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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沙飞7月中旬由桂林出发，至8月底始抵太原，住在千家驹等教授介绍的友人温健公家里。当温健公先生知道了沙飞的经历，特别是曾在汕头电台工作过的履历之后，便主动找沙飞拉家常，讲自己曲折而坎坷的身世。
“说起来，我与你老弟还是老乡哩。我是广东梅县人，1908年10月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我也算得是早慧罢，不到6岁入学，1922年毕业于松江公学，同年考入广州某中学并任学生会长。1926年毕业，因家庭经济拮据到台山任小学教员，同年暑期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技术员，半工半读。那时也是蛮苦的哩，做工要卖力，读书须专心。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被迫亡命北方，旋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奔走呼号于南京、武汉、开封、郑州等地。1928年春到上海参加革命运动，并积极从事革命文化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上海期间曾两次被捕，锒铛入狱，后经组织营救获释。1930年赴日本人矿山专门学校攻读矿山开采专业，‘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日本留学生归国参加救亡工作，并被选为中华留日学生会主席。为日警监视被迫回国，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中，又被捕入狱，并判两年徒刑。在狱中。我既未屈挠，更未懈怠，乃以顽强之毅力，进行《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并坚持狱中斗争，1933年春经营救出狱。仍在上海参加社联工作并在外国语专门学校兼任教师。后又被组织派往北平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并撰写了专著：《现代哲学观论》。1935年又到天津一所大学里任经济学教授。1936年后任山西军官教导团政治处教官。‘七·七’事变后曾在河北、山西一带，借公开职务、身份训练青年，并组织与策动河北各地军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沙飞对温健公那种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革命精神深表钦佩，对他那种动荡不定、曲折坎坷的革命经历感慨不已。
温健公却问沙飞：“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你我一见面，就喋喋不休地给你讲我的坎坷经历吗?”
“不十分清楚。”沙飞坦率地说。
“我就是为了给你现身说法呀!”温健公说：“沙飞，你是个极聪敏的人，你从我的经历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不是没有条件做学问，当教授，著书立说，名显一时，过一种体面而优裕的生活。可我为什么要这样书剑飘零，四处奔波，甚至不避多次锒铛入狱，惨受折磨呢?一句话，改造旧中国的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需要我这样做啊!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趣所在，理想所在啊!”
“健公兄，你把革命的需要当做自己的志趣和理想，甘于平凡、甘于寂寞，这种精神无疑是崇高的，也是我沙飞至为敬佩的。”沙飞略顿了一下，仍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我想，一个前进的青年，将革命的需要与自己的革命志趣结合在一起，岂不更好，更能发挥作用吗?!”
“沙飞老弟，现在抗日的革命队伍中，奇缺从事电台工作的专门人才啊，希望你还是以革命需要为重，重操旧业，搞电台工作罢!”
沙飞陷入了矛盾和苦闷的心绪之中……
温健公第二天就动身去保定进行联络去了，行前至嘱沙飞一定要在他家静候他的电报。
沙飞从未赋闲过，闲着无所事事，就像浑身有毛毛虫子在爬一样，极不安稳，极不舒服。他得到温健公之妻宋维静女士的同意，到山西牺盟的少年先锋队中小住数日，一则探视、尝试军事生活，二则看看“红小鬼”(东征时被晋军俘虏的)。沙飞看过丁玲新近写的短篇小说《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在丁玲的小说里，“红小鬼”被描写得嘎里嘎气的活灵活现，既活泼可爱，又坚决顽强。三则拍摄了一些“镜头”——他时时都没有忘记为陈依范先生所说的即将在苏联举办的“中国艺展”收集作品。
三四天后，健公来电，让沙飞即刻启程去保定。沙飞便随宋维静一起赶往保定，甫抵保定，适值日寇已迫近保定，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保定一带的守军均已溃逃。
正在这时，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令沙飞兴奋异常，他不顾健公的耐心说服和劝阻，坚决要求奔赴喋血奋战的抗日疆场!并恳请健公将他介绍到八路军里去工作。
温健公仍苦口婆心地给沙飞做工作，并口头委任了职务。第二天，沙飞即与宋维静返回太原。回太原不久，有一个不速之客来健公家造访，他是谁呢?
