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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6日，于光远走了，当代中国又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思想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成就和荣誉，在改革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起点，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
人们都已熟知，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标志，中国兴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酝酿、积蓄的过程。1977年春天开始，于光远组织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开端。
一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于光远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是该室7位负责人之一。这个机构是邓小平1975年实施整顿组建的一个秀才班子，为整顿提供政策研究和舆论宣传的支持。1976年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被“四人帮”指为“邓记谣言公司”，几位负责人受到严厉批判，机构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粉碎“四人帮”后，尽管仍前途未卜，政研室的揭批运动却如火如荼。于光远则发起和组织了经济理论的大讨论。说是讨论，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学术争鸣，而是对“四人帮”在“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的极“左”观点进行批判。
“唯生产力论”是“文革”时期制造的一个罪名，认定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就是以生产冲击革命、以经济冲击政治，“混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按劳分配”则被认定是“资产阶级法权”，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大量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温床。1975年，姚文元、张春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在全国宣传这些观点，影响很大。
于光远发起组织对这几个极“左”观点的批判，有一点直接由来。
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的起草者会前就讲话稿征求意见。于光远也收到了征求意见稿，他感觉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了抓生产，但却把“唯生产力论”作为错误观点加以否定，他不赞成。于光远给起草者打了电话，还写了两页信。没过几天，他被通知去中南海。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三位国务院副总理听取他的意见。纪登奎用手比划着说：对讲话稿的意见，我们收到这么厚一摞，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的这一条，所以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
于是，于光远从列宁的观点谈起，介绍了一番理论由来，最后表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原理。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听了于光远的意见，几位副总理都没有表示否定，纪登奎只是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于光远并不服气，再次表示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且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以后还要在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和文章中坚持这个观点。
此后不久，于光远就发起组织经济学界的大讨论。1977年2月，北京地区专门召开了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的讨论会，于光远组织政研室林子力等人写出一部专门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的著作，于上半年印出了清样。同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全国性的经济理论讨论会，从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着手：一、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二、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三、批判“四人帮”插手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从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观点开始。2月25日，先举行了北京地区的讨论会，为全国性的讨论作准备。
经济学界的讨论并非易事，理论批判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和观点，实际上来自“文化大革命”后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阐释和发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毛泽东1974年同外宾谈话时提出的观点，曾被作为“理论指示”转发全党，作过广泛宣传。“四人帮”不过是把他的理论观点发挥到极致罢了。“文革”刚刚结束，中国仍充满个人崇拜的氛围，高层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就下过“禁令”：对张春桥、姚文元两篇文章，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章中的错误观点，因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这实质上给清理和批判极“左”理论和观点设置了障碍。
事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既要批判“四人帮”，又不能触动极“左”理论观点。于光远后来回顾说：“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的4个多月的时间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展开，但主要还只是在使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和罪恶历史方面。当时虽然也提出要在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但是，由于很多人思想上还不解放，‘两个凡是’的说法还有不小的市场，这一件工作很难进行。”
于光远和经济学界的同仁感受到了压力，却没有屈服压力，继续展开讨论。1977年4月，第一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在京举行，在京30多个单位的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10多位与会者发言。6月又召开第二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近百个在京单位的400多位理论工作者与会，20多人发言。8月，专门召开了关于在农村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讨论会。
二
经济学界的讨论，对被奉为圭臬的“左”倾理论作了清理。长期以来，按劳分配是一个在理论上被弄混乱了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把工资制、奖金等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认为它们是对战争时期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倒退，因而试图恢复供给制。“文革”后期毛泽东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讨论者普遍肯定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才产生的，它不是资本主义旧事物，恰好是社会主义新事物。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区别来看，存在不存在按劳分配，是区分一种公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必不可少的规定性。不存在按劳分配，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实现，也一定要在按劳分配中实现。这就从按劳分配的产生、作用等方面肯定了按劳分配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联系，实质上否定了按劳分配跟旧社会差不多的观点。 讨论者还肯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批判所谓“贫穷社会主义”的观点，把物质生活的富足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在极“左”政治的环境下，物质利益的原则被视为错误加以批判。毛泽东晚年甚至认为，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会发生问题。这个观点被张春桥、姚文元衍生为“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讨论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依据，认为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阶级不是基于物质利益而进行活动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物质利益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达到消灭阶级，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经济学界的讨论为物质利益正了名，物质利益不再是“修正主义”的代名词，而被肯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和劳动群众个体所追求的正当目标。