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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英国的伊恩·贝瑞是玛格南最有资历和受人敬重的摄影师。他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玛格南。1961年，伊恩·贝瑞便收到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邀请，1967年成为正式成员。伊恩·贝瑞创作了影响深远的系列摄影作品，如1960年种族歧视正盛的南非，其才華和敏锐的时代眼光都被融入他的作品之中。之后他继续周游世界，记录了20世纪下半叶最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
几十年里，伊恩·贝瑞经常来访中国，创作了大量国内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所熟知的作品。
1952年，伊恩·贝瑞离开英国，开启了在南非的探险之旅。他住在约翰内斯堡德兰士瓦，自学基础摄影并为南非摄影师罗杰·马登工作，后者曾是安塞尔·亚当斯的助手。
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伊恩曾长期关注南非种族隔离和民主运动，并因记录南非沙佩维尔和平抗议引发的暴力事件而成名。由于拍摄敏感社会议题，他常常经受皮肉之苦甚至牢狱之灾，有些旧疾至今没有痊愈。他的另一组代表作品是受罗伯特·弗兰克《美国人》（The Americans）影响而拍摄的《英格兰人》（The English），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有计划地拍摄了整个英格兰岛，而且有意识地将各个阶层——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日常生活都容纳其中。
伊恩·贝瑞的影像，具有传统报道摄影的美学追求，在单幅画面中展现出事件的全部精华。他的摄影主题都是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具有强烈的冲突与抗争，这为影像提供了内涵丰富的主体。
伊恩·贝瑞的标志性作品中始终有个特色，那就是在抓拍日常瞬间时，摄影师本人的存在细微到几乎难以觉察。“作为一个摄影师，你会经常寻找对的形态、对的地点中的对的人”，伊恩说，“但事实并不如意。你要么在手忙脚乱之中抓住那个决定性瞬间，要么事先发现一个可能，然后保持隐形直至它发生。也就是要等待，直到你变成其中的一部分，那时候再举起相机，就没人会注意到有什么不正常。”
“不是受伤多就是好摄影师”
“南非沙佩维尔，1960年3月21日，星期一，警察向村民开枪，村民们用外套挡住头部来躲避子弹，纷纷逃离村子中心。”在这张令伊恩爆得大名的作品面前，总是聚集着最多参观者。然而他自己觉得这是一张糟糕的照片，充其量只是合格的新闻摄影而已：“那之后很多人都说我拍得很棒，可当时我根本只是个运气不错的孩子，尽管作为摄影师你必须有点运气。”
当年，以伊恩和一大批外国记者都得到了沙佩维尔有人开枪的线报，但因为白人进入南非的种族隔离区是需要许可的，所以他们最初都在村口等着。直到一队装甲车开进隔离区，他们也纷纷跳进车里尾随进去。开了大约一百米，就有官员过来要求他们离开，否则逮捕他们，大部分车子掉头走了，剩下的车子继续开了一会儿，官员又出来威胁了一次，就只有伊恩所在的那辆车还坚持向前开。车子最终停在距离警察局围栏不远的地方，伊恩爬上围栏，看到警察和抗议人群都很安静，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于是掉头向停车的方向走去。就在那时，警察开枪了，人群突然四散狂奔，“我身上只有两台莱卡相机，一台装配标准镜头，一台是广角镜头，只是本能地对着朝我跑来的人们按下快门。同时我意识到南非警察最恨有激情的记者，于是也很快跳上车离开了。”
1985年，在好望角，伊恩又一次报道警察强硬介入有色人种抗议示威活动，这次他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被警察逼到小巷里打断了三根肋骨。不过他强调：“不是受伤多就是好摄影师，我就认识一个经常受伤的摄影记者，他的照片真是无可救药，受再多伤也没用。我告诉你，有些记者经常被枪击是因为他们经常磕嗨了！”
说起自己被捕的经历，伊恩也完全是调侃的语气：“有一次我在中非共和国因间谍罪被捕，但实际上，只是你愿意付多少钱的问题。你知道，我们英国人不擅长贿赂这件事，给多了怕他们更贪，给少了怕报复。同一个牢房里的犯人倒是挺友好的，但是食物，真让人想死！我比较喜欢意大利的监狱，食物很不错，咖啡更棒。”
和玛格南的“婚姻关系”
伊恩是被布列松钦点加入玛格南的，但是50多年中，他大概有一半时间都在考虑是否要退出。
