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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的环境利益共通性是与地理上的相互接近程度成正比的。地理上十分接近的中日两国具有巨大的不分你我的共同环境利益，加强两国在环保、节能领域的合作，阻止大气、水质、土壤日益被污染的势头，阻止地球日趋变暖，已成为燃眉之急的课题，也成为中日“战略互惠”的最大亮点。
记者：胡锦涛主席近期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１０年再次访日，也是本世纪的首次访日。您对胡主席访日抱有怎样的期待？
冯昭奎：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３０周年，又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日关系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我期待胡主席访日取得成功，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战略互惠关系是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记者：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时，中日双方达成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协议，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关键词，一是“战略”，二是“互惠”。我不久前采访了日本政治家中川秀直先生，他谈了自己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见本刊今年第８期），强调了中日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单方赢、单方输的局面。我也想请您谈谈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
冯昭奎：我很同意中川先生的看法，这个看法与过去中国领导人强调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从战略上讲，中日只可能出现或者“双赢”、或者“双输”的局面。构建和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正是为了实现上述两个“或者”中的前一个局面，即双赢的局面，避免出现后一个局面，即双输的局面。
作为一种双边关系，中日各自有什么样的发展与安全战略，就有什么样的中日战略关系。中日就构建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就意味着两国的发展与安全战略基本上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尽管两国间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却有着更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中国有句老话，“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正是由于两国领导人深切感受到发展两国关系对各自国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多么重要，对各自国家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棘手难题有多么重要，对维护两国发展所亟需的稳定周边环境有多么重要，他们才能从各自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顶住各自国内依然存在着的某种情绪化的舆论压力，以大智大勇的坚定步伐，把两国关系带上了“破冰”、“融冰”和“迎春”之途。
认清世界潮流，
识时务者为俊杰
记者：有人提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会不会被认为是中日仅仅考虑自身利益，仅仅考虑两国的“互惠”、“双赢”，而没有把地区利益、人类利益包括进来？
冯昭奎：对中日“战略互惠”应理解得宽一些、高一些。比如，如果中日关系搞好了，开放的、和谐的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就可能大大“提速”。又比如，如果中日两国大幅度地加大环境合作的力度，对整个世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能做出重要贡献。总之，中日关系不仅属于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属于亚洲地区，属于整个世界。
记者：从“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高度来看，您认为中日关系应该如何向前发展呢？
冯昭奎：那就是我们必须把握当今世界潮流的新变化，构筑适应世界新潮流的中日关系。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潮流？您所说的世界潮流的新变化又是指什么呢？
冯昭奎：我想从四个方面概括当今的世界潮流。其一，尽管世界并不太平，２００１年发生了９．１１恐怖事件，其后又发生了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而且在一些地区民族冲突和纷争不断，恐怖主义幽灵依然四处游荡，但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其二，尽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市场混乱等问题，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全球化倾向，但经济全球化依然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中继续向前推进；其三，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美国“鹤立鸡群”、“一枝独秀”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国际格局正从“单极体制”向多极化转变；其四，随着全球性和地区性环境问题日趋尖锐化，“拯救地球”、“保护环境”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意志并趋向实际行动化。
记者：您的说法使我想起了最近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的话。他说，“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各国外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在应对气候变化外交中，必须抢占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所谓“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引用吴院长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全球的道义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必须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要高举拯救地球的旗帜。对此，您怎样看？
冯昭奎：我感觉吴院长说得很好。但是，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现状来看，鉴于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难以在短时期内克服，要达到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关系到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地球环境危机，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连以“世界和平”、“世界团结”为宗旨的全人类的节日——奥运会都会遭到干扰、拆台，被作为挖人墙角的“良机”，对于真正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们来说，这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中日关系应如何