讨论者特别对“四人帮”的所谓“贫穷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鲜明地肯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讨论者充分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文革”中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归结起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否定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以政治冲击经济；其二，否认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力是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的变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些观点也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观点。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一系列范畴里，毛泽东总是把政治、革命、生产关系置于主要的、决定的地位，而把经济、生产、生产力置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他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认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正是依据这些观点，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才被当作“唯生产力论”进行批判。经济学界的讨论首先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把被颠倒的理论颠倒过来。讨论者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且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关系，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长时间内成了陌生的东西，甚至成了可怕的东西，一直到现在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去讲它。于光远说：“承认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他声明自己就是“唯生产力论”者。
三
1977年10月底11月初，举行了第三次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135个在京单位的500多位理论工作者外，23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位理论工作者也参加了会议，发言者达100多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讨论由学界向社会扩展。
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从批判“四人帮”入手，最早触及了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理论，初步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正因为如此，这个讨论在方向上形成了与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立场针锋相对的格局，从一开始就遇到阻碍，受到压制。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严实”署名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面论证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系统清理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理论错误和混乱，阐述按劳分配的各种劳动报酬形式。文章发表后，中央主管宣传的高层领导人对这篇文章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并严加指责，说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求“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按劳分配的文章和“真理标准”的文章一同被加以指责，恰好表明，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真理标准”的问题。20年后，于光远回忆：“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我致力于按劳分配问题和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问题等经济学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那时我就感到由于不少人受毛泽东个人崇拜思想束缚很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困难，因此我期望哲学领域来配合。因此我提出希望改变当时‘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因此当我看到真理标准问题提出来之后，我很高兴地说，‘挂帅的东西现在出场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界大讨论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了一个缺口，因为只能尊奉、不可怀疑的某些“天条”已经被触动；它也为思想解放运动蓄积了力量，因为不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讨论，而且参与讨论的人们从中获得了思想勇气。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彻底冲开闸门的洪流，那么经济学界大讨论就是冲击闸门的第一波浪潮。尽管无论规模还是深度，真理标准讨论都大大超过了经济学界大讨论，但无论如何，经济学界的大讨论为思想解放运动最早做了一个方面的思想准备。
1935年，于光远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抗日救亡的青年先锋；这次他发起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又成为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人们都已熟知，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标志，中国兴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酝酿、积蓄的过程。1977年春天开始，于光远组织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开端。
一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于光远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是该室7位负责人之一。这个机构是邓小平1975年实施整顿组建的一个秀才班子，为整顿提供政策研究和舆论宣传的支持。1976年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被“四人帮”指为“邓记谣言公司”，几位负责人受到严厉批判，机构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粉碎“四人帮”后，尽管仍前途未卜，政研室的揭批运动却如火如荼。于光远则发起和组织了经济理论的大讨论。说是讨论，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学术争鸣，而是对“四人帮”在“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的极“左”观点进行批判。
“唯生产力论”是“文革”时期制造的一个罪名，认定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就是以生产冲击革命、以经济冲击政治，“混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按劳分配”则被认定是“资产阶级法权”，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大量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温床。1975年，姚文元、张春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在全国宣传这些观点，影响很大。
于光远发起组织对这几个极“左”观点的批判，有一点直接由来。
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的起草者会前就讲话稿征求意见。于光远也收到了征求意见稿，他感觉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了抓生产，但却把“唯生产力论”作为错误观点加以否定，他不赞成。于光远给起草者打了电话，还写了两页信。没过几天，他被通知去中南海。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三位国务院副总理听取他的意见。纪登奎用手比划着说：对讲话稿的意见，我们收到这么厚一摞，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的这一条，所以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
于是，于光远从列宁的观点谈起，介绍了一番理论由来，最后表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原理。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听了于光远的意见，几位副总理都没有表示否定，纪登奎只是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于光远并不服气，再次表示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且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以后还要在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和文章中坚持这个观点。
此后不久，于光远就发起组织经济学界的大讨论。1977年2月，北京地区专门召开了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的讨论会，于光远组织政研室林子力等人写出一部专门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的著作，于上半年印出了清样。同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全国性的经济理论讨论会，从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着手：一、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二、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三、批判“四人帮”插手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从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观点开始。2月25日，先举行了北京地区的讨论会，为全国性的讨论作准备。
