对同样的案卷、同样的证据，湖南省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曾爱云的死刑将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钟致远写信鼓励曾爱云：“在我们国家，刑事案件绝大多数判决都是正确的，冤案只是极少数，不幸被你遇到了。请你相信党和政府，总有一天你会沉冤昭雪。”写下这些话时，钟致远心里并没有底。“从内心讲，过去那个环境，死刑改判无罪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这次曾爱云听不进去任何鼓励。曾经总说自己冤枉的曾爱云不再讲话，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只是发呆。身体也一蹶不振，瘦到100斤。他开始不断发烧，长期感冒。看守所里没有热水洗澡，一次冷水澡后，他的全身都红肿了，眼睛肿得睁不开。医生告诉他：“你这个人免疫能力没有了。”他攒下了四五十粒感冒药，吞了下去，随后的一周里，他分不清自己是死是活。
2008年9月25日，曾爱云拿到了最高法“不予核准死刑”的裁定，他像握住护身符一样，死也不放手。然而，2010年6月25日，湘潭中院第三次判处曾爱云死刑。
曾爱云再次失去了希望。每次判处死刑后，他都要戴上“工字型”的手铐脚镣，戴上后他便疯狂地砸门，看守所的管教民警甚至不再拦他。门被砸弯了，曾爱云也伤痕累累。
手铐和脚镣中间连接的铁索太短了，每天晚上他只能侧躺蜷缩着，把手夹在两腿中间，好让手腕的血液流通。手腕磨出了血泡，脚踝上长了一圈半厘米厚的老茧。
2011年8月23日，由于湘潭中院在庭审时没有对定案证据进行举证、质证，湖南省高院以“程序违法”为由，再次撤销了一审判决。2012年7月，拿到这份判决书后，曾爱云连续戴了6年多的手铐脚镣才终于被解除。
“我是司法进步的代价”
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这一年，5起冤案被相继平反。当时备受瞩目的是杭州“强奸致死案”，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并已服刑近十年的张辉、张高平被宣告无罪。这起案件让钟致远第一次感到司法的“大环境变了”。
他把《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和最高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发表的《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寄给曾爱云，并告诉他这是中国司法改革的进步和决心。
曾爱云心中的希望再次被点燃，他开始锻炼身体，给自己加餐。自被关押以来，曾爱云一直关注冤假错案，管教民警也时常告诉他相关新闻。2005年佘祥林案、2010年赵作海案、2014年的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陆续平反……每次看到这些，他总期待自己是下一个。
2013年4月17日，湘潭中院开始了对曾爱云的第4次审理。最高法、公安部也派出了一支专家小组，将原来的办案人员全部抽离，重新做了现场模拟，并认为曾爱云无法在20分钟内完成作案。
2014年9月22日，湘潭市“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到看守所再次讯问了曾爱云，他们告诉曾爱云：“会放你出来，出来以后不要闹，政府可以安排工作、可以读书、做生意提供资金，差不多就算了。”
曾爱云在看守所里看了大量哲学、历史书籍。“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说存在即合理。我的案子合理吗？”后来他想通了，“社会进步、司法完善都需要付出代价，而我就是那个代价。在社会和法制的发展阶段里，有漏洞和缺点，如果不是我，也有可能是别人。”
湘潭中院两次延后再审，2015年6月，曾爱云71岁的母亲赵春秀再也坐不住了。因为骨髓炎，她左腿不能弯曲，从没出过远门的老母亲第一次来到湘潭看守所看望曾爱云。12年来，曾爱云的家人很少来看望他，“我不想让他们来，见面只能更加烦恼、伤心。”想念母亲时，他就给自己加一餐家常豆腐，那是母亲的拿手菜。
2015年7月21日，湘潭中院宣读了第4次判决，这份34页的判决书上写着：“证据不足，疑罪从无”。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陈华章依然被判无期徒刑。
曾爱云认为这并没有证明自己清白，他不是“疑罪”而是“无罪”。钟致远再一次为曾爱云提出了上诉，但他清楚，曾爱云每次死里逃生，都只能被称为巧合，因为这12年来并没有出现任何新证据。如果2007年最高院没有收回死刑核准权，如果2013年没有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如果案发时间再早几年，曾爱云都有可能与呼格吉勒图一样，成为无法挽回的冤案受害者。
回不去的人生
被释放这天，邵东政法委人员把曾爱云送回了老家，希望他不要接受采访。记者们有的跟着他回家，有的已经挤在了家里。面对大批媒体的镜头，曾爱云几乎没有表情，他有些木讷，不哭、不笑，讲话也不激动。“整个人都麻木了。”那时，他还不会用触摸屏手机，他的上一个手机还是蓝屏的诺基亚。他没有用过手机支付和网上银行，不知道什么是淘宝网，没有用过微博、微信，他笨拙地点开朋友发给他的微信红包，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钱取出来。
