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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中，女演员成为运动关注和争取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通过女演员的电影传播将革命观念深植于社会，另一方面唤起女演员的自身觉醒和解放。但因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以及投机性，以及受 “娼优并称” 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演员依然是社会谈资和娱乐话题，其社会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观。本文着眼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片《新女性》风波前后的各方舆情，从左翼舆论、新闻媒体、社会势力以及普罗大众等各个层面的态度和发声，观照女演员身处的社会环境，揭示左翼文化对女演员的革命救赎以及女演员本身难以逃脱的社会困境。
[关键词]左翼电影运动；《新女性》；中国共产党；左翼影片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9-0014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共文化统一战线在电影领域的延伸，旨在利用电影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呼应时代潮流、唤醒民族意识、揭露现实社会、奋起抵抗外敌。电影女演员是左翼电影运动争取的重要力量。左翼影片在传播先进意识的同时，也使电影界旧有的污浊空气得以一定程度的澄清，社会对女演员的看法有所改观。但由于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以及投机性，以及受 “娼优并称” 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女演员仍被视为一种牟利工具，沦为社会谈资和娱乐话题，其社会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在左翼电影《新女性》前后一系列事件中，可以观照女演员身处的社会环境，揭示左翼文化对女演员的革命救赎以及女演员本身难以逃脱的社会困境。
一、发端：女演员艾霞自杀
艾霞是从“剧联”转入电影界的女演员，由于兼具表演资质和文学才华，很快在电影界脱颖而出，上海各大报副刊时常刊载她的作品，她还演话剧、编剧本，被誉为影剧界的“才女”，也受到左翼文艺工作者的重视，相继主演了由夏衍编剧的《春蚕》，夏衍、郑伯奇、阿英合作编剧的《时代的儿女》和阿英编剧的影片《丰年》。她对正在进行的左翼电影运动满怀期待，并撰写文章为其摇旗呐喊，受到左翼人士的称赞，“艾霞是有才能的演员，她对待电影艺术是忠实和严肃的”。[1]
然而，1934年2月，传来“艾霞自杀”的消息，“女士突于本月十二日（即旧历除夕前一日）午后，曾一度吞烟图尽，旋经救治，经达良好，不料至翌日竟又二次服毒，当即送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急救，奈受毒过深，卒延至昨晨五时殒命矣”。[2]艾霞自杀的真相无从得知，遂引起各方臆测以及无聊小报的恶意攻击，“报上加油加酱，耸人听闻，和桃色新闻一例看待”。[3]
无良报刊对于艾霞之死的“桃色”渲染，激起了影界同仁的义愤。艾霞生前的同事、“剧联”女演员王莹、高倩萍纷纷撰文。王莹认为，艾霞自杀是“这个社会是不容留比较好一点的人存在的”。[4]高倩萍感叹：“一位前进的思想崭新的女性，比較有勇气肯挣扎的女性，竟因为人们的不了解而自杀了！”[5]
左翼舆论对艾霞之死，做出正面回应，将矛头指向社会环境和各种黑暗势力，并指出女性的解放还任重道远。柯灵针对有人“义正词严”责备“艾霞对社会不负责任”给予抨击，“事实恰恰相反，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者！她走到这条末路，是多少年来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6]有署名“沉欤”者发表了长篇《悼艾霞》文章，该文剖析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中国女子，数千年来，一贯的是封建社会的牺牲者。虽则三十年来，一部分女子，向封建制度叛变，但立刻又成了资本主义的俘虏，她们的地位，只是从‘货物’变成了‘商品’”。[7]
二、发展：电影《新女性》风波