经济学界的讨论并非易事，理论批判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和观点，实际上来自“文化大革命”后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阐释和发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毛泽东1974年同外宾谈话时提出的观点，曾被作为“理论指示”转发全党，作过广泛宣传。“四人帮”不过是把他的理论观点发挥到极致罢了。“文革”刚刚结束，中国仍充满个人崇拜的氛围，高层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就下过“禁令”：对张春桥、姚文元两篇文章，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章中的错误观点，因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这实质上给清理和批判极“左”理论和观点设置了障碍。
事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既要批判“四人帮”，又不能触动极“左”理论观点。于光远后来回顾说：“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的4个多月的时间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展开，但主要还只是在使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和罪恶历史方面。当时虽然也提出要在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但是，由于很多人思想上还不解放，‘两个凡是’的说法还有不小的市场，这一件工作很难进行。”
于光远和经济学界的同仁感受到了压力，却没有屈服压力，继续展开讨论。1977年4月，第一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在京举行，在京30多个单位的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10多位与会者发言。6月又召开第二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近百个在京单位的400多位理论工作者与会，20多人发言。8月，专门召开了关于在农村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讨论会。
二
经济学界的讨论，对被奉为圭臬的“左”倾理论作了清理。长期以来，按劳分配是一个在理论上被弄混乱了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把工资制、奖金等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认为它们是对战争时期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倒退，因而试图恢复供给制。“文革”后期毛泽东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讨论者普遍肯定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才产生的，它不是资本主义旧事物，恰好是社会主义新事物。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区别来看，存在不存在按劳分配，是区分一种公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必不可少的规定性。不存在按劳分配，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实现，也一定要在按劳分配中实现。这就从按劳分配的产生、作用等方面肯定了按劳分配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联系，实质上否定了按劳分配跟旧社会差不多的观点。 讨论者还肯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批判所谓“贫穷社会主义”的观点，把物质生活的富足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在极“左”政治的环境下，物质利益的原则被视为错误加以批判。毛泽东晚年甚至认为，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会发生问题。这个观点被张春桥、姚文元衍生为“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讨论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依据，认为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阶级不是基于物质利益而进行活动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物质利益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达到消灭阶级，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经济学界的讨论为物质利益正了名，物质利益不再是“修正主义”的代名词，而被肯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和劳动群众个体所追求的正当目标。讨论者特别对“四人帮”的所谓“贫穷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鲜明地肯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讨论者充分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文革”中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归结起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否定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以政治冲击经济；其二，否认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力是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的变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些观点也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观点。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一系列范畴里，毛泽东总是把政治、革命、生产关系置于主要的、决定的地位，而把经济、生产、生产力置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他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认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正是依据这些观点，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才被当作“唯生产力论”进行批判。经济学界的讨论首先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把被颠倒的理论颠倒过来。讨论者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且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关系，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长时间内成了陌生的东西，甚至成了可怕的东西，一直到现在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去讲它。于光远说：“承认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他声明自己就是“唯生产力论”者。
三
1977年10月底11月初，举行了第三次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135个在京单位的500多位理论工作者外，23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位理论工作者也参加了会议，发言者达100多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讨论由学界向社会扩展。
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从批判“四人帮”入手，最早触及了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理论，初步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正因为如此，这个讨论在方向上形成了与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立场针锋相对的格局，从一开始就遇到阻碍，受到压制。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严实”署名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面论证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系统清理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理论错误和混乱，阐述按劳分配的各种劳动报酬形式。文章发表后，中央主管宣传的高层领导人对这篇文章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并严加指责，说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求“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按劳分配的文章和“真理标准”的文章一同被加以指责，恰好表明，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真理标准”的问题。20年后，于光远回忆：“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我致力于按劳分配问题和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问题等经济学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那时我就感到由于不少人受毛泽东个人崇拜思想束缚很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困难，因此我期望哲学领域来配合。因此我提出希望改变当时‘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因此当我看到真理标准问题提出来之后，我很高兴地说，‘挂帅的东西现在出场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界大讨论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了一个缺口，因为只能尊奉、不可怀疑的某些“天条”已经被触动；它也为思想解放运动蓄积了力量，因为不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讨论，而且参与讨论的人们从中获得了思想勇气。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彻底冲开闸门的洪流，那么经济学界大讨论就是冲击闸门的第一波浪潮。尽管无论规模还是深度，真理标准讨论都大大超过了经济学界大讨论，但无论如何，经济学界的大讨论为思想解放运动最早做了一个方面的思想准备。
1935年，于光远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抗日救亡的青年先锋；这次他发起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又成为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