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红缘》，将创作背景从遥远、庞大的历史中提炼、浓缩、投射至坐落在高原群山里的阿坝藏乡，一个还残留着封建土司制度的落后地区，一个辽远而又苍茫的雪域高原。
　　红军长征，在历史长河中铭著了一篇宏伟壮阔的史诗，其历史性、思想性、艺术性是100分钟的电影时长所不能悉数承载的。于是，在电影《红缘》里，我们看不到浩浩荡荡的长征队伍，只看到五名伤残红军行走在高原之上；看不到红色军人的革命圣地，只看到藏族官寨里的明争暗斗。可以说，《红缘》是以宏大的长征历史作为背景依托，却又从宏观的叙事话语中逃离出来，以微观的叙事语言来描述一个发生在长征路途中的小故事。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也许每一天都会有无数个惊心动魄的小故事，它们被遗留在风尘中书写红军精神，于岁月里的某个地方闪闪发光。当电影重拾起这些故事的碎片，如何以小见大，如何在宏观叙事话语缺失下实现突破与创新，或许《红缘》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了我们答案。
　　一、格局——多元与辽阔
　　阴霾沉重的天空下，五名红军战士相互搀扶着翻越山坡，在缓缓移动的画面里，天色渐渐泛现一道鱼白，照耀着叠嶂起伏的远山。
　　辽阔，是电影呈现出来的第一感觉。
　　阿坝州马尔康奇妙绝伦的自然风光赋予电影辽远且壮阔的画面，视野被拉远、放长，一种豁然开朗的氛围渲染出来，而故事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故事从藏民马帮与国民党便衣队的交战展开，幸存的一名红军战士被藏民丹增救回家中。村寨里，女红军方大姐因为临产也留了下来。便衣队与土司管家相互勾结，不仅栽赃嫁祸试图抹黑红军，更是想方设法要清剿潜藏在村寨里的红军。一场国共斗争、官民纠葛、婚恋抗争同时上演。
　　虽然故事整体上依循着一条主要线索，但它同时兼并了很多个内容：国民党反动派与红军之间的战争，当地土司与政府之间的纠葛，土司制度下的藏民生活，年轻人对革命的向往和对自由婚恋的憧憬，红军与藏族群众的深切友谊。这些小的故事板块虽大小不一、比重各异，但是电影把它们详略得当地拼凑在一起，建构起了完整的故事内容。所以，电影虽然着根于一个小小的藏族村寨，故事的格局却不仅限于此，从几个故事内容便可得知。
　　首先，革命加爱情的范式是主旋律电影里常见的手法，《红缘》也不例外。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爱情是发生在红军王二虎、藏族女孩雍初、土司大公子彭措之间。那个年代的藏族村寨，尚且处于土司制度管辖下的封建地区，婚恋观念还保留着封建愚昧。可无论是雍初还是彭措，他们都想要与封建婚姻做抗争，争取自由恋爱的权利。更难能可贵的是，雍初被红军的理想与信念所感染，竟敢于破除陈旧的思想观念，一心志愿投入革命中，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电影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讲述彭措对雍初的追求，以及雍初对二虎萌生的爱意，透过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描写，为革命注入了浪漫色彩，也增添了影片主旨的丰富性。
　　其次，影片对藏族建筑、服饰、民俗的还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原生态、多元化的民族视野。故事发生在红军、国民党、藏族居民之间，那么自然少不了对藏民生活的刻画，并且很多镜头都是围绕着藏民而展开的。从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围着篝火跳舞的藏民，设计别致的藏族建筑、原始的藏族医疗方法、当地藏族婚礼的排场样式、土司和平民之间的生存关系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祭坛那一幕。土司是这个地方的独裁者，操纵着生杀大权，可以主宰村民的生死。当他下令将丹增和雍初绑上祭坛时，没有人敢反抗，也没有人会反抗。整个村寨的藏民都围在一起，受刑者被绑在十字木桩上，待时辰到了，土司只要一声令下，执行者便听令行事。这种充满原始意味和富有藏族特色的处刑方式在电影中得以展现，使电影更具有民族化、原生化、多样化。同时，也让这部电影充盈着民族关照和民族情怀。