就在女演员艾霞自杀的1934年，联华影片公司制作了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的左翼影片《新女性》，故事大体取材于艾霞的生平和遭遇，叙述了一个女作家曾背叛家庭追求自主婚姻，惨遭失败；继而她希望实现自食其力的生活，各种恶势力却把她逼至自杀绝境。参与迫害她的不仅仅是封建礼教，还有受过现代教育的文人阔少，乃至口口声声高喊“妇女解放”口号的报社记者。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一幅女性被残害的血淋淋画面，结尾尤其耐人寻味。编导没有让女主人公服药自杀后立刻死去，而是她被救活，并亲眼看到了媒体对其自杀的种种渲染和污蔑，使她决心同恶势力抗争，体现了左翼影片的革命性和反抗性。
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申报》称之为“是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新闻报》高度赞扬了女主角阮玲玉的演技“是不能再逼真了”；《时事新报》称许影片的意识内容“将多少的会影响到以后妇运方面去”。[8]
与此同时，由于该片对新闻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遭到了记者公会的强烈反对，并联合各报刊拒登联华影片公司的影片广告相威胁，终于迫使联华公司修改影片内容并公开道歉。
表面看来，这起风波似乎得到了解决，但记者公会对此事并未罢休。《新女性》也触怒了它锋芒所指的政府当局和社会势力，记者公会与之联合，向《新女性》发动了更为猛烈的围攻。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以该片宣传阶级斗争为由，不准播放插曲《黄浦江歌》，并勒令剪去部分镜头。一些报刊将矛头指向影片的编导，断定《新女性》的编导是私人报复。[9]另有记者攻击蔡楚生与艾霞的关系，“有人说艾霞之死，与某导演不无关系，导演虽不杀艾霞，艾霞实为导演而死”。[10]这已经是人身诽谤、恶语相加了。
蔡楚生、孙师毅当时已站在左翼电影的阵营当中，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此当然不能坐视旁观。影评工作者当即严正地站出来，冲破了记者公会的封锁线，分别在各报电影副刊上撰写评论。王尘无指出，记者公会的无端纠纷，“是十分可笑的”，“假使表现了一个败类，就算侮辱全体，那末以后电影中就不能再有坏人出现”，新闻界不应是无理取闹，正确态度应该是“严格的检查自己的队伍罢，把这样的败类暴露和清除”。[11]
左翼影评界的坚决回击，再加上当事人蔡楚生、孙师毅对此事嗤之以鼻，使得对他们的攻击难以引起社会轰动效应。可是阮玲玉作为《新女性》的女主角，此时正因情感问题受到社会注目，因此右翼报刊和黄色小报找到了新的打击对象，他们对阮玲玉展开了疯狂围攻。 三、高潮、尾声：阮玲玉自杀
此时阮玲玉本人正面临着张达民和唐季珊婚事诉讼的纠缠，受到舆论的围攻，“他们对这事从不考虑到事实的真相，也不问这是否是一个妇女所能承担的侮辱和迫害，而不择手段加油加酱和连篇累牍地加以刊载”。[12]
《新女性》风波后，张达民再次向法院控告阮玲玉侵占罪及伪造文书罪，并以妨害家庭罪及通奸罪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媒体随即一哄而上。再加上记者公会对《新女性》影片旧怨未了，阮玲玉作为该片的主演，是打击的最佳对象。因此，报上的新闻耸人听闻且连篇累牍，诸如《张达民将控阮玲玉通奸》《阮玲玉通奸案发》《背张嫁唐都是为了财产》《三角恋爱纠纷未已，继以通奸罪起诉》等等消息不绝于报端。阮玲玉诉讼案，在上海闹得满城风雨，法院门前竟出现观众预购门票的场面。
“阮案”开审的前一天，1935年3月8日，正当全世界纪念妇女为争取自由解放的妇女节当天，年仅25岁的阮玲玉服毒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她期望死可以让此事得以平息。[13]
阮玲玉的死，为投机商人和小报文人提供了生财之道。阮玲玉去世的第四天，即有舞台排出《玲玉香消记》话剧。中国国货公司在春季大廉价展销中，以阮玲玉遗影展览吸引买家。上海星光书店赶印出《阮玲玉自杀真相》，某书局登出大幅广告，大标题为“阮玲玉不死”，内载：“欲明了阮玲玉的艺术和一切，请阅《女明星的日记》；欲知当代女明星恋爱香艳事实，请阅《女明星的情书》，两书合购，加赠《阮玲玉自杀与小传》一册。”[14]一些影院则连续播映其主演的电影，剧照高悬，乐声震耳，喜气洋洋。一些星象术士、算命卜卦者也不甘落后，诸如“灵异记”“葫芦测字”等奇怪文字也有广告登出。阮玲玉生前所属的联华影片公司一边要求“勿以阮女士之死作营业之广告，影院演阮女士主演电影也需征得联华同意”，一边在其主办的《联华画报》所辟“阮玲玉纪念专号”上，拿阮玲玉做噱头做“力士香皂”广告。以上种种怪象，向社会大众上演了一场娱乐大戏，这是以死雪冤的阮玲玉所始料未及的。
