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一名小说编辑，你可以评判某篇小说是否符合你的选稿要求，但最好不要对什么是好小说下一个定义。
在数千个自认为成熟的作者中，选取少數几篇最终刊载的小说，是小说编辑使命所在。正因如此，当你想把手头的小说向刊物投稿，在你敏感的神经所捕获的信息中，刊物的态度，就成了你至高无上的准则。
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小说编辑尤其危险。小说编辑可以有心里的一个态度，不管态度有多狭隘，只要不说出来他就可以自救，但只要说出来——除非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这几乎不可能——他就要接受审判。
从有文字以来，文字不止便利，更是一种危险。就像建一座大厦，每一个字就是一块砖头。当我们谈论什么是好小说，无数砖头建立起我们理论的大厦。为了证明好小说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们搜肠刮肚，不惜把我们思维的好钢都用了出来。但事实是，也许我们的出发点就和别人截然不同，我们的大厦愈是建得稳当坚固，愈是华丽排场，在截然不同的眼光里，就愈是个笑话。
倘是对等的人，还可以互相取笑。一旦拥有话语权，或者拥有更高能量和平台的人，他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因为某一细节生发出对整个世界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论断，他盖棺定论地说，好小说归根究底是这样的。大家也许立马就噤若寒蝉了。他再沿着他的方向多说几句，他的砖头砌成的大厦立马就成了文学的地标建筑。
小说编辑的水平确实有高下之分，但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他是至关重要的。也许他的水平只够建一间土坯房，但在热心的投稿者们的心里，只能把他追捧为地标建筑。就像一桶水，水的总量只能屈就于最短那块板子的高度。
这是荒谬的。
指望小说写作者们对好小说下一个中肯的定义，更难。因为小说写作者是建设者的同时，更可能是破坏者。
一个好的小说写作者，具有天然的弑父情结，弑的是文本之父。
最初他也是忐忑不安小心翼翼，怀着一个隐秘的念头四处张望，寻觅试探。前人的文本像森林般几乎将他淹没，这进一步增添了他的惶恐。从一开始他就必然是个偏激者，因为他选择并跟随一个或几个文本的同时抛弃和背叛的是更多的文本。但他只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喜悦和庆幸——在此之前，他的心一直莫名的不安与躁动，而把自己交给它，心甘情愿地被它指引，让他获得了宁静。不过这是暂时的，从进入和跟随它那刻起，他就为自己的背叛埋下了伏笔。背叛成了一件必然的事，不如此他就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一旦无法抗拒野心生长的诱惑，他必将走上弑父之路。
越是好的小说写作者，他所前往的路，就越是充满了众叛亲离和大逆不道。
他的野心，归根到底就是要成为另一个文本，不是这个文本，也不是那个文本，而是专属于他的那个文本。
如果要他指一条路，他指的必定是他的那条路——姑且不论，是否真有属于他的那条路。
至少现在终于轮到他来对小说这回事进行判断了。我们不是习惯于向小说写作的成功者追询小说写作的秘诀么？
他也许表情严肃而凝重，但他的内心在雀跃；不管他的语气如何假装平静，他是一定要把他的野心付诸实施的。
最后我们看到了什么？格林厄姆·格林把小说创作过程比喻成挤脓包，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把小说创作的动力归结为自己在游泳运动上的弱势，沃莱·索因卡认为小说创作纯属自己受虐狂的表现，尼古拉·布雷班则坚信长篇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避免伤风败俗……
可以有更多。所有简单粗暴野蛮的论断，恰恰建立在小说写作者唯我独尊的自信的基础上。不是每个小说写作者都喜欢信口开河，但哪怕再周正端庄的小说谈，也只是为了实现他的那个野心——建立并捍卫属于他的文本。