(二)
他便是后来成为大音乐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同志。
这个在上海从事左翼戏剧、音乐群众运动已颇有声誉的音乐家，十分平易近人。他在听人讲话或思考问题时，喜欢将双唇“骨朵”起来，且微微向外卷翘着，竟像个天真未凿的童稚一般!使人对他的真诚丝毫不加怀疑。
沙飞向周巍峙敞开了自己的心扉，简略地介绍了自己在上海曾亲聆鲁迅先生教诲，为鲁迅先生拍摄遗像及殡仪活动和在广州、桂林举办摄影个展的情况，并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当随军新闻摄影记者，到火线上去拍摄我八路军英勇抗战的镜头等等。
不料周巍峙听后非常高兴，当即允诺。沙飞商得宋维静同意，辞去了健公将要委任的电台工作方面的职务，随周巍峙来到了设在太原的“全民通讯社”。
关于这段经历，周巍峙在半个世纪后记忆犹新地写道：“记得1937年10月初，我在太原参与创建‘全民通讯社’的工作时，曾介绍当时已有相当成就、拍摄过鲁迅先生和木刻工作者亲切见面的青年摄影家沙飞同志作为‘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到八路军总部去采访平型关战争的胜利。沙飞同志到八路军后，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鼓励，在聂荣臻同志盛情邀请下，沙飞同志于同年10月正式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也可能是我军的)第一位专业摄影工作者。”关于这些，后面还要详述。
第二天，周巍峙即介绍沙飞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彭雪枫主任。
彭雪枫同志给沙飞留下了深刻印象，待人和蔼可亲，但骨子里透着军人的威严风范。彭雪枫同志办事极为干练，与沙飞嘘寒问暖之间，即着人将沙飞以“全民通讯社”新闻摄影记者的身份，前往八路军总政治部的介绍信办妥。沙飞辞别了彭雪枫，来到五台茹村八路军总政治部驻地后，便转往一一五师拍摄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品等新闻照片去了。在平型关采访时，与红军摄影家，时任一一五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同住一屋，朝夕相处，谈笑甚洽。此时已得晤见师首长林彪、聂荣臻将军，但未及深谈。
平型关大捷中，一一五师歼敌板垣师团3000余人，炸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战马等。沙飞赶到平型关时，战场已经打扫，战利品已经集结，于是沙飞较为顺利地拍摄到了：《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之一部》(各种轻机枪、榴弹炮等轻火器)，《缴获目军九二步兵 炮》、《缴获的目军电台》、《缴获的日军汽车之一部》(在一开阔地带，左近有枝叶扶疏的树木，日式军用汽车约十余辆，一字排开，这想必是从平型关隘口开过来的)、《击毙的日军战马》——这些日军将校的座骑，头头膘肥肉满，滚瓜溜圆，可以想见毙命前是怎样地昂首嘶鸣，尥蹄扫尾，以助日军凶暴张狂的气焰的!《战士们高兴地背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归来》——此镜头微俯，阳光由左上方射入，战士们每人背着三四支缴获的枪支，有的戴着日式钢盔乃至防毒面具，笑逐颜开，群情振奋，此照形象清晰、生动，影调分明，整个画面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情。还有一幅是《战斗结束后进抵平型关的八路军》——画面上，骑兵与战马均肃立以待，军容整饬。前面有两辆汽车，似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大捷后进抵平型关，旨在接受师首长的检阅。此场面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观后令人有壮怀激烈，感发悲歌之慨，沙飞当时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悲壮情怀拍摄下来的。
沙飞在大约两星期的时间内，采访、拍摄完平型关大捷战利品的新闻摄影作品，赶回太原发稿之后，太原即告急，国民党主力南撤。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名称后任政委，则率领一一五师独立团和一个骑兵营，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五台山一带，准备建立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
沙飞在五台山寺庙的一间屋子里，再次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员给沙飞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转机呢?
(三)
沙飞会晤聂司令员时，心里不免有点紧张，行动也显得有点拘谨，因为这是沙飞那时见到的八路军最高军事将领。
作为已是八路军战士的沙飞在门口喊“报告”、行军礼时，聂司令员便笑盈盈地迎了上来，和蔼地问：
“你就是沙飞同志吗?”