顺应世界潮流
记者：那么，如何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向着适应世界新潮流的方向发展呢？
冯昭奎：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来看，中日都应该是这个时代主题的积极追求者，不仅自己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而且还要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和贡献。与此同时，作为和平国家，就应该明确地、言行一致地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和平发展战略，不要让对方乃至国际社会感到你这个国家的战略目标不清楚不确定，不能确切知道你这个国家现在和将来究竟想干什么，是否有偏离“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倾向。中国已明确表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出并实践“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念；战后日本长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但是，近年来日本有的当权政治家提出“摆脱战后体制”，要修改和平宪法，这个动向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心。所谓“战后体制”，说白了就是战后和平发展道路。既然是一条和平的道路，又为什么要“摆脱”呢？
另外，中日间应形成基本的相互信任，确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而且必须和平共处，确认对方国家战略不会对己方构成威胁，因而都不需要以所谓“对方的威胁”作为制定各自国家战略乃至结盟战略的依据。比如，在军事上相互猜疑可能导致出现损害两国经济和环境的军备竞赛。中日必须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恶性循环，走向“信任促进信任”的良性循环。对于双方国家利益可能形成冲突的部分，双方都应该有意愿、有信心通过非对抗方式，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记者：在全球化方面，最有成效或最可能取得成效的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您认为中日关系应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呢？
冯昭奎：最主要的是中日应共同推进亚洲地区合作，克服所谓“争夺主导权”的幼稚病，世界上成功的地区经济一体化都不是哪一个国家“主导”出来的。此外，中日都不要对对方国家发展其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嫉妒猜忌，疑神疑鬼。
记者：过去邓小平曾说过，国际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趋势是否也会产生促进作用呢？
冯昭奎：日本多年来充分利用“一极体制”，过度依赖美国的外交战略，但这种战略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新形势。日本过度依赖美国的一个“理由”，正是为了对付所谓“中国威胁”。日本某些政要内心里也许并不感到中国在“威胁”日本，但却要对老百姓这样讲，而且反复讲，讲得跟真的似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取得老百姓对其过度亲美政策的支持，以及对其花费巨资与美国合作开发导弹防御系统的支持。我看了几本日本评论家写的书，都认为日本至今“仍处在美国的占领之下”，但是，考虑到“中国威胁”，“日本人只有容忍这种屈辱的状态继续下去”。试想，一个连本国民众都认为是从属于美国、“仍处在美国的占领之下”的国家，又如何能成为多极化国际结构中的一个“极”呢？
我们所要做的是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让广大日本民众知道中国最根本目标就是实施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广大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从而消除日本人民心中被忽悠出来的对中国发展的不安。这样将有助于日本走向自主外交，摆脱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和从属心理。
当然，日本与美国结盟，是日本自己的选择，别国无权干涉。但是，日美同盟不应针对中国，也不应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论”来作为维持同盟生命力的强心剂。记得一名日本防卫专家曾著书称，前几年日中关系紧张“起到了煽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为日本加强防卫力量和加强日美同盟助势的作用”，并称“近来中国采取的‘对日和解战略’却在动摇日美关系，不利于日本增强防卫努力，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到，日本安全保障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中国的对日和解政策”。
中日关系紧张被看作机遇，中国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却被视作“威胁”，显然，这种奇怪的逻辑代表的是日本右翼的政治主张，却不代表日本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
记者：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有些日本人宣传“中国威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
冯昭奎：这一点仍很重要。我认为，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中国家、社会制度上的“摸索中国家”，即中国仍在摸索如何建设一个以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中国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终极”的、无法超越的理想制度，对这一点，很多对资本主义弊病有深切体会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看法。因此，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但不宜将这种差异夸大到相互对抗、水火不容的地步。与此同时，中国强调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认为世界各国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该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所以，中国不存在过去那种所谓“输出革命”、“打倒资本主义”的目标。
对中日来说，更重要的是确认两国价值观的共同之处，比如两国都追求和平发展，重视环保，反对恐怖主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等。日本的“世袭政治”、“扭曲国会”都说明日本的民主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记者：那么，中日应如何适应“拯救地球”、“保护环境”这个世界潮流呢？
冯昭奎：不同国家的环境利益共通性是与地理上的相互接近程度成正比的。地理上十分接近的中日两国具有巨大的不分你我的共同环境利益，加强两国在环保、节能领域的合作，阻止大气、水质、土壤日益被污染的势头，阻止地球日趋变暖，已成为燃眉之急的课题，也成为中日“战略互惠”的最大亮点。我认为因冷战结束而失去“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纽带的中日两国，应以“环境”作为两国关系的更加坚韧的新战略纽带。