那是他的野心，不是别人的。对于别人来说，他也许一开始就是那个不被选择的文本，又或者他将被新的弑父者膜拜，然后背叛。
就连小说写作者本人，也无法避免和他的文本之间的割裂。
杜拉斯说：“一个文本交付——是的——出版之后，活着的作者就受到死亡的打击。我将来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死去，因为到那时，说明我特点的主要的东西已经离我而去。一个作家在生命的每一行都在杀死自己，除非他不写东西。”
造成这种割裂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是时间。
而小说编辑不仅要承受时间的割裂，还要承受空间的割裂。因为他对千里之外的作者可能一无所知。
小说编辑当然有自己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和评论家截然不同。评论家可以究其一点，不顾其余；或者站在前人词汇和各种流派的基础上，使小说成为高高在上的守成者。简而言之，评论家更多的是面对过去与现在。
而小说编辑既是守成者，更应该敞开面向未来的大门，这种未来就是无所不在的可能性。
倘非如此，卡夫卡就不可能在他去世多年以后广为人知。
卡夫卡在他的同时代肯定是个不受待见的异类，他的小说编辑可以承受没有给他更高赞美的苛责，但显然不愿承担扼杀某种可能性的风险。他甚至可能喜欢这种风险；又或者说，一个好的小说编辑，他敏锐的鼻子，穷其一生都在寻觅这种带有某种风险的可能性。
单纯建立在过往基础之上的定义和评判，有可能扼杀这种可能性。
鉴于此，本期我们选择的本省作者的几个小说——温燕霞的《琉璃樽》、江华明的《上个世纪的月季》、白勺的《琼花辞》、田宁的《我以为你知道》——无论是语言风格、叙述技巧还是主题，都呈现出尽可能的多样性。
为什么选择这几个而不是那几个？这是一种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对好小说的认定，其界限应该一直延伸到一切可能之外。
评论家强调的是掘井之深，小说编辑需要的是大河之广。
把更多对文本的锱铢必较留给评论家吧，除非你已打算要抢评论家的饭碗。
这挽救了我，使我得以从文字危险的丛林间抽身而出，并在某个周末的午后，像个最终守住了贞洁的人那样，呼出一口气。
在数千个自认为成熟的作者中，选取少數几篇最终刊载的小说，是小说编辑使命所在。正因如此，当你想把手头的小说向刊物投稿，在你敏感的神经所捕获的信息中，刊物的态度，就成了你至高无上的准则。
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小说编辑尤其危险。小说编辑可以有心里的一个态度，不管态度有多狭隘，只要不说出来他就可以自救，但只要说出来——除非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这几乎不可能——他就要接受审判。
从有文字以来，文字不止便利，更是一种危险。就像建一座大厦，每一个字就是一块砖头。当我们谈论什么是好小说，无数砖头建立起我们理论的大厦。为了证明好小说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们搜肠刮肚，不惜把我们思维的好钢都用了出来。但事实是，也许我们的出发点就和别人截然不同，我们的大厦愈是建得稳当坚固，愈是华丽排场，在截然不同的眼光里，就愈是个笑话。
倘是对等的人，还可以互相取笑。一旦拥有话语权，或者拥有更高能量和平台的人，他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因为某一细节生发出对整个世界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论断，他盖棺定论地说，好小说归根究底是这样的。大家也许立马就噤若寒蝉了。他再沿着他的方向多说几句，他的砖头砌成的大厦立马就成了文学的地标建筑。
小说编辑的水平确实有高下之分，但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他是至关重要的。也许他的水平只够建一间土坯房，但在热心的投稿者们的心里，只能把他追捧为地标建筑。就像一桶水，水的总量只能屈就于最短那块板子的高度。
这是荒谬的。
指望小说写作者们对好小说下一个中肯的定义，更难。因为小说写作者是建设者的同时，更可能是破坏者。
一个好的小说写作者，具有天然的弑父情结，弑的是文本之父。
