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注理由：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发了国内爱国青年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各大城市都出现了近万人的“反日大游行”，很多地方发生了针对日系车、日资企业的打砸事件。
核心观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抵制崇洋媚外心理；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
新动向： 就中国南海水域和钓鱼岛争端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而言，它虽然有爱国的肯定性内容和情感，但更多的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
民族主义是2012最活跃的思潮之一
2012年度，在中国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民族主义仍然是其中最活跃、波及最广的思潮之一。这与今年发生的相关重大事项有关。这些激荡民族主义思潮的事项既包括南海海域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这样的国际事件，也包括借政治事件的契机，社会上出现的对中国道路的重新反思，还包括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激起了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与上述事项所关联的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同时，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和法家民族主义这两个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形成的主题也在激荡中扩散。
就中国南海水域和钓鱼岛争端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而言，它虽然有爱国的肯定性内容和情感，但更多的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钓鱼岛争端在中国内陆所激起了更偏向于仇日的极端情感。这种民族仇恨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在于，它一方面显示了中日双方都没有超越自甲午海战到日本侵华战争所形成历史记忆的仇恨阴影；另一方面在于它激起了中国内部的自我伤害，如抵制日货、烧砸日系汽车以及人身伤害等。这显示了民族主义思潮主要是一种群体心理。而群体是非理性的，是更倾向于暴力的。这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2012年南海水域争端和钓鱼岛争端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最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海峡两岸在民族利益的诉求下、在南海海域和钓鱼岛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和默契。
民族主义“双刃剑”的思想根基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是伴随民族国家形成而产生的思潮。它有两个环节，一个是个人自主独立和个体平等，一个是自主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国家共同体认同。就前者而言它是世俗個体主义，就后者而言它是建立在个体独立基础上的国家共同体认同。
在这两个环节的基础上，对本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会造成国家内部的团结，并由此产生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区隔。同时，在这种民族共同体区隔中，形成一个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这种区隔主要以文化的和语言的共享边界而得以划分。这就是所谓“民族之林”的世界。既然是“民族之林”，那么其间就存在着相互承认的国际政治，也存在“丛林”般的国际冲突和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民族主义都是一把双刃剑的根基。
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启蒙的三重变奏
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具有独特性，它不是一个从内部产生的自觉的力量，而是被西方列强压迫的过程，因此它是一个以民族救亡为目标的过程。由于救亡的紧迫性和图存的绝对性，“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中的公民自觉的重要环节所需要的新的启蒙资源，也就无暇培养，只能依赖于既有资源。
这种既有资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潜藏在法家传统中的“国家至上”或可称为“国家主义”。法家的传统资源很顺利地在“洋务运动”就被沿用过来，形成“富国强兵”战略和新的国家集权的思路，即集中和动员一切力量为国家服务。也就是说，法家民族主义思潮一方面支持变革并图谋变革，但有一点是不可动摇的和不可变革的，这就是“国家至上主义”。法家的这一思想脉络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这就是法家的国家民族主义。所以，到“洋务运动”晚期就有学者批评这种战略只有“国”而没有“民”。
另一既有资源是儒家传统。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儒家传统首先受到来自觉醒者如严复的尖锐批评。这使得儒家传承人感受到了极端的压迫，出现了强烈的“圣教”危亡感。当时甚至有论者认为，国可亡，但只要圣教存在，民族就可以继续存在。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便形成了以儒家圣教或“孔教”为核心底蕴的儒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
从这个角度看，主导中国近现代思想和现代化道路的是法家国家民族主义、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和启蒙的三重变奏。当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法家民族主义就会居于上风，并带来变革的力量；当民族处于相对安稳的时候，儒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就会复活，强调文化身份的凝固性和不可变异性；而启蒙则会出现在上述两种思潮所带来的实践抉择失败的时候。
2012民族主义的特点与警示
1990年代中期逐渐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内容上并没有超越上述晚清至现代的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民族主义这两大思潮，之所以称其为“新民族主义思潮”，主要在于：第一，无论是法家民族主义还是儒家文化民族主义，都不再由遗老遗少们承担，而是由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承载。第二，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媒介更主要的是通过现代大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网络民族主义”。第三，这新一轮民族主义思潮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爆发的，因此它们表现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道路的一定的忽略。而2012年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是1990年代中期形成的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扩散。
尽管民族主义有促进人们爱国的好处，但就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民族主义而言，则会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一，无论是法家民族主义还是儒家文化民族主义都具有权威主义的先天倾向，而这才是真正阻碍中国建立公平、民主的社会的障碍。
第二，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的广泛存在，会制造一种逻辑，凡是新的和现代发展出来的思想，都会被先天地打上异文化和异族移植的胎记而不被信任，或强行要求其打上“民族化”的烙印；与此同时，任何属于民族的传统的东西，都会获得先天的道德正当性和优势，可以免遭质疑和启蒙的反思批判。
第三，它们会阻碍中国发展现代的知识体系，并拒绝按照现代知识体系的要求对传统资源进行重新阐释、重新配置和编码，致使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始终处于内在不通约的状态。