对此，左翼文艺工作者公开谴责新闻界的黑暗和不负责任的舆论，并洞察到新闻界向阮玲玉大泼脏水后的政治和文化斗争的潜在背景，指出以笔代枪一样可以杀人，居心叵测的舆论是致阮玲玉于死地的无形杀手。鲁迅化名赵令仪，发表檄文《论人言可畏》，对新闻界的黑暗，司法的流弊，小市民的无聊心理以及种种阿Q式的优越感，做了深刻的鞭笞。并对阮的自杀表达了理解和同情，“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15]电影界进步人士孙师毅为阮玲玉书写挽联，直言抨击当时的舆论，上联是：“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攸亏，廉耻售尽，良心抹杀，正义偷藏，反自鸣卫道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下联为：“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死的，请只看罗罗唣唣，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16]
新闻界对于来自各方的指责，一方面以“有闻必录，以事实为据”自辩，另一方面則将矛头指向左翼电影和《新女性》。有人认为阮玲玉的自杀是受她所演影片悲剧人物的经验暗示，“如《故都春梦》《小玩意》《人生》《神女》，和最近的《新女性》，都是社会的悲剧”。[17]更有论者则直指《新女性》给了阮玲玉以自杀的启示，“现在阮玲玉服安眠药片而死，与《新女性》中之自杀方法相同，无疑地她是受了《新女性》中的暗示”。[18]
对于此种言论，左翼影评人坚决予以驳斥：“中国电影演员中善演悲剧的不止阮玲玉一个人，何以只有阮玲玉一个人因为善演悲剧而改变性情，使她习于死亡？并且去年死去的艾霞女士，就不是善演悲剧的，何以她也习于死亡而自杀？”并指斥记者们围攻阮玲玉，实际是对《新女性》的报复。
作为女演员，阮玲玉的演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但作为女性公众人物，却在生前受到了人们的争议甚至非议，最终以血泪和生命写成了四个大字“人言可畏”！
结 语
左翼电影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女演员群体极为关注，一方面通过她们创作左翼影片，向大众传播进步观念，渗透革命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女演员对左翼思潮的亲身体验，促使她们自身觉醒，予以革命救赎。但综观左翼影片《新女性》风波前后的舆情，女演员地位的改观，需要她们超脱自身局限的同时，更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改观和社会制度的进步，而在当时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并重的中国，无权无勇之于女演员以及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左翼文化运动，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因此，在左翼电影运动的革命救赎与社会大众的百般娱乐之中，女演员的处境极为尴尬。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创造者，她们以其塑造的众多银幕形象，受到社会的关注，表现出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摆脱传统“戏子”的阴影，作为弱势群体，任由社会势力和社会舆论肆意宰割。艺术创造时升腾的自我意识与世人作践的冷水交背，交织成她们内心无限的矛盾。自杀，是她们在面临绝境时，为维护自身的尊严所采取的极端方式，她们无法挣脱这一社会困境。
参考文献
[1][3][6]柯灵.悼艾霞[M].柯灵电影文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2]艾霞自杀[N].申报·电影专刊，1934-02-16.
[4]王莹写给阿英的信[J].新文学史料，1986（1）.
[5]高倩萍.我所知之艾霞及她底死[J].中华月报，1934（2）：3.
[7]沉欤.悼艾霞[J].申报·电影专刊，1934-02-17.
[8]《新女性》演出后……（集纳上海各报之批评）[J].联华画报，1935（5）：5.
[9]《新女性》小题大做[J].电声周刊，1935（4）：7.
[10]迷海.《新女性》影片摄制背景及其内幕作用[J].电声周刊，1935（4）：7.
[11]尘无.关于《新女性》的影片、批评及其它[J].《中华日报》“戏”周刊，1935-03-02.
[12]蔡楚生.追忆阮玲玉——纪念阮玲玉逝世二十二周年[J].中国电影，1957（2）.
[13]遗书通责张达民，阮玲玉含冤以死[N].申报，1935-03-10.
