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中国的新闻和言论，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未来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生存道路与方向的选择背后，无法回避的是真理问题，因为无论政治家还是民众的选择，总是与对真理的理解和认识有关。
　　回首改革之初，1978年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人们脚前的路。但这场讨论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通过主流话语宣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结束。
　　谈论真理是件严肃的事情，也是件危险的事情。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这种谈论因其严肃而危险，问题却不能永远搁置。现实中的路径抉择，要求人们走出对真理情结的冷漠。此时读到谢文郁教授的《道路与真理》，觉其所发正当其时。
　　历来中国凡有道路之争，争论者都对己方的理性绝对自信，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不容置疑，至少他们在公众面前都努力表现得毫不心虚，当然，也往往把真理解释得随心所欲。历史却表明，这个国家近现代以来一次次错过机遇，直到成为今天的样式。人们以为自己被真理欺骗了，他们的直观感受似乎是条条大路都不通罗马，于是一些人摆出 “何不潇洒走一回”的pose，他们的心底逐渐积了一层什么都不再相信的硬土。
　　对真理冷漠的人是很难潇洒的，因为他盲目；正如骄傲的人很难潇洒，因为他太自爱。谢文郁的潇洒就在于他胸中有热情，心里有谦卑。这份热情使他面对中国西学研究所处的被动接受与受翻译束缚的现状，宁愿长年往来于中美大学之间，向中国扎根，用10年生命的积淀唤醒中国思想界的真理情结。这份谦卑使他得以反思遭遇怀疑主义冲击的理性认识论的困境，通过在思想史的视野里解读《约翰福音》，从中发现恩典真理论的进路，为犬儒促狭的现实远远摇起一串提神醒脑的铃声。
　　理性的认识方式是人所熟悉的，学而致知，不亦乐乎；但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是处在黑暗之中，真理对他就像一道光，他无法对光给出判断，只有接受光照，之后才觉今是而昨非。这是一个信而致知的过程。生活里也随处可见，比如，初学英语，你不知道英语是什么样子，但相信老师教的是对的，于是你跟着老师学。历史的学习更是这样，我们根本无法凭自己去判断某个事件究竟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没有信任情感，人就不可能扩展知识。
　　诚如书名所示，谢文郁把真理问题归结为道路问题。他认为《约翰福音》中“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宣告，意在提醒，舍道路何谈真理？道路是唯一通达真理的道路，只有充满信心地踏上这条路，才能进入真理，并最终获得生命。
　　如果一个人知道何为真理，他就不会寻找真理。如果他仍然牢牢攥住自己原来的标准，即使当真理出现在他面前，他也无从判断真伪。除非真理在恩典中主动走向我们彰显自己，寻求的人就可以相信接受。这意味着首先要承认自己对真理无知，交出自己的判断权。对于现代人来说，放弃判断权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曾向世俗权力让渡了过多的判断权，因此当他们面对终极真理时反倒格外矜持，生怕再失身份。
　　恩典真理论显然将信仰引入了认识论的范畴，这也成为2012年4月底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道路与真理》研讨会上两种思维方式之争的焦点。这种新的思维模式是理解西方思想史的关键。
　　而笔者之所以同意这本西学著作带有“中国人的生存关注、思维方式和独特思考”，是因为通过回溯到两希文明（希腊、希伯来）的交汇期，考察一种文明如何向上敞开而凤凰涅槃，其所带来的启迪，不正可以刺激我们对中国的思考吗？其问题意识须臾不离对中国当下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