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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革”历史教训； 政治体制改革； 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 D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17-0047-02
2006年5月22日，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学术座谈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近20人参加了座谈。
与会专家围绕座谈会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发各自观点，气氛十分活跃。现将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吸取“文革”教训，正确认识形势
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文革”前党的主要负责人不能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没有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执政党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克服社会阴暗面，因而错误地分析和判断了形势，并根据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发动和坚持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错误地分析和判断形势是“文革”的重要教训之一。正确认识今天的形势应把握住三点：首先，应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不能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改革失败的根据。其次，应承认社会差别，不要以平均主义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问题，同时也应通过各种措施加以调节。最后，解决党内干部的腐败问题，办法不是走“文革”的回头路，而应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措施。
二、应当深入研究“文革”究竟在哪些方面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有学者提出，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来看，至少从三个方面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国情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尽管有不足，但对生产力的判断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应该认真贯彻。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直接导致党中央领导层的分歧，毛泽东等人却认为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把党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建设模式、速度、规模等问题上的正常意见分歧，转化成政治上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尖锐斗争的原则高度，直接导致了“文革”中“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走资派必然被打倒”这样的错误逻辑和口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重新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作出正确判断，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发展，这是三中全会后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其次，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世情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二战后世界发展趋势、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资本主义变化等)。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走了一条很漫长的曲折之路，正是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导致“文革”期间产生了越来越“左”的错误。“文革”的既定目标，就是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导致我们把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些文明成果统统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统统嗤之以鼻，直至“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自我调整，已经不完全是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它所创造的一些文明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共有产物，是规律性的东西，不能简单说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终于认识到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世界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而逐步破除了凡事必问“姓资姓社”的框框束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等。这与我们吸取了“文革”教训，对资本主义有了一个较正确的认识有极大的关系。
再次，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历史传统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对帝王意识、皇权崇拜、专制集权等)。建国后，我们很快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封建主义思想、皇权意识这些东西并没有跟着消灭掉，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为“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根源。权力高度集中基础上容易形成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官僚作风。所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决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前，我们应当加强对“文革”的研究，只有把真实的“文革”告诉大家，才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深入追求。
三、对“文革”宏观上要彻底否定，微观上要细致分析。要跳出“文革”来看“文革”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宏观上必须对“文革”彻底否定。不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就会在改革开放的一些问题上出现认识迷惑，围绕改革出现的一些争论，间接印证了这一点。邓小平正是在总结“文革”教训基础上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由来，并强调中国不能再乱了。今天强调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也是来源于对“文革”教训的总结。有的学者针对“文革”研究现状提出：在对改革的认识出现一定差异的情况下，“文革”的潜在因素影响现实，究竟怎样研究“文革”，学术界应给社会一个好的导向。
在研究的方法上，对“文革”中的一些现象要具体分析。一方面，有些事情是“文革”之前就有的，如建国以来的教育方针、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方针、大寨精神等，不应统统归于“文革”，把这些混在“文革”中当然就显得不好评价了。另一方面，有些正确的东西，在“文革”中被推向极致，有些甚至走了形，这又需要作些分析。同时，“文革”中的一些具体事件是复杂的，要从历史纵深角度分析，从对中国、中国革命和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中深化，有的学者对“文革”中的教育革命作了较深入的剖析。
有的学者还提出，跳出“文革”来研究“文革”，可能对一些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些。从19世纪后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个大滑坡的趋势，是处于“病态”而不是正常状态的社会，整个现代社会也是处在发展平均线以下的大波动时期。毛泽东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胸怀的青年时代，正是处在病态的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调整得比较正常了，资本主义以至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快步回升的趋势，而毛泽东建国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一直停留在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阶段，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仅仅来源于理论和书本，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了，使整个国家长期处在一个精神的封闭状态，然后进入一个怪圈，做出大的怪事。这些跳出来看，就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不能只是政治化地总结“文革”的经验，简单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围绕着肯定、否定兜圈子，而应该用更科学的态度去深入研究。
四、联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对他的哲学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剖析
有的学者提出，研究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应当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本身去探寻。如果把毛泽东的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来讲，他没有去探讨本体论。毛泽东是最早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他将古语“实事求是”，即“原察事实以求真相”的读书原则，上升到方法论：做事要调查研究，寻找事物内部的规律，以确定办事方针。
这里有一个问题：古语“实事”“求是”是两个动宾结构，原意是强调探究事实的真相；而毛泽东将“实事”改成了形容词名词结构，解释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强调的重点就变为探究规律了。这种改动带有注重研究规律、忽视原察事物本相的倾向。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失去了直接了解社会的条件，对规律的研究代替了原察事实。这或许是没有坚持好实事求是的部分原因。
是否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反复倡导的“求真务实”，是对实事求是更好的解释、补充，是党的思想路线表述的重大创新。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史小今