报纸和杂志的黄金时代，也是玛格南图片社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摄影师就像皇帝一样被媒体捧在手心，一组照片常常被多本杂志争抢。《英格兰人》则同时得到伦敦Whitechapel画廊和一家德国画廊的支持，令伊恩有足够的资金持续拍摄3个月。他说，以往向玛格南报选题，玛格南一般都会预支几千块钱，让摄影师先去看看，究竟要不要正式拍，等实地了解了情况再说。而如今他们只祝你旅途愉快，不再提前提供经费，而拍回来的照片，也不一定能卖。
就像所有机构一样，玛格南也变得越来越大，同时面临分化。“玛格南曾经是独立摄影师们显而易见的选择，但是时代改变了，有的摄影师更愿意与画廊签约，也有越来越多摄影艺术家加入并改变了玛格南。”
玛格南是为所有摄影师拥有的，每一位成员都拥有自己的股份，共同承担图片社的日常支出，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赚多少钱，也都可以影响图片社的决策，但在伊恩看来，这有时候反而使事情变得令人困惑。他曾想雇两个助手自立门户，也考察过别的图片社，却始终没能下定决心。他形容这种状态如同婚姻：“我结了3次婚，很有经验，你感到恼怒，想要离开，实际上却没那么容易。事到如今，再走也太晚了。”
伊恩再次感叹自己的幸运，因“生逢其时”，他经历了鼎盛时期的玛格南，能够靠图片稿费赡养两位前妻、供两个孩子上寄宿学校，而这样的好日子可能再也不会有了。“但是做独立摄影师总比上班好吧，”他最后说，“至少每天都有全新的事情做，每天都能遇到不同的人，还能时常享受被女人要求合影的福利。”
喜欢改变的老人
伊恩来过中国不下20次，这位已经88岁的老人，最喜欢中国的一点竟然是“变化快”。
伊恩第一次来中国，是受总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周日时报》委托拍摄深圳专题。那时候，大批工厂开始撤出香港，向深圳转移，因为内地的劳动力更便宜。“当时深圳只是个小村子，二十几年时间过去，它已经变成了超级大都市。在你的生命中，能够真切地经历一些人、事物的巨大改变，是一种很棒的体验。但是在伦敦，街道和建筑跟我的曾曾曾曾祖父活着时几乎没有差别。”
后来为了拍摄全球水问题专题，他又沿着长江来回跑了好几趟。这么多年来，在伊恩眼里，中国唯一没什么变化的，是人们对镜头的态度——要么完全不介意被拍，要么装作没看见，最不济也只是默默躲开。“美国人会和你谈肖像权问题，现在连英国人也开始强调‘私人领地不准拍摄’了。”在为年轻的中国摄影师点评街拍作品时，伊恩鼓励他们大胆地去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用中长焦镜头远远地拍一张美丽的脸，因为中国已经是对摄影师恶意最少的地方了。
“年轻时你很难注意到事物的变化，你只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东西;当你老了，离开了一段时间再回来，才会对周围巨大的变化感到震惊。”他曾拿到过中国的2年签证，每次可以停留90天，为此他十分高兴，“能待在这儿太好了，这里一切都那么年轻，太好了，我喜欢改变。”
几十年里，伊恩·贝瑞经常来访中国，创作了大量国内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所熟知的作品。
1952年，伊恩·贝瑞离开英国，开启了在南非的探险之旅。他住在约翰内斯堡德兰士瓦，自学基础摄影并为南非摄影师罗杰·马登工作，后者曾是安塞尔·亚当斯的助手。
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伊恩曾长期关注南非种族隔离和民主运动，并因记录南非沙佩维尔和平抗议引发的暴力事件而成名。由于拍摄敏感社会议题，他常常经受皮肉之苦甚至牢狱之灾，有些旧疾至今没有痊愈。他的另一组代表作品是受罗伯特·弗兰克《美国人》（The Americans）影响而拍摄的《英格兰人》（The English），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有计划地拍摄了整个英格兰岛，而且有意识地将各个阶层——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日常生活都容纳其中。
伊恩·贝瑞的影像，具有传统报道摄影的美学追求，在单幅画面中展现出事件的全部精华。他的摄影主题都是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具有强烈的冲突与抗争，这为影像提供了内涵丰富的主体。
伊恩·贝瑞的标志性作品中始终有个特色，那就是在抓拍日常瞬间时，摄影师本人的存在细微到几乎难以觉察。“作为一个摄影师，你会经常寻找对的形态、对的地点中的对的人”，伊恩说，“但事实并不如意。你要么在手忙脚乱之中抓住那个决定性瞬间，要么事先发现一个可能，然后保持隐形直至它发生。也就是要等待，直到你变成其中的一部分，那时候再举起相机，就没人会注意到有什么不正常。”
“不是受伤多就是好摄影师”
“南非沙佩维尔，1960年3月21日，星期一，警察向村民开枪，村民们用外套挡住头部来躲避子弹，纷纷逃离村子中心。”在这张令伊恩爆得大名的作品面前，总是聚集着最多参观者。然而他自己觉得这是一张糟糕的照片，充其量只是合格的新闻摄影而已：“那之后很多人都说我拍得很棒，可当时我根本只是个运气不错的孩子，尽管作为摄影师你必须有点运气。”