“报告首长，我是沙飞。”
“沙飞，不必拘礼，”聂司令员握住沙飞的手一直未放，转身往侧前走了两步，才松开手说：“我们坐下聊聊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再谈谈，你有什么要求，好吗?”
沙飞这才打量了聂司令员一下，军容整肃，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下身着马裤皮靴。眼中进出诚挚而信赖的目光，嘴角微微上翘，使你在他那沉静威严的儒将风采之中，又感到格外的和蔼可亲。
沙飞简要地叙说了自己的经历，并鼓足勇气，向聂司令员提出想当一名八路军新闻摄影记者的请求。
“好，我批准你。”聂司令员当即允诺：“你今后就当一名我们八路军的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吧!”
沙飞一听高兴极了，心想多年的愿望终于在一刹那间实现了，一时他有点手足无措，但他竟无师自通地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聂司令员行了一个军礼：“是。”
“坐下，坐下聊聊，”聂司令员随口问道：“是哪里人?”
“广东开平人。”
“南方人到北方来，北方风沙大，漫天飞舞，你不怕风沙迷眼吗?”聂司令员笑着慢悠悠地问道。
“不怕——”沙飞忽然如醍醐灌顶般从中顿悟到了这自然而然的问话中，所隐含着的深刻意蕴和幽默感，站起来大声回答道：“我就是要把自己变成风沙中的一粒沙子，漫天飞舞在抗日的北国疆场!”
聂司令员透着机智的幽默感，不仅增加了沙飞对他的钦敬之情，同时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聂司令员再一次示意沙飞坐下，然后用聊天的口吻回忆起往事来：
“哦，我那时到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有两个省的人最多，一个是你们广东，一个就是我们四川。一晃十五六年过去了。我是1921年到的法国嘛，后来转到比利时，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时是1922年的6月，这个我记得清楚，那时正是夏天了。学校里有很多大树，浓荫蔽地，印象很深嘛。”
“我只听有的同志说，聂司令员在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黄埔军官学校当过教官，没想到聂司令员还留过洋，上过大学……”沙飞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
“沙飞，我跟你讲，”沙飞直率的谈吐和诧异的神情，似乎提高了聂司令员谈话的兴致，他说：“我也干过记者这一行，办过报哩!……不过，那时的我，比不得现在的你，我的记者身份算是个业余的，而且是隐蔽的。”
沙飞更感惊诧，脱口而出地问道：“聂司令员，那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我离开沙洛瓦劳动大学，离开比利时之后。”聂司令员仿佛陷入了沉思：“按理说，在沙洛瓦劳动大学里，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完全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学习，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我的心愿总算是‘如愿以偿’了。但是，我的心里越来越不平静，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爱国热忱特别是革命信念到哪里去了呢?我于是回到了巴黎。不久，周恩来同志也转到了巴黎，住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三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我们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办的机关报，先叫《少年》，后来改名为《赤光》。编辑部就设在我们的住处。周恩来同志归国之前，一直主持《赤光》工作。我说的当记者办报，就是那时候。我们《赤光》理论性和战斗性都是蛮强的哩!当时，千余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社会思潮形形色色，主要分五大派：有马克思主义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和国民党右派。我们的主要论战对象，便是国家主义派，它的喉舌是《先声》周报。《先声》后改名叫《醒狮》，这派的头目是曾琦和李璜，故人们也称之为“醒狮派”。无政府主义派的头目是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他们出版的杂志叫《工余》。相互之间的论战是蛮激烈的哩!……激烈的斗争，是最能锻炼人，也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和信念的啊!