记者：胡锦涛主席近期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１０年再次访日，也是本世纪的首次访日。您对胡主席访日抱有怎样的期待？
冯昭奎：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３０周年，又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日关系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我期待胡主席访日取得成功，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战略互惠关系是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记者：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时，中日双方达成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协议，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关键词，一是“战略”，二是“互惠”。我不久前采访了日本政治家中川秀直先生，他谈了自己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见本刊今年第８期），强调了中日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单方赢、单方输的局面。我也想请您谈谈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
冯昭奎：我很同意中川先生的看法，这个看法与过去中国领导人强调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从战略上讲，中日只可能出现或者“双赢”、或者“双输”的局面。构建和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正是为了实现上述两个“或者”中的前一个局面，即双赢的局面，避免出现后一个局面，即双输的局面。
作为一种双边关系，中日各自有什么样的发展与安全战略，就有什么样的中日战略关系。中日就构建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就意味着两国的发展与安全战略基本上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尽管两国间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却有着更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中国有句老话，“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正是由于两国领导人深切感受到发展两国关系对各自国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多么重要，对各自国家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棘手难题有多么重要，对维护两国发展所亟需的稳定周边环境有多么重要，他们才能从各自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顶住各自国内依然存在着的某种情绪化的舆论压力，以大智大勇的坚定步伐，把两国关系带上了“破冰”、“融冰”和“迎春”之途。
认清世界潮流，
识时务者为俊杰
记者：有人提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会不会被认为是中日仅仅考虑自身利益，仅仅考虑两国的“互惠”、“双赢”，而没有把地区利益、人类利益包括进来？
冯昭奎：对中日“战略互惠”应理解得宽一些、高一些。比如，如果中日关系搞好了，开放的、和谐的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就可能大大“提速”。又比如，如果中日两国大幅度地加大环境合作的力度，对整个世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能做出重要贡献。总之，中日关系不仅属于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属于亚洲地区，属于整个世界。
记者：从“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高度来看，您认为中日关系应该如何向前发展呢？
冯昭奎：那就是我们必须把握当今世界潮流的新变化，构筑适应世界新潮流的中日关系。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潮流？您所说的世界潮流的新变化又是指什么呢？
冯昭奎：我想从四个方面概括当今的世界潮流。其一，尽管世界并不太平，２００１年发生了９．１１恐怖事件，其后又发生了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而且在一些地区民族冲突和纷争不断，恐怖主义幽灵依然四处游荡，但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其二，尽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市场混乱等问题，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全球化倾向，但经济全球化依然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中继续向前推进；其三，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美国“鹤立鸡群”、“一枝独秀”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国际格局正从“单极体制”向多极化转变；其四，随着全球性和地区性环境问题日趋尖锐化，“拯救地球”、“保护环境”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意志并趋向实际行动化。
记者：您的说法使我想起了最近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的话。他说，“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各国外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在应对气候变化外交中，必须抢占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所谓“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引用吴院长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全球的道义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必须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要高举拯救地球的旗帜。对此，您怎样看？
冯昭奎：我感觉吴院长说得很好。但是，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现状来看，鉴于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难以在短时期内克服，要达到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关系到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地球环境危机，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连以“世界和平”、“世界团结”为宗旨的全人类的节日——奥运会都会遭到干扰、拆台，被作为挖人墙角的“良机”，对于真正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们来说，这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中日关系应如何