[14][16]读报见闻记[J].明星，1935（1）：1.
[15]鲁迅.论人言可畏[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伯宁.阮玲玉自杀的心理分析[N].申报·电影专刊，1935-03-13.
[18]谁杀死阮玲玉[J].电声周刊，1935（4）：10.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左翼电影运动；《新女性》；中国共产党；左翼影片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9-0014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共文化统一战线在电影领域的延伸，旨在利用电影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呼应时代潮流、唤醒民族意识、揭露现实社会、奋起抵抗外敌。电影女演员是左翼电影运动争取的重要力量。左翼影片在传播先进意识的同时，也使电影界旧有的污浊空气得以一定程度的澄清，社会对女演员的看法有所改观。但由于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以及投机性，以及受 “娼优并称” 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女演员仍被视为一种牟利工具，沦为社会谈资和娱乐话题，其社会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在左翼电影《新女性》前后一系列事件中，可以观照女演员身处的社会环境，揭示左翼文化对女演员的革命救赎以及女演员本身难以逃脱的社会困境。
一、发端：女演员艾霞自杀
艾霞是从“剧联”转入电影界的女演员，由于兼具表演资质和文学才华，很快在电影界脱颖而出，上海各大报副刊时常刊载她的作品，她还演话剧、编剧本，被誉为影剧界的“才女”，也受到左翼文艺工作者的重视，相继主演了由夏衍编剧的《春蚕》，夏衍、郑伯奇、阿英合作编剧的《时代的儿女》和阿英编剧的影片《丰年》。她对正在进行的左翼电影运动满怀期待，并撰写文章为其摇旗呐喊，受到左翼人士的称赞，“艾霞是有才能的演员，她对待电影艺术是忠实和严肃的”。[1]
然而，1934年2月，传来“艾霞自杀”的消息，“女士突于本月十二日（即旧历除夕前一日）午后，曾一度吞烟图尽，旋经救治，经达良好，不料至翌日竟又二次服毒，当即送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急救，奈受毒过深，卒延至昨晨五时殒命矣”。[2]艾霞自杀的真相无从得知，遂引起各方臆测以及无聊小报的恶意攻击，“报上加油加酱，耸人听闻，和桃色新闻一例看待”。[3]
无良报刊对于艾霞之死的“桃色”渲染，激起了影界同仁的义愤。艾霞生前的同事、“剧联”女演员王莹、高倩萍纷纷撰文。王莹认为，艾霞自杀是“这个社会是不容留比较好一点的人存在的”。[4]高倩萍感叹：“一位前进的思想崭新的女性，比較有勇气肯挣扎的女性，竟因为人们的不了解而自杀了！”[5]
左翼舆论对艾霞之死，做出正面回应，将矛头指向社会环境和各种黑暗势力，并指出女性的解放还任重道远。柯灵针对有人“义正词严”责备“艾霞对社会不负责任”给予抨击，“事实恰恰相反，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者！她走到这条末路，是多少年来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6]有署名“沉欤”者发表了长篇《悼艾霞》文章，该文剖析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中国女子，数千年来，一贯的是封建社会的牺牲者。虽则三十年来，一部分女子，向封建制度叛变，但立刻又成了资本主义的俘虏，她们的地位，只是从‘货物’变成了‘商品’”。[7]
二、发展：电影《新女性》风波
就在女演员艾霞自杀的1934年，联华影片公司制作了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的左翼影片《新女性》，故事大体取材于艾霞的生平和遭遇，叙述了一个女作家曾背叛家庭追求自主婚姻，惨遭失败；继而她希望实现自食其力的生活，各种恶势力却把她逼至自杀绝境。参与迫害她的不仅仅是封建礼教，还有受过现代教育的文人阔少，乃至口口声声高喊“妇女解放”口号的报社记者。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一幅女性被残害的血淋淋画面，结尾尤其耐人寻味。编导没有让女主人公服药自杀后立刻死去，而是她被救活，并亲眼看到了媒体对其自杀的种种渲染和污蔑，使她决心同恶势力抗争，体现了左翼影片的革命性和反抗性。
