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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是安的，神不安，心不宁是最大的威胁。对我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安宁的过程。写出来以后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正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变化，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贾平凹说。
缘起十年前一个真实故事
极花，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极花》的创作素材来自于10年前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解救回来以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不得不又重新回到被拐卖的地方。“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
《极花》的故事从女孩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书中，胡蝶是当代中国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中的一个。到了城市里，哪怕是栖身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她也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去生活、去审美，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想在胡蝶第一次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被割断了，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了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村子里，偏僻、穷苦、无望。被解救回城市后，面对人们的风言风语，胡蝶选择了逃离，又回到被拐卖的村子里。
虽然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贾平凹说，他并不想把这个事件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的故事，他关注的是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发展与停滞中的巨大差距，尤其是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悍，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
“这10年以来，乡土文学批判都没办法批判了，好像不知道批判谁，没有对象，想说没人听。这种痛没法跟人说，只有自己内心知道。”在新书发布会现场，贾平凹感叹道，“这十几年，自我的目光收集以来，我觉得村庄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我去年跑了很多地方，在高速公路沿线，村庄有一些地方，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人，从门缝里看进去，荒草半人深。”对乡土的关注正是老乡女儿被拐素材在贾平凹心中雪藏多年后最终喷发的深层缘由。
尝试以水墨画笔法写小说
贾平凹谈到，写作是他一个获得内心安宁的过程，“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是安的，神不安，心不宁是最大的威胁。对我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安宁的过程。写出来以后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正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贾平凹原本以为《极花》会有40万字的篇幅，不料15万字就结束了，是他最短的一个长篇，“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他尝试借鉴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手法，试图达到中国传统美学物我合一的境界。他说：“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狠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
写意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贾平凹说：“我的小说喜欢追求一种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可惜我总做不到满意处。”
作家梁鸿评论道：《极花》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用类似水墨画色块的方式把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原成日常形态下有力量的碰撞。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丰饶和世事纷繁，既有对人的体恤、对乡村的探察，也有风俗志式的地方知识谱系的精妙书写。
“我是核桃命，不砸仁出不来”
贾平凹说：“这几十年里，大家对我的创作一直关注，也批评评论过，我觉得都是自己的一份财富了。之所以写了几十年，老了还在写，动力很多，其中有一种动力就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方面人家说你好，人都是‘人来疯’，一说好咱就得表现，一说不好就又不服，想证明一下，就是这两种力量。”
贾平凹回忆自己的父亲：1982年春天，他因一部作品受到批评，压力很大。父亲听人说了，专程赶30里路到县城里去翻报纸，熬煎得几个晚上睡不着。后来又搭车到城里，专门拿着烟、酒看儿子。父亲说：“你不要瞒我，事情我全知道了。你还年轻，要吸取经验教训，路长着哩！”说着又返身去取了他带来的酒，说：“来，咱父子都喝喝酒。”贾平凹说，这是父亲第一次和他喝酒。《废都》出版以后，曾经一度出现批评的风潮。至今总有人批评贾平凹不尊重女性。他笑着说：“我很委屈，从我内心来讲，对女性从来是尊重的，甚至是亲近的。对于女性的命运、女性的同情这方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不能说你写女人的什么就是对女人的不尊重。”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梦见的是一颗树上结满了核桃，我当时很失望，想着人家都是梦到龙啊、凤啊的，我母亲却梦到了结核桃。后来受到好多批判的时候，我想我这个命啊恐怕就是核桃命，要砸着吃，你不砸，核桃仁出不来。”贾平凹说。
“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变化，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贾平凹说。
缘起十年前一个真实故事
极花，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极花》的创作素材来自于10年前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解救回来以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不得不又重新回到被拐卖的地方。“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
《极花》的故事从女孩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书中，胡蝶是当代中国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中的一个。到了城市里，哪怕是栖身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她也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去生活、去审美，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想在胡蝶第一次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被割断了，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了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村子里，偏僻、穷苦、无望。被解救回城市后，面对人们的风言风语，胡蝶选择了逃离，又回到被拐卖的村子里。
虽然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贾平凹说，他并不想把这个事件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的故事，他关注的是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发展与停滞中的巨大差距，尤其是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悍，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
“这10年以来，乡土文学批判都没办法批判了，好像不知道批判谁，没有对象，想说没人听。这种痛没法跟人说，只有自己内心知道。”在新书发布会现场，贾平凹感叹道，“这十几年，自我的目光收集以来，我觉得村庄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我去年跑了很多地方，在高速公路沿线，村庄有一些地方，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人，从门缝里看进去，荒草半人深。”对乡土的关注正是老乡女儿被拐素材在贾平凹心中雪藏多年后最终喷发的深层缘由。
尝试以水墨画笔法写小说
贾平凹谈到，写作是他一个获得内心安宁的过程，“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是安的，神不安，心不宁是最大的威胁。对我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安宁的过程。写出来以后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正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贾平凹原本以为《极花》会有40万字的篇幅，不料15万字就结束了，是他最短的一个长篇，“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他尝试借鉴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手法，试图达到中国传统美学物我合一的境界。他说：“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狠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
写意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贾平凹说：“我的小说喜欢追求一种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可惜我总做不到满意处。”
作家梁鸿评论道：《极花》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用类似水墨画色块的方式把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原成日常形态下有力量的碰撞。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丰饶和世事纷繁，既有对人的体恤、对乡村的探察，也有风俗志式的地方知识谱系的精妙书写。
“我是核桃命，不砸仁出不来”
贾平凹说：“这几十年里，大家对我的创作一直关注，也批评评论过，我觉得都是自己的一份财富了。之所以写了几十年，老了还在写，动力很多，其中有一种动力就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方面人家说你好，人都是‘人来疯’，一说好咱就得表现，一说不好就又不服，想证明一下，就是这两种力量。”
贾平凹回忆自己的父亲：1982年春天，他因一部作品受到批评，压力很大。父亲听人说了，专程赶30里路到县城里去翻报纸，熬煎得几个晚上睡不着。后来又搭车到城里，专门拿着烟、酒看儿子。父亲说：“你不要瞒我，事情我全知道了。你还年轻，要吸取经验教训，路长着哩！”说着又返身去取了他带来的酒，说：“来，咱父子都喝喝酒。”贾平凹说，这是父亲第一次和他喝酒。《废都》出版以后，曾经一度出现批评的风潮。至今总有人批评贾平凹不尊重女性。他笑着说：“我很委屈，从我内心来讲，对女性从来是尊重的，甚至是亲近的。对于女性的命运、女性的同情这方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不能说你写女人的什么就是对女人的不尊重。”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梦见的是一颗树上结满了核桃，我当时很失望，想着人家都是梦到龙啊、凤啊的，我母亲却梦到了结核桃。后来受到好多批判的时候，我想我这个命啊恐怕就是核桃命，要砸着吃，你不砸，核桃仁出不来。”贾平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