第四，它们无助于中国在一个跨文化的世界中，形成中国的跨文化的发展战略和为世界贡献自己所主张的普世价值。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
核心观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抵制崇洋媚外心理；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
新动向： 就中国南海水域和钓鱼岛争端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而言，它虽然有爱国的肯定性内容和情感，但更多的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
民族主义是2012最活跃的思潮之一
2012年度，在中国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民族主义仍然是其中最活跃、波及最广的思潮之一。这与今年发生的相关重大事项有关。这些激荡民族主义思潮的事项既包括南海海域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这样的国际事件，也包括借政治事件的契机，社会上出现的对中国道路的重新反思，还包括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激起了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与上述事项所关联的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同时，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和法家民族主义这两个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形成的主题也在激荡中扩散。
就中国南海水域和钓鱼岛争端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而言，它虽然有爱国的肯定性内容和情感，但更多的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钓鱼岛争端在中国内陆所激起了更偏向于仇日的极端情感。这种民族仇恨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在于，它一方面显示了中日双方都没有超越自甲午海战到日本侵华战争所形成历史记忆的仇恨阴影；另一方面在于它激起了中国内部的自我伤害，如抵制日货、烧砸日系汽车以及人身伤害等。这显示了民族主义思潮主要是一种群体心理。而群体是非理性的，是更倾向于暴力的。这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2012年南海水域争端和钓鱼岛争端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最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海峡两岸在民族利益的诉求下、在南海海域和钓鱼岛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和默契。
民族主义“双刃剑”的思想根基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是伴随民族国家形成而产生的思潮。它有两个环节，一个是个人自主独立和个体平等，一个是自主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国家共同体认同。就前者而言它是世俗個体主义，就后者而言它是建立在个体独立基础上的国家共同体认同。
在这两个环节的基础上，对本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会造成国家内部的团结，并由此产生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区隔。同时，在这种民族共同体区隔中，形成一个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这种区隔主要以文化的和语言的共享边界而得以划分。这就是所谓“民族之林”的世界。既然是“民族之林”，那么其间就存在着相互承认的国际政治，也存在“丛林”般的国际冲突和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民族主义都是一把双刃剑的根基。
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启蒙的三重变奏
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具有独特性，它不是一个从内部产生的自觉的力量，而是被西方列强压迫的过程，因此它是一个以民族救亡为目标的过程。由于救亡的紧迫性和图存的绝对性，“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中的公民自觉的重要环节所需要的新的启蒙资源，也就无暇培养，只能依赖于既有资源。
这种既有资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潜藏在法家传统中的“国家至上”或可称为“国家主义”。法家的传统资源很顺利地在“洋务运动”就被沿用过来，形成“富国强兵”战略和新的国家集权的思路，即集中和动员一切力量为国家服务。也就是说，法家民族主义思潮一方面支持变革并图谋变革，但有一点是不可动摇的和不可变革的，这就是“国家至上主义”。法家的这一思想脉络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这就是法家的国家民族主义。所以，到“洋务运动”晚期就有学者批评这种战略只有“国”而没有“民”。
另一既有资源是儒家传统。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儒家传统首先受到来自觉醒者如严复的尖锐批评。这使得儒家传承人感受到了极端的压迫，出现了强烈的“圣教”危亡感。当时甚至有论者认为，国可亡，但只要圣教存在，民族就可以继续存在。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便形成了以儒家圣教或“孔教”为核心底蕴的儒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
从这个角度看，主导中国近现代思想和现代化道路的是法家国家民族主义、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和启蒙的三重变奏。当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法家民族主义就会居于上风，并带来变革的力量；当民族处于相对安稳的时候，儒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就会复活，强调文化身份的凝固性和不可变异性；而启蒙则会出现在上述两种思潮所带来的实践抉择失败的时候。
2012民族主义的特点与警示
1990年代中期逐渐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内容上并没有超越上述晚清至现代的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民族主义这两大思潮，之所以称其为“新民族主义思潮”，主要在于：第一，无论是法家民族主义还是儒家文化民族主义，都不再由遗老遗少们承担，而是由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承载。第二，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媒介更主要的是通过现代大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网络民族主义”。第三，这新一轮民族主义思潮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爆发的，因此它们表现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道路的一定的忽略。而2012年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是1990年代中期形成的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扩散。
尽管民族主义有促进人们爱国的好处，但就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民族主义而言，则会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一，无论是法家民族主义还是儒家文化民族主义都具有权威主义的先天倾向，而这才是真正阻碍中国建立公平、民主的社会的障碍。
第二，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的广泛存在，会制造一种逻辑，凡是新的和现代发展出来的思想，都会被先天地打上异文化和异族移植的胎记而不被信任，或强行要求其打上“民族化”的烙印；与此同时，任何属于民族的传统的东西，都会获得先天的道德正当性和优势，可以免遭质疑和启蒙的反思批判。
第三，它们会阻碍中国发展现代的知识体系，并拒绝按照现代知识体系的要求对传统资源进行重新阐释、重新配置和编码，致使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始终处于内在不通约的状态。
第四，它们无助于中国在一个跨文化的世界中，形成中国的跨文化的发展战略和为世界贡献自己所主张的普世价值。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