　　最后，革命势必会伴随着流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每部主旋律影片都会加以强调的。但我之所以认为《红缘》里所描述的牺牲精神在格局上有所拔高的原因在于电影不仅仅强调牺牲，还强调生命的延续。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镜头中：一、当女红军方大姐挺身而出拉响手榴弹与便衣队同归而尽时，燃烧的烈火中是方大姐视死如归的神情，背景音是婴儿的啼哭声。生命的消陨并不意味着希望终结，生命总是会以顽强的姿态不停延续下去，希望也会生生不息。二、当雍初死在马站长的枪口之下，画面里切入一个沧桑的老妇，手里不停地摇着转经筒。转经筒代表着生死轮回，一圈一圈的转动中，六道轮回一切众生悉得安乐。我曾经到过阿坝，在那里随处可见转动的经筒，关于生死的释义和信仰，在不停转动的经筒中得以传颂和解脱。我想，在红军长征路途中牺牲过的每一条生命，最终都会投入轮回中，即使霎那的消逝固然可悲、可伤、可叹，但牺牲所换来的是生命的永恒延续。
　　《红缘》虽然只描写了长征路途中发生在藏族村落的故事，没有宏伟的战争场面，没有残酷的流血斗争，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但是它所包含的多样物态，让其无论是在观赏性，还是在思想性上，都实现了格局上的突破，正如阿坝州那绵延宽广的草原高山一样，深远辽阔。
　　二、立意——断裂与延续
　　第二方面，我想從承载影片立意的手段即叙事方式来谈。这部电影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讲述现在的故事，另一条是讲述过去的故事，而过去的故事则是由第一条线索引申而来。两条叙事线索相互穿插，形成一种插叙的叙述手法。但是，两条叙事线一开始总让我有一种强行穿插的生硬感，使得故事表达缺乏流畅自然。我甚至在想，为何不直接抛弃第一条叙事线，直接沿着过去的叙事线发展呢？即便如此，也依然可以把故事讲清楚。但看完影片后，我仔细想了想，或许在第一条叙事线里所表达的内容才是这部影片真正的立意所在，而这也是它无法被抛弃的原因。
　　念念跟随爷爷来到英雄纪念碑前，相比爷爷的心潮澎湃，她对英雄并没有表现出崇敬与感怀。这一角色其实代表的是现代许多青年人，他们生活在富足安康的现代社会，与红军长征年代相隔甚远，革命、流血、牺牲，是念念一类的年轻人所无法体会和感悟的，革命先烈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或许正在被年轻一代渐渐淡忘。这启示我们去思考长征精神在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后，是否还能被广大青年群体所了解、接受？是否已逐渐与现代社会产生了断裂？这种断裂感明显体现在两条叙事线索的交叉过程中，它们看似是分裂的，现在与过去，好像并没有一个叙述上的连接点，穿插的时间也是随意的。但是后来，两条叙事线出现了相互连接的点。第一次，是在红军纪念墙前，爷爷与夏伽书记谈及尔甲，我们便可得知爷爷是王二虎的后代，他知道的这个故事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第二次，则是在方大姐牺牲后，镜头换到了小方乡长的脸，这个镜头的转换便表明了小方是方大姐的后代。在两条叙事线穿插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时，我们也从断裂中看到了故事的传承和历史的延续。
　　所谓延续，正是对长征精神的延续，也是《红缘》所要传达的价值真谛。《红缘》不仅是叙述过去的故事，不仅是缅怀与歌颂红军精神，而是通过讲述历史，对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精神体现在念念与小方两个年轻人身上。小方致力于当地的城镇建设和扶贫计划，他认为：“不让这儿的老百姓富起来，我们就对不起曾经把最后一口粮食留给红军的乡亲们。”而念念在听完了革命故事后，内心深受触动，也开始进行自我反思。为什么要铭记历史？为什么要缅怀先烈？正如念念所说：“如果他们不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了。”反思，是在铭记与缅怀的基础上，将历史著于现在与未来。通过反思，去更好的承继历史，发扬精神，创造未来。那些遗留在历史中的精神财富不能断裂在时代的进程中，而是应该通过年轻一代人的努力，将其传承下来，并一代代延续下去。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所采取的双线叙事艺术手法，正是有了这一层深刻立意加持，才体现了价值追求的崇高性和艺术表达的创新性。
　　其实，作为一部以弘扬主旋律为主题的红色影片，《红缘》即便没有大规模展现国共战争和长征历史，仅把故事结构定位在偏远的藏族村寨，故事情节也只是围绕着几个角色，但是它融入了多元化的民族情怀，刻画了饱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弘扬了红军精神以及传达了正确的价值真谛。尤其是影片结尾的那一个画面，高原、雪山、霞光、骏马、红军，苍莽却不沧桑，一种壮阔感从镜头里无尽延伸，然后在观影者心底遍布。所以，即使在缺失宏观叙事话语的前提下，转而以微观的故事结构、叙述方式和情感关怀，依然能够寻求格局上的突破和立意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