他终于吃到母亲做的家常豆腐。12年了，母亲长期失眠、失忆、头疼，她已经不知道该放多少盐和辣椒，记忆中的味道再也找不回来了。
他的老家是邵东县野鸡坪镇建新村，一旦下雨公路就不通，家里没有手机信号。在他离开的这12年里，母亲被村民指指点点。获得自由半年了，村民又开始说曾爱云成日在家无所事事，38岁还是光棍一条。
于是，曾爱云离开村子，开始四处借宿。他曾在长沙钟致远家住了一个月。曾爱云5岁便失去了父亲，如今他叫钟致远干爹。
在钟致远的帮助下，2015年11月12日，曾爱云申请了294万的国家赔偿。11月15日，湘潭中院受理了他的申请。
他的要求并不高，他想在长沙买一套房子，政府能为他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让他重新开始生活。“有一个心理平衡就够了，我也不是死缠烂打的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给我一个能接受的底线就可以了。”
在长沙，他给“公、检、法”打了不少电话，常见的回答是：“已经安排了具体的部门给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至今曾爱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部门在跟进他的问题。还有人把他转接给了湖南省政法委，接电话的干部很生气地问：“谁把我电话给你的？”随后又塞给他另一个电话号码。曾爱云跑去省政法委，门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电话是省信访局的。于是，这个研究生又和访民站在了一起。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又告诉他，工作的问题应该去找人事局。
“累啊，跟他们打交道累啊！跟在里面一样，还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曾爱云一讲起这些，就不停地揉太阳穴，“我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不是不讲理的人。以前他们跟我讲，会有一个跟我通气、交流的人，但是后来什么都没有。”
在2015年12月28日，湘潭中院做出决定，给予曾爱云127万元国家赔偿。对比同类案件的赔偿金，这个数字没有给他和家人丝毫安慰。“当时还是学生，关押时间长，又长期佩戴戒具，我被消磨的不是钱能弥补的。”
2016年1月6日，《人民法院报》评选出了2015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湘潭中院审理的曾爱云案位列第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曾爱云涉嫌故意杀人案是近年来又一起被平反的错案，表明了司法机关自我纠错的勇气。”
但第二天，湖南省司法厅的官员将省政法委的意见转告给钟致远：127万的赔偿不会改变。没有规定政府要为他安排工作，如果一定要安排不能在长沙，只能在邵东县。并要他告诉曾爱云：“不要再进行媒体炒作。他在这个案子中已经是结果最好的。”
65岁的钟致远说话依然铿锵：“公检法犯错误，改就是了。现在他们有错误只想捂着、盖住，没有人被追责，以后司法改革怎么改？”
当时，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约有二十多人，其中两名办案人员何永奇和张新强，先后因行贿受贿而被判刑。而曾经的公诉人之一王东晖的履历上还写着：“从检20年来，主办各种刑事案件四百多件，无一起错案和瑕疵案件。”
钟致远被评为2015年湖南省法治人物，当地媒体没有报道他为曾爱云辩护的经历，因为“这个案子对湖南省公检法有负面影响”。12年来，他青丝尽退，依然相信法律。如今，却突然感到失望，决定不再继续注册当律师了。
用了3年时间，曾爱云脚踝上的厚茧终于消失，现在他却时常因为梦见戴上手铐脚镣而惊醒。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专业知识荒废了，他无法找到一份让自己心理平衡的体面工作。为了生计，他到县城的超市打工，每天80元，而长时间戴戒具让他腰肌劳损，他站不久也坐不住。现在他还时常待在小房间里发呆，“和在看守所里发呆没什么区别，注意力还是在案子上。外面世界很大，我的内心更小了。”
被释放后，曾爱云回过一次学校。同样是一个晚上，他走了一遍2003年10月27日晚上的路，在李霞宿舍旁边的沐风亭坐了10分钟。他有些恍惚，以前30分钟就能转完的学校，如今走了40分钟也不到一半。男生宿舍楼下的篮球场不见了，工科楼重新装修，旁边又新建了一个6层的机械楼。“上次在学校，我还是大好年华、踌躇满志。”那时，他辞去国企工作读研，希望毕业后能进入一家“努力就能有回报”的跨国公司，上海、广州是他的梦想。如今，留在长沙也成了奢望。
原来国企的同事向他吹牛：“现在负责的项目，手上管理着上亿资金。”曾爱云不敢信，只知道呵呵傻笑。曾爱云本是这批同事中最早被提拔成车间副主任的人。“现在我是个三无人员，前途渺茫。大学应该是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但却是我最伤心的地方。”
几个月后，老同学们也聚到一起。饭桌上，陈华章当年的室友告诉曾爱云，案发前几天，陈华章曾在寝室说：“做梦梦见勒死了人，很爽。”因为看到李霞作证而被关押，他们当年没有人敢说出这个细节。
如今，曾爱云不怨李霞，也不怨这些老同学。他举起酒杯，杯子碰在一起。他说，他听到梦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