聂司令员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话，使沙飞深受教育，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他所见到的八路军高级领导诚挚待人、平易近人的儒将风范。
“说着就扯远了。我现在给你分配的任务就是到杨成武支队去，他们最近很有几个仗要打。”
“是。”沙飞接受聂司令员亲自交给他的到火线去采访的战斗任务后，充满战斗豪情地向聂司令员行军礼，并庄重承诺：“保证完成任务。”
“哦。你等等，”聂司令员忽然想起什么似地叫住沙飞，他提笔草草地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沙飞，吩咐道：“你走时，除了带上你自己必备的东西外，还到供给部去领点小面额的伪币带上。”
“带这个干什么?”沙飞颇感诧异。
“以防遇到不测情况呀!”聂司令员见他疑疑惑惑地站在那里愣着，便笑着说：“怎么，不愿意服从命令?好，好，好!你不要慌着走，我索性讲个故事给你听。”随即，他便用缓慢的语调讲了这样一段有趣的亲历往事。
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坐一条小舟荡到了香港，杨石魂与广东 省委取得联系后，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他便走了。仓促之中，我和叶挺没问清与省委联络的暗号，加上我们穿得也不像样子，省委机关的同志不予接头。我那时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常带些钱，身上分文没有，怎么生活呢?急得我不得了。叶挺同志却满不在乎。走在街上，叶挺要买个什么东西，我正着急没钱，不想他从腰里掏出了一张一百元的港币，当他看到我惊异不已时，他暗地用手摸了摸鼓鼓囊囊的腰间。我明白了他的暗示，知道他腰缠了许多票子，心里暗自佩服他有经验，遇事考虑得周全。不料商人一看，说这张票子是假的。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顺风一扬。我忙将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呵，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百元大钞竟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他解释说，我扯得是有道理的。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吗?我扯了一扬，风吹走了，就没事了。说着，我们就赶快离开了那里。
“怎么样?”聂司令员笑着问道：“沙飞同志，听了故事，感想如何?”
“坚决执行命令，”沙飞激动地说：“感谢聂司令员无微不至的关心。”
“这叫——”聂司令员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脯，说：“我吃一堑，你长一智啊!”
沙飞眼前倏忽一亮，被一种幽默风趣的智慧之光烛照的心灵世界是多么美丽而绚烂啊!
正当沙飞要与聂司令员握别时，聂司令员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放在沙飞手上说：“是外国牌子的，叫‘韦尔脱’。我有时也摆弄摆弄，在你手里它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你就拿着用罢!——可能比你在地摊上买的那个要强些。”
沙飞摩挲着这“韦尔脱”相机，热泪盈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沙飞想，率领千军万马的聂司令员，不仅如此幽默风趣，而且是这样地体贴入微和平易近人!他似乎对“伟大寓于平凡”这一箴言有了亲身的感受和深刻的体会。
沙飞接受了聂司令员的亲自委派，成为我八路军的一名专业新闻摄影记者，同时也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开始运用自己手中的特殊武器——摄影机，赶赴杨成武支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作为一粒沙子，在祖国北疆漫天飞舞”的战斗历程。
(四)
沙飞找到杨成武支队时，正赶上其支队越过长城隘口插箭岭，向河北涞源城进军。巍峨的插箭岭上，耸峙着雄伟的长城烽火台，烽火台之上，白云舒卷，蓝空澄碧；烽火台之下，军容整肃的杨成武支队，肩扛长枪，盘岭而上，八路军战士血肉之躯的“长城”和屹立千百年而闻名世界的砖石长城，相互映衬，形成了饶富意蕴的壮美场面。沙飞拍摄下了这一历史镜头，这便是后来用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的《塞上风云》。
及至杨成武支队截断张家口至崞县公路，收复灵丘、涞源等县城时，沙飞拍摄了《八路军占领涞源插箭岭长城烽火台》。1937年10月10日即“双十节”那天，一一五师杨成武支队利用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大炮，向涞源守敌进行轰击，配合部队收复了长城线上的涞源县城。沙飞赶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在隆隆的炮声轰鸣中，拍下了《攻夺涞源战斗中我军的炮兵阵地》。此外，还拍摄了《沙原铁骑》、《不到长城非好汉》、《收复紫荆关》、《收复察南蔚县》等新闻摄影代表作品。
在前线，沙飞常常用“我是一个八路军战士”这一充满自豪感的箴言来告诫自己、规范自己和激励自己，使他在杨成武支队出色地完成了新闻摄影的采访任务。