当年，以伊恩和一大批外国记者都得到了沙佩维尔有人开枪的线报，但因为白人进入南非的种族隔离区是需要许可的，所以他们最初都在村口等着。直到一队装甲车开进隔离区，他们也纷纷跳进车里尾随进去。开了大约一百米，就有官员过来要求他们离开，否则逮捕他们，大部分车子掉头走了，剩下的车子继续开了一会儿，官员又出来威胁了一次，就只有伊恩所在的那辆车还坚持向前开。车子最终停在距离警察局围栏不远的地方，伊恩爬上围栏，看到警察和抗议人群都很安静，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于是掉头向停车的方向走去。就在那时，警察开枪了，人群突然四散狂奔，“我身上只有两台莱卡相机，一台装配标准镜头，一台是广角镜头，只是本能地对着朝我跑来的人们按下快门。同时我意识到南非警察最恨有激情的记者，于是也很快跳上车离开了。”
1985年，在好望角，伊恩又一次报道警察强硬介入有色人种抗议示威活动，这次他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被警察逼到小巷里打断了三根肋骨。不过他强调：“不是受伤多就是好摄影师，我就认识一个经常受伤的摄影记者，他的照片真是无可救药，受再多伤也没用。我告诉你，有些记者经常被枪击是因为他们经常磕嗨了！”
说起自己被捕的经历，伊恩也完全是调侃的语气：“有一次我在中非共和国因间谍罪被捕，但实际上，只是你愿意付多少钱的问题。你知道，我们英国人不擅长贿赂这件事，给多了怕他们更贪，给少了怕报复。同一个牢房里的犯人倒是挺友好的，但是食物，真让人想死！我比较喜欢意大利的监狱，食物很不错，咖啡更棒。”
和玛格南的“婚姻关系”
伊恩是被布列松钦点加入玛格南的，但是50多年中，他大概有一半时间都在考虑是否要退出。
报纸和杂志的黄金时代，也是玛格南图片社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摄影师就像皇帝一样被媒体捧在手心，一组照片常常被多本杂志争抢。《英格兰人》则同时得到伦敦Whitechapel画廊和一家德国画廊的支持，令伊恩有足够的资金持续拍摄3个月。他说，以往向玛格南报选题，玛格南一般都会预支几千块钱，让摄影师先去看看，究竟要不要正式拍，等实地了解了情况再说。而如今他们只祝你旅途愉快，不再提前提供经费，而拍回来的照片，也不一定能卖。
就像所有机构一样，玛格南也变得越来越大，同时面临分化。“玛格南曾经是独立摄影师们显而易见的选择，但是时代改变了，有的摄影师更愿意与画廊签约，也有越来越多摄影艺术家加入并改变了玛格南。”
玛格南是为所有摄影师拥有的，每一位成员都拥有自己的股份，共同承担图片社的日常支出，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赚多少钱，也都可以影响图片社的决策，但在伊恩看来，这有时候反而使事情变得令人困惑。他曾想雇两个助手自立门户，也考察过别的图片社，却始终没能下定决心。他形容这种状态如同婚姻：“我结了3次婚，很有经验，你感到恼怒，想要离开，实际上却没那么容易。事到如今，再走也太晚了。”
伊恩再次感叹自己的幸运，因“生逢其时”，他经历了鼎盛时期的玛格南，能够靠图片稿费赡养两位前妻、供两个孩子上寄宿学校，而这样的好日子可能再也不会有了。“但是做独立摄影师总比上班好吧，”他最后说，“至少每天都有全新的事情做，每天都能遇到不同的人，还能时常享受被女人要求合影的福利。”
喜欢改变的老人
伊恩来过中国不下20次，这位已经88岁的老人，最喜欢中国的一点竟然是“变化快”。
伊恩第一次来中国，是受总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周日时报》委托拍摄深圳专题。那时候，大批工厂开始撤出香港，向深圳转移，因为内地的劳动力更便宜。“当时深圳只是个小村子，二十几年时间过去，它已经变成了超级大都市。在你的生命中，能够真切地经历一些人、事物的巨大改变，是一种很棒的体验。但是在伦敦，街道和建筑跟我的曾曾曾曾祖父活着时几乎没有差别。”
后来为了拍摄全球水问题专题，他又沿着长江来回跑了好几趟。这么多年来，在伊恩眼里，中国唯一没什么变化的，是人们对镜头的态度——要么完全不介意被拍，要么装作没看见，最不济也只是默默躲开。“美国人会和你谈肖像权问题，现在连英国人也开始强调‘私人领地不准拍摄’了。”在为年轻的中国摄影师点评街拍作品时，伊恩鼓励他们大胆地去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用中长焦镜头远远地拍一张美丽的脸，因为中国已经是对摄影师恶意最少的地方了。
“年轻时你很难注意到事物的变化，你只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东西;当你老了，离开了一段时间再回来，才会对周围巨大的变化感到震惊。”他曾拿到过中国的2年签证，每次可以停留90天，为此他十分高兴，“能待在这儿太好了，这里一切都那么年轻，太好了，我喜欢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