[中图分类号] D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17-0047-02
2006年5月22日，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学术座谈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近20人参加了座谈。
与会专家围绕座谈会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发各自观点，气氛十分活跃。现将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吸取“文革”教训，正确认识形势
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文革”前党的主要负责人不能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没有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执政党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克服社会阴暗面，因而错误地分析和判断了形势，并根据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发动和坚持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错误地分析和判断形势是“文革”的重要教训之一。正确认识今天的形势应把握住三点：首先，应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不能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改革失败的根据。其次，应承认社会差别，不要以平均主义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问题，同时也应通过各种措施加以调节。最后，解决党内干部的腐败问题，办法不是走“文革”的回头路，而应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措施。
二、应当深入研究“文革”究竟在哪些方面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有学者提出，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来看，至少从三个方面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国情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尽管有不足，但对生产力的判断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应该认真贯彻。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直接导致党中央领导层的分歧，毛泽东等人却认为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把党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建设模式、速度、规模等问题上的正常意见分歧，转化成政治上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尖锐斗争的原则高度，直接导致了“文革”中“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走资派必然被打倒”这样的错误逻辑和口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重新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作出正确判断，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发展，这是三中全会后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其次，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世情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二战后世界发展趋势、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资本主义变化等)。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走了一条很漫长的曲折之路，正是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导致“文革”期间产生了越来越“左”的错误。“文革”的既定目标，就是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导致我们把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些文明成果统统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统统嗤之以鼻，直至“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自我调整，已经不完全是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它所创造的一些文明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共有产物，是规律性的东西，不能简单说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终于认识到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世界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而逐步破除了凡事必问“姓资姓社”的框框束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等。这与我们吸取了“文革”教训，对资本主义有了一个较正确的认识有极大的关系。
再次，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历史传统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对帝王意识、皇权崇拜、专制集权等)。建国后，我们很快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封建主义思想、皇权意识这些东西并没有跟着消灭掉，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为“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根源。权力高度集中基础上容易形成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官僚作风。所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决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前，我们应当加强对“文革”的研究，只有把真实的“文革”告诉大家，才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深入追求。
三、对“文革”宏观上要彻底否定，微观上要细致分析。要跳出“文革”来看“文革”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宏观上必须对“文革”彻底否定。不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就会在改革开放的一些问题上出现认识迷惑，围绕改革出现的一些争论，间接印证了这一点。邓小平正是在总结“文革”教训基础上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由来，并强调中国不能再乱了。今天强调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也是来源于对“文革”教训的总结。有的学者针对“文革”研究现状提出：在对改革的认识出现一定差异的情况下，“文革”的潜在因素影响现实，究竟怎样研究“文革”，学术界应给社会一个好的导向。
在研究的方法上，对“文革”中的一些现象要具体分析。一方面，有些事情是“文革”之前就有的，如建国以来的教育方针、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方针、大寨精神等，不应统统归于“文革”，把这些混在“文革”中当然就显得不好评价了。另一方面，有些正确的东西，在“文革”中被推向极致，有些甚至走了形，这又需要作些分析。同时，“文革”中的一些具体事件是复杂的，要从历史纵深角度分析，从对中国、中国革命和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中深化，有的学者对“文革”中的教育革命作了较深入的剖析。
有的学者还提出，跳出“文革”来研究“文革”，可能对一些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些。从19世纪后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个大滑坡的趋势，是处于“病态”而不是正常状态的社会，整个现代社会也是处在发展平均线以下的大波动时期。毛泽东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胸怀的青年时代，正是处在病态的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调整得比较正常了，资本主义以至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快步回升的趋势，而毛泽东建国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一直停留在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阶段，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仅仅来源于理论和书本，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了，使整个国家长期处在一个精神的封闭状态，然后进入一个怪圈，做出大的怪事。这些跳出来看，就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不能只是政治化地总结“文革”的经验，简单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围绕着肯定、否定兜圈子，而应该用更科学的态度去深入研究。
四、联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对他的哲学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剖析
有的学者提出，研究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应当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本身去探寻。如果把毛泽东的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来讲，他没有去探讨本体论。毛泽东是最早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他将古语“实事求是”，即“原察事实以求真相”的读书原则，上升到方法论：做事要调查研究，寻找事物内部的规律，以确定办事方针。
这里有一个问题：古语“实事”“求是”是两个动宾结构，原意是强调探究事实的真相；而毛泽东将“实事”改成了形容词名词结构，解释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强调的重点就变为探究规律了。这种改动带有注重研究规律、忽视原察事物本相的倾向。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失去了直接了解社会的条件，对规律的研究代替了原察事实。这或许是没有坚持好实事求是的部分原因。
是否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反复倡导的“求真务实”，是对实事求是更好的解释、补充，是党的思想路线表述的重大创新。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史小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