最初他也是忐忑不安小心翼翼，怀着一个隐秘的念头四处张望，寻觅试探。前人的文本像森林般几乎将他淹没，这进一步增添了他的惶恐。从一开始他就必然是个偏激者，因为他选择并跟随一个或几个文本的同时抛弃和背叛的是更多的文本。但他只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喜悦和庆幸——在此之前，他的心一直莫名的不安与躁动，而把自己交给它，心甘情愿地被它指引，让他获得了宁静。不过这是暂时的，从进入和跟随它那刻起，他就为自己的背叛埋下了伏笔。背叛成了一件必然的事，不如此他就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一旦无法抗拒野心生长的诱惑，他必将走上弑父之路。
越是好的小说写作者，他所前往的路，就越是充满了众叛亲离和大逆不道。
他的野心，归根到底就是要成为另一个文本，不是这个文本，也不是那个文本，而是专属于他的那个文本。
如果要他指一条路，他指的必定是他的那条路——姑且不论，是否真有属于他的那条路。
至少现在终于轮到他来对小说这回事进行判断了。我们不是习惯于向小说写作的成功者追询小说写作的秘诀么？
他也许表情严肃而凝重，但他的内心在雀跃；不管他的语气如何假装平静，他是一定要把他的野心付诸实施的。
最后我们看到了什么？格林厄姆·格林把小说创作过程比喻成挤脓包，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把小说创作的动力归结为自己在游泳运动上的弱势，沃莱·索因卡认为小说创作纯属自己受虐狂的表现，尼古拉·布雷班则坚信长篇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避免伤风败俗……
可以有更多。所有简单粗暴野蛮的论断，恰恰建立在小说写作者唯我独尊的自信的基础上。不是每个小说写作者都喜欢信口开河，但哪怕再周正端庄的小说谈，也只是为了实现他的那个野心——建立并捍卫属于他的文本。
那是他的野心，不是别人的。对于别人来说，他也许一开始就是那个不被选择的文本，又或者他将被新的弑父者膜拜，然后背叛。
就连小说写作者本人，也无法避免和他的文本之间的割裂。
杜拉斯说：“一个文本交付——是的——出版之后，活着的作者就受到死亡的打击。我将来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死去，因为到那时，说明我特点的主要的东西已经离我而去。一个作家在生命的每一行都在杀死自己，除非他不写东西。”
造成这种割裂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是时间。
而小说编辑不仅要承受时间的割裂，还要承受空间的割裂。因为他对千里之外的作者可能一无所知。
小说编辑当然有自己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和评论家截然不同。评论家可以究其一点，不顾其余；或者站在前人词汇和各种流派的基础上，使小说成为高高在上的守成者。简而言之，评论家更多的是面对过去与现在。
而小说编辑既是守成者，更应该敞开面向未来的大门，这种未来就是无所不在的可能性。
倘非如此，卡夫卡就不可能在他去世多年以后广为人知。
卡夫卡在他的同时代肯定是个不受待见的异类，他的小说编辑可以承受没有给他更高赞美的苛责，但显然不愿承担扼杀某种可能性的风险。他甚至可能喜欢这种风险；又或者说，一个好的小说编辑，他敏锐的鼻子，穷其一生都在寻觅这种带有某种风险的可能性。
单纯建立在过往基础之上的定义和评判，有可能扼杀这种可能性。
鉴于此，本期我们选择的本省作者的几个小说——温燕霞的《琉璃樽》、江华明的《上个世纪的月季》、白勺的《琼花辞》、田宁的《我以为你知道》——无论是语言风格、叙述技巧还是主题，都呈现出尽可能的多样性。
为什么选择这几个而不是那几个？这是一种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对好小说的认定，其界限应该一直延伸到一切可能之外。
评论家强调的是掘井之深，小说编辑需要的是大河之广。
把更多对文本的锱铢必较留给评论家吧，除非你已打算要抢评论家的饭碗。
这挽救了我，使我得以从文字危险的丛林间抽身而出，并在某个周末的午后，像个最终守住了贞洁的人那样，呼出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