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申报》称之为“是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新闻报》高度赞扬了女主角阮玲玉的演技“是不能再逼真了”；《时事新报》称许影片的意识内容“将多少的会影响到以后妇运方面去”。[8]
与此同时，由于该片对新闻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遭到了记者公会的强烈反对，并联合各报刊拒登联华影片公司的影片广告相威胁，终于迫使联华公司修改影片内容并公开道歉。
表面看来，这起风波似乎得到了解决，但记者公会对此事并未罢休。《新女性》也触怒了它锋芒所指的政府当局和社会势力，记者公会与之联合，向《新女性》发动了更为猛烈的围攻。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以该片宣传阶级斗争为由，不准播放插曲《黄浦江歌》，并勒令剪去部分镜头。一些报刊将矛头指向影片的编导，断定《新女性》的编导是私人报复。[9]另有记者攻击蔡楚生与艾霞的关系，“有人说艾霞之死，与某导演不无关系，导演虽不杀艾霞，艾霞实为导演而死”。[10]这已经是人身诽谤、恶语相加了。
蔡楚生、孙师毅当时已站在左翼电影的阵营当中，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此当然不能坐视旁观。影评工作者当即严正地站出来，冲破了记者公会的封锁线，分别在各报电影副刊上撰写评论。王尘无指出，记者公会的无端纠纷，“是十分可笑的”，“假使表现了一个败类，就算侮辱全体，那末以后电影中就不能再有坏人出现”，新闻界不应是无理取闹，正确态度应该是“严格的检查自己的队伍罢，把这样的败类暴露和清除”。[11]
左翼影评界的坚决回击，再加上当事人蔡楚生、孙师毅对此事嗤之以鼻，使得对他们的攻击难以引起社会轰动效应。可是阮玲玉作为《新女性》的女主角，此时正因情感问题受到社会注目，因此右翼报刊和黄色小报找到了新的打击对象，他们对阮玲玉展开了疯狂围攻。 三、高潮、尾声：阮玲玉自杀
此时阮玲玉本人正面临着张达民和唐季珊婚事诉讼的纠缠，受到舆论的围攻，“他们对这事从不考虑到事实的真相，也不问这是否是一个妇女所能承担的侮辱和迫害，而不择手段加油加酱和连篇累牍地加以刊载”。[12]
《新女性》风波后，张达民再次向法院控告阮玲玉侵占罪及伪造文书罪，并以妨害家庭罪及通奸罪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媒体随即一哄而上。再加上记者公会对《新女性》影片旧怨未了，阮玲玉作为该片的主演，是打击的最佳对象。因此，报上的新闻耸人听闻且连篇累牍，诸如《张达民将控阮玲玉通奸》《阮玲玉通奸案发》《背张嫁唐都是为了财产》《三角恋爱纠纷未已，继以通奸罪起诉》等等消息不绝于报端。阮玲玉诉讼案，在上海闹得满城风雨，法院门前竟出现观众预购门票的场面。
“阮案”开审的前一天，1935年3月8日，正当全世界纪念妇女为争取自由解放的妇女节当天，年仅25岁的阮玲玉服毒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她期望死可以让此事得以平息。[13]
阮玲玉的死，为投机商人和小报文人提供了生财之道。阮玲玉去世的第四天，即有舞台排出《玲玉香消记》话剧。中国国货公司在春季大廉价展销中，以阮玲玉遗影展览吸引买家。上海星光书店赶印出《阮玲玉自杀真相》，某书局登出大幅广告，大标题为“阮玲玉不死”，内载：“欲明了阮玲玉的艺术和一切，请阅《女明星的日记》；欲知当代女明星恋爱香艳事实，请阅《女明星的情书》，两书合购，加赠《阮玲玉自杀与小传》一册。”[14]一些影院则连续播映其主演的电影，剧照高悬，乐声震耳，喜气洋洋。一些星象术士、算命卜卦者也不甘落后，诸如“灵异记”“葫芦测字”等奇怪文字也有广告登出。阮玲玉生前所属的联华影片公司一边要求“勿以阮女士之死作营业之广告，影院演阮女士主演电影也需征得联华同意”，一边在其主办的《联华画报》所辟“阮玲玉纪念专号”上，拿阮玲玉做噱头做“力士香皂”广告。以上种种怪象，向社会大众上演了一场娱乐大戏，这是以死雪冤的阮玲玉所始料未及的。
对此，左翼文艺工作者公开谴责新闻界的黑暗和不负责任的舆论，并洞察到新闻界向阮玲玉大泼脏水后的政治和文化斗争的潜在背景，指出以笔代枪一样可以杀人，居心叵测的舆论是致阮玲玉于死地的无形杀手。鲁迅化名赵令仪，发表檄文《论人言可畏》，对新闻界的黑暗，司法的流弊，小市民的无聊心理以及种种阿Q式的优越感，做了深刻的鞭笞。并对阮的自杀表达了理解和同情，“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15]电影界进步人士孙师毅为阮玲玉书写挽联，直言抨击当时的舆论，上联是：“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攸亏，廉耻售尽，良心抹杀，正义偷藏，反自鸣卫道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下联为：“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死的，请只看罗罗唣唣，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16]