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是永不磨灭，且历久弥珍的。当1985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中国老年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在沙飞的问题尚未“平反”时所举办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杨成武将军等冒着政治风险，挥毫为“沙飞影展”提写了雄奇飞动的“纪念革命摄影艺术家沙飞同志”十三个大字，高度地评价了沙飞摄影艺术和他的革命业绩。关于沙飞“平反”这方面的动人情节，后面还要详述，这里便不再赘述了。
沙飞7月中旬由桂林出发，至8月底始抵太原，住在千家驹等教授介绍的友人温健公家里。当温健公先生知道了沙飞的经历，特别是曾在汕头电台工作过的履历之后，便主动找沙飞拉家常，讲自己曲折而坎坷的身世。
“说起来，我与你老弟还是老乡哩。我是广东梅县人，1908年10月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我也算得是早慧罢，不到6岁入学，1922年毕业于松江公学，同年考入广州某中学并任学生会长。1926年毕业，因家庭经济拮据到台山任小学教员，同年暑期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技术员，半工半读。那时也是蛮苦的哩，做工要卖力，读书须专心。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被迫亡命北方，旋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奔走呼号于南京、武汉、开封、郑州等地。1928年春到上海参加革命运动，并积极从事革命文化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上海期间曾两次被捕，锒铛入狱，后经组织营救获释。1930年赴日本人矿山专门学校攻读矿山开采专业，‘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日本留学生归国参加救亡工作，并被选为中华留日学生会主席。为日警监视被迫回国，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中，又被捕入狱，并判两年徒刑。在狱中。我既未屈挠，更未懈怠，乃以顽强之毅力，进行《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并坚持狱中斗争，1933年春经营救出狱。仍在上海参加社联工作并在外国语专门学校兼任教师。后又被组织派往北平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并撰写了专著：《现代哲学观论》。1935年又到天津一所大学里任经济学教授。1936年后任山西军官教导团政治处教官。‘七·七’事变后曾在河北、山西一带，借公开职务、身份训练青年，并组织与策动河北各地军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沙飞对温健公那种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革命精神深表钦佩，对他那种动荡不定、曲折坎坷的革命经历感慨不已。
温健公却问沙飞：“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你我一见面，就喋喋不休地给你讲我的坎坷经历吗?”
“不十分清楚。”沙飞坦率地说。
“我就是为了给你现身说法呀!”温健公说：“沙飞，你是个极聪敏的人，你从我的经历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不是没有条件做学问，当教授，著书立说，名显一时，过一种体面而优裕的生活。可我为什么要这样书剑飘零，四处奔波，甚至不避多次锒铛入狱，惨受折磨呢?一句话，改造旧中国的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需要我这样做啊!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趣所在，理想所在啊!”
“健公兄，你把革命的需要当做自己的志趣和理想，甘于平凡、甘于寂寞，这种精神无疑是崇高的，也是我沙飞至为敬佩的。”沙飞略顿了一下，仍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我想，一个前进的青年，将革命的需要与自己的革命志趣结合在一起，岂不更好，更能发挥作用吗?!”
“沙飞老弟，现在抗日的革命队伍中，奇缺从事电台工作的专门人才啊，希望你还是以革命需要为重，重操旧业，搞电台工作罢!”
沙飞陷入了矛盾和苦闷的心绪之中……
温健公第二天就动身去保定进行联络去了，行前至嘱沙飞一定要在他家静候他的电报。
沙飞从未赋闲过，闲着无所事事，就像浑身有毛毛虫子在爬一样，极不安稳，极不舒服。他得到温健公之妻宋维静女士的同意，到山西牺盟的少年先锋队中小住数日，一则探视、尝试军事生活，二则看看“红小鬼”(东征时被晋军俘虏的)。沙飞看过丁玲新近写的短篇小说《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在丁玲的小说里，“红小鬼”被描写得嘎里嘎气的活灵活现，既活泼可爱，又坚决顽强。三则拍摄了一些“镜头”——他时时都没有忘记为陈依范先生所说的即将在苏联举办的“中国艺展”收集作品。
三四天后，健公来电，让沙飞即刻启程去保定。沙飞便随宋维静一起赶往保定，甫抵保定，适值日寇已迫近保定，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保定一带的守军均已溃逃。
正在这时，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令沙飞兴奋异常，他不顾健公的耐心说服和劝阻，坚决要求奔赴喋血奋战的抗日疆场!并恳请健公将他介绍到八路军里去工作。
温健公仍苦口婆心地给沙飞做工作，并口头委任了职务。第二天，沙飞即与宋维静返回太原。回太原不久，有一个不速之客来健公家造访，他是谁呢?