顺应世界潮流
记者：那么，如何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向着适应世界新潮流的方向发展呢？
冯昭奎：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来看，中日都应该是这个时代主题的积极追求者，不仅自己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而且还要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和贡献。与此同时，作为和平国家，就应该明确地、言行一致地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和平发展战略，不要让对方乃至国际社会感到你这个国家的战略目标不清楚不确定，不能确切知道你这个国家现在和将来究竟想干什么，是否有偏离“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倾向。中国已明确表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出并实践“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念；战后日本长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但是，近年来日本有的当权政治家提出“摆脱战后体制”，要修改和平宪法，这个动向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心。所谓“战后体制”，说白了就是战后和平发展道路。既然是一条和平的道路，又为什么要“摆脱”呢？
另外，中日间应形成基本的相互信任，确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而且必须和平共处，确认对方国家战略不会对己方构成威胁，因而都不需要以所谓“对方的威胁”作为制定各自国家战略乃至结盟战略的依据。比如，在军事上相互猜疑可能导致出现损害两国经济和环境的军备竞赛。中日必须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恶性循环，走向“信任促进信任”的良性循环。对于双方国家利益可能形成冲突的部分，双方都应该有意愿、有信心通过非对抗方式，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记者：在全球化方面，最有成效或最可能取得成效的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您认为中日关系应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呢？
冯昭奎：最主要的是中日应共同推进亚洲地区合作，克服所谓“争夺主导权”的幼稚病，世界上成功的地区经济一体化都不是哪一个国家“主导”出来的。此外，中日都不要对对方国家发展其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嫉妒猜忌，疑神疑鬼。
记者：过去邓小平曾说过，国际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趋势是否也会产生促进作用呢？
冯昭奎：日本多年来充分利用“一极体制”，过度依赖美国的外交战略，但这种战略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新形势。日本过度依赖美国的一个“理由”，正是为了对付所谓“中国威胁”。日本某些政要内心里也许并不感到中国在“威胁”日本，但却要对老百姓这样讲，而且反复讲，讲得跟真的似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取得老百姓对其过度亲美政策的支持，以及对其花费巨资与美国合作开发导弹防御系统的支持。我看了几本日本评论家写的书，都认为日本至今“仍处在美国的占领之下”，但是，考虑到“中国威胁”，“日本人只有容忍这种屈辱的状态继续下去”。试想，一个连本国民众都认为是从属于美国、“仍处在美国的占领之下”的国家，又如何能成为多极化国际结构中的一个“极”呢？
我们所要做的是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让广大日本民众知道中国最根本目标就是实施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广大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从而消除日本人民心中被忽悠出来的对中国发展的不安。这样将有助于日本走向自主外交，摆脱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和从属心理。
当然，日本与美国结盟，是日本自己的选择，别国无权干涉。但是，日美同盟不应针对中国，也不应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论”来作为维持同盟生命力的强心剂。记得一名日本防卫专家曾著书称，前几年日中关系紧张“起到了煽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为日本加强防卫力量和加强日美同盟助势的作用”，并称“近来中国采取的‘对日和解战略’却在动摇日美关系，不利于日本增强防卫努力，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到，日本安全保障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中国的对日和解政策”。
中日关系紧张被看作机遇，中国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却被视作“威胁”，显然，这种奇怪的逻辑代表的是日本右翼的政治主张，却不代表日本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
记者：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有些日本人宣传“中国威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
冯昭奎：这一点仍很重要。我认为，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中国家、社会制度上的“摸索中国家”，即中国仍在摸索如何建设一个以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中国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终极”的、无法超越的理想制度，对这一点，很多对资本主义弊病有深切体会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看法。因此，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但不宜将这种差异夸大到相互对抗、水火不容的地步。与此同时，中国强调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认为世界各国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该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所以，中国不存在过去那种所谓“输出革命”、“打倒资本主义”的目标。
对中日来说，更重要的是确认两国价值观的共同之处，比如两国都追求和平发展，重视环保，反对恐怖主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等。日本的“世袭政治”、“扭曲国会”都说明日本的民主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记者：那么，中日应如何适应“拯救地球”、“保护环境”这个世界潮流呢？
冯昭奎：不同国家的环境利益共通性是与地理上的相互接近程度成正比的。地理上十分接近的中日两国具有巨大的不分你我的共同环境利益，加强两国在环保、节能领域的合作，阻止大气、水质、土壤日益被污染的势头，阻止地球日趋变暖，已成为燃眉之急的课题，也成为中日“战略互惠”的最大亮点。我认为因冷战结束而失去“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纽带的中日两国，应以“环境”作为两国关系的更加坚韧的新战略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