新闻界对于来自各方的指责，一方面以“有闻必录，以事实为据”自辩，另一方面則将矛头指向左翼电影和《新女性》。有人认为阮玲玉的自杀是受她所演影片悲剧人物的经验暗示，“如《故都春梦》《小玩意》《人生》《神女》，和最近的《新女性》，都是社会的悲剧”。[17]更有论者则直指《新女性》给了阮玲玉以自杀的启示，“现在阮玲玉服安眠药片而死，与《新女性》中之自杀方法相同，无疑地她是受了《新女性》中的暗示”。[18]
对于此种言论，左翼影评人坚决予以驳斥：“中国电影演员中善演悲剧的不止阮玲玉一个人，何以只有阮玲玉一个人因为善演悲剧而改变性情，使她习于死亡？并且去年死去的艾霞女士，就不是善演悲剧的，何以她也习于死亡而自杀？”并指斥记者们围攻阮玲玉，实际是对《新女性》的报复。
作为女演员，阮玲玉的演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但作为女性公众人物，却在生前受到了人们的争议甚至非议，最终以血泪和生命写成了四个大字“人言可畏”！
结 语
左翼电影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女演员群体极为关注，一方面通过她们创作左翼影片，向大众传播进步观念，渗透革命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女演员对左翼思潮的亲身体验，促使她们自身觉醒，予以革命救赎。但综观左翼影片《新女性》风波前后的舆情，女演员地位的改观，需要她们超脱自身局限的同时，更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改观和社会制度的进步，而在当时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并重的中国，无权无勇之于女演员以及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左翼文化运动，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因此，在左翼电影运动的革命救赎与社会大众的百般娱乐之中，女演员的处境极为尴尬。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创造者，她们以其塑造的众多银幕形象，受到社会的关注，表现出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摆脱传统“戏子”的阴影，作为弱势群体，任由社会势力和社会舆论肆意宰割。艺术创造时升腾的自我意识与世人作践的冷水交背，交织成她们内心无限的矛盾。自杀，是她们在面临绝境时，为维护自身的尊严所采取的极端方式，她们无法挣脱这一社会困境。
参考文献
[1][3][6]柯灵.悼艾霞[M].柯灵电影文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2]艾霞自杀[N].申报·电影专刊，1934-02-16.
[4]王莹写给阿英的信[J].新文学史料，1986（1）.
[5]高倩萍.我所知之艾霞及她底死[J].中华月报，1934（2）：3.
[7]沉欤.悼艾霞[J].申报·电影专刊，1934-02-17.
[8]《新女性》演出后……（集纳上海各报之批评）[J].联华画报，1935（5）：5.
[9]《新女性》小题大做[J].电声周刊，1935（4）：7.
[10]迷海.《新女性》影片摄制背景及其内幕作用[J].电声周刊，1935（4）：7.
[11]尘无.关于《新女性》的影片、批评及其它[J].《中华日报》“戏”周刊，1935-03-02.
[12]蔡楚生.追忆阮玲玉——纪念阮玲玉逝世二十二周年[J].中国电影，1957（2）.
[13]遗书通责张达民，阮玲玉含冤以死[N].申报，1935-03-10.
[14][16]读报见闻记[J].明星，1935（1）：1.
[15]鲁迅.论人言可畏[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伯宁.阮玲玉自杀的心理分析[N].申报·电影专刊，1935-03-13.
[18]谁杀死阮玲玉[J].电声周刊，1935（4）：10.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