(二)
他便是后来成为大音乐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同志。
这个在上海从事左翼戏剧、音乐群众运动已颇有声誉的音乐家，十分平易近人。他在听人讲话或思考问题时，喜欢将双唇“骨朵”起来，且微微向外卷翘着，竟像个天真未凿的童稚一般!使人对他的真诚丝毫不加怀疑。
沙飞向周巍峙敞开了自己的心扉，简略地介绍了自己在上海曾亲聆鲁迅先生教诲，为鲁迅先生拍摄遗像及殡仪活动和在广州、桂林举办摄影个展的情况，并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当随军新闻摄影记者，到火线上去拍摄我八路军英勇抗战的镜头等等。
不料周巍峙听后非常高兴，当即允诺。沙飞商得宋维静同意，辞去了健公将要委任的电台工作方面的职务，随周巍峙来到了设在太原的“全民通讯社”。
关于这段经历，周巍峙在半个世纪后记忆犹新地写道：“记得1937年10月初，我在太原参与创建‘全民通讯社’的工作时，曾介绍当时已有相当成就、拍摄过鲁迅先生和木刻工作者亲切见面的青年摄影家沙飞同志作为‘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到八路军总部去采访平型关战争的胜利。沙飞同志到八路军后，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鼓励，在聂荣臻同志盛情邀请下，沙飞同志于同年10月正式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也可能是我军的)第一位专业摄影工作者。”关于这些，后面还要详述。
第二天，周巍峙即介绍沙飞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彭雪枫主任。
彭雪枫同志给沙飞留下了深刻印象，待人和蔼可亲，但骨子里透着军人的威严风范。彭雪枫同志办事极为干练，与沙飞嘘寒问暖之间，即着人将沙飞以“全民通讯社”新闻摄影记者的身份，前往八路军总政治部的介绍信办妥。沙飞辞别了彭雪枫，来到五台茹村八路军总政治部驻地后，便转往一一五师拍摄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品等新闻照片去了。在平型关采访时，与红军摄影家，时任一一五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同住一屋，朝夕相处，谈笑甚洽。此时已得晤见师首长林彪、聂荣臻将军，但未及深谈。
平型关大捷中，一一五师歼敌板垣师团3000余人，炸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战马等。沙飞赶到平型关时，战场已经打扫，战利品已经集结，于是沙飞较为顺利地拍摄到了：《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之一部》(各种轻机枪、榴弹炮等轻火器)，《缴获目军九二步兵 炮》、《缴获的目军电台》、《缴获的日军汽车之一部》(在一开阔地带，左近有枝叶扶疏的树木，日式军用汽车约十余辆，一字排开，这想必是从平型关隘口开过来的)、《击毙的日军战马》——这些日军将校的座骑，头头膘肥肉满，滚瓜溜圆，可以想见毙命前是怎样地昂首嘶鸣，尥蹄扫尾，以助日军凶暴张狂的气焰的!《战士们高兴地背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归来》——此镜头微俯，阳光由左上方射入，战士们每人背着三四支缴获的枪支，有的戴着日式钢盔乃至防毒面具，笑逐颜开，群情振奋，此照形象清晰、生动，影调分明，整个画面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情。还有一幅是《战斗结束后进抵平型关的八路军》——画面上，骑兵与战马均肃立以待，军容整饬。前面有两辆汽车，似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大捷后进抵平型关，旨在接受师首长的检阅。此场面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观后令人有壮怀激烈，感发悲歌之慨，沙飞当时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悲壮情怀拍摄下来的。
沙飞在大约两星期的时间内，采访、拍摄完平型关大捷战利品的新闻摄影作品，赶回太原发稿之后，太原即告急，国民党主力南撤。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名称后任政委，则率领一一五师独立团和一个骑兵营，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五台山一带，准备建立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
沙飞在五台山寺庙的一间屋子里，再次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员给沙飞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转机呢?
(三)
沙飞会晤聂司令员时，心里不免有点紧张，行动也显得有点拘谨，因为这是沙飞那时见到的八路军最高军事将领。
作为已是八路军战士的沙飞在门口喊“报告”、行军礼时，聂司令员便笑盈盈地迎了上来，和蔼地问：
“你就是沙飞同志吗?”
“报告首长，我是沙飞。”
“沙飞，不必拘礼，”聂司令员握住沙飞的手一直未放，转身往侧前走了两步，才松开手说：“我们坐下聊聊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再谈谈，你有什么要求，好吗?”
沙飞这才打量了聂司令员一下，军容整肃，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下身着马裤皮靴。眼中进出诚挚而信赖的目光，嘴角微微上翘，使你在他那沉静威严的儒将风采之中，又感到格外的和蔼可亲。
沙飞简要地叙说了自己的经历，并鼓足勇气，向聂司令员提出想当一名八路军新闻摄影记者的请求。
“好，我批准你。”聂司令员当即允诺：“你今后就当一名我们八路军的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吧!”
沙飞一听高兴极了，心想多年的愿望终于在一刹那间实现了，一时他有点手足无措，但他竟无师自通地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聂司令员行了一个军礼：“是。”
“坐下，坐下聊聊，”聂司令员随口问道：“是哪里人?”
“广东开平人。”
“南方人到北方来，北方风沙大，漫天飞舞，你不怕风沙迷眼吗?”聂司令员笑着慢悠悠地问道。
“不怕——”沙飞忽然如醍醐灌顶般从中顿悟到了这自然而然的问话中，所隐含着的深刻意蕴和幽默感，站起来大声回答道：“我就是要把自己变成风沙中的一粒沙子，漫天飞舞在抗日的北国疆场!”
聂司令员透着机智的幽默感，不仅增加了沙飞对他的钦敬之情，同时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聂司令员再一次示意沙飞坐下，然后用聊天的口吻回忆起往事来：
“哦，我那时到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有两个省的人最多，一个是你们广东，一个就是我们四川。一晃十五六年过去了。我是1921年到的法国嘛，后来转到比利时，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时是1922年的6月，这个我记得清楚，那时正是夏天了。学校里有很多大树，浓荫蔽地，印象很深嘛。”
“我只听有的同志说，聂司令员在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黄埔军官学校当过教官，没想到聂司令员还留过洋，上过大学……”沙飞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
“沙飞，我跟你讲，”沙飞直率的谈吐和诧异的神情，似乎提高了聂司令员谈话的兴致，他说：“我也干过记者这一行，办过报哩!……不过，那时的我，比不得现在的你，我的记者身份算是个业余的，而且是隐蔽的。”
沙飞更感惊诧，脱口而出地问道：“聂司令员，那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我离开沙洛瓦劳动大学，离开比利时之后。”聂司令员仿佛陷入了沉思：“按理说，在沙洛瓦劳动大学里，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完全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学习，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我的心愿总算是‘如愿以偿’了。但是，我的心里越来越不平静，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爱国热忱特别是革命信念到哪里去了呢?我于是回到了巴黎。不久，周恩来同志也转到了巴黎，住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三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我们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办的机关报，先叫《少年》，后来改名为《赤光》。编辑部就设在我们的住处。周恩来同志归国之前，一直主持《赤光》工作。我说的当记者办报，就是那时候。我们《赤光》理论性和战斗性都是蛮强的哩!当时，千余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社会思潮形形色色，主要分五大派：有马克思主义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和国民党右派。我们的主要论战对象，便是国家主义派，它的喉舌是《先声》周报。《先声》后改名叫《醒狮》，这派的头目是曾琦和李璜，故人们也称之为“醒狮派”。无政府主义派的头目是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他们出版的杂志叫《工余》。相互之间的论战是蛮激烈的哩!……激烈的斗争，是最能锻炼人，也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和信念的啊!
聂司令员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话，使沙飞深受教育，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他所见到的八路军高级领导诚挚待人、平易近人的儒将风范。
“说着就扯远了。我现在给你分配的任务就是到杨成武支队去，他们最近很有几个仗要打。”
“是。”沙飞接受聂司令员亲自交给他的到火线去采访的战斗任务后，充满战斗豪情地向聂司令员行军礼，并庄重承诺：“保证完成任务。”
“哦。你等等，”聂司令员忽然想起什么似地叫住沙飞，他提笔草草地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沙飞，吩咐道：“你走时，除了带上你自己必备的东西外，还到供给部去领点小面额的伪币带上。”
“带这个干什么?”沙飞颇感诧异。
“以防遇到不测情况呀!”聂司令员见他疑疑惑惑地站在那里愣着，便笑着说：“怎么，不愿意服从命令?好，好，好!你不要慌着走，我索性讲个故事给你听。”随即，他便用缓慢的语调讲了这样一段有趣的亲历往事。
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坐一条小舟荡到了香港，杨石魂与广东 省委取得联系后，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他便走了。仓促之中，我和叶挺没问清与省委联络的暗号，加上我们穿得也不像样子，省委机关的同志不予接头。我那时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常带些钱，身上分文没有，怎么生活呢?急得我不得了。叶挺同志却满不在乎。走在街上，叶挺要买个什么东西，我正着急没钱，不想他从腰里掏出了一张一百元的港币，当他看到我惊异不已时，他暗地用手摸了摸鼓鼓囊囊的腰间。我明白了他的暗示，知道他腰缠了许多票子，心里暗自佩服他有经验，遇事考虑得周全。不料商人一看，说这张票子是假的。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顺风一扬。我忙将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呵，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百元大钞竟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他解释说，我扯得是有道理的。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吗?我扯了一扬，风吹走了，就没事了。说着，我们就赶快离开了那里。
“怎么样?”聂司令员笑着问道：“沙飞同志，听了故事，感想如何?”
“坚决执行命令，”沙飞激动地说：“感谢聂司令员无微不至的关心。”
“这叫——”聂司令员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脯，说：“我吃一堑，你长一智啊!”
沙飞眼前倏忽一亮，被一种幽默风趣的智慧之光烛照的心灵世界是多么美丽而绚烂啊!
正当沙飞要与聂司令员握别时，聂司令员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放在沙飞手上说：“是外国牌子的，叫‘韦尔脱’。我有时也摆弄摆弄，在你手里它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你就拿着用罢!——可能比你在地摊上买的那个要强些。”
沙飞摩挲着这“韦尔脱”相机，热泪盈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沙飞想，率领千军万马的聂司令员，不仅如此幽默风趣，而且是这样地体贴入微和平易近人!他似乎对“伟大寓于平凡”这一箴言有了亲身的感受和深刻的体会。
沙飞接受了聂司令员的亲自委派，成为我八路军的一名专业新闻摄影记者，同时也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开始运用自己手中的特殊武器——摄影机，赶赴杨成武支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作为一粒沙子，在祖国北疆漫天飞舞”的战斗历程。
(四)
沙飞找到杨成武支队时，正赶上其支队越过长城隘口插箭岭，向河北涞源城进军。巍峨的插箭岭上，耸峙着雄伟的长城烽火台，烽火台之上，白云舒卷，蓝空澄碧；烽火台之下，军容整肃的杨成武支队，肩扛长枪，盘岭而上，八路军战士血肉之躯的“长城”和屹立千百年而闻名世界的砖石长城，相互映衬，形成了饶富意蕴的壮美场面。沙飞拍摄下了这一历史镜头，这便是后来用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的《塞上风云》。
及至杨成武支队截断张家口至崞县公路，收复灵丘、涞源等县城时，沙飞拍摄了《八路军占领涞源插箭岭长城烽火台》。1937年10月10日即“双十节”那天，一一五师杨成武支队利用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大炮，向涞源守敌进行轰击，配合部队收复了长城线上的涞源县城。沙飞赶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在隆隆的炮声轰鸣中，拍下了《攻夺涞源战斗中我军的炮兵阵地》。此外，还拍摄了《沙原铁骑》、《不到长城非好汉》、《收复紫荆关》、《收复察南蔚县》等新闻摄影代表作品。
在前线，沙飞常常用“我是一个八路军战士”这一充满自豪感的箴言来告诫自己、规范自己和激励自己，使他在杨成武支队出色地完成了新闻摄影的采访任务。
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是永不磨灭，且历久弥珍的。当1985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中国老年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在沙飞的问题尚未“平反”时所举办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杨成武将军等冒着政治风险，挥毫为“沙飞影展”提写了雄奇飞动的“纪念革命摄影艺术家沙飞同志”十三个大字，高度地评价了沙飞摄影艺术和他的革命业绩。关于沙飞“平反”这方面的动人情节，后面还要详述，这里便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