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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乐椅侦探”到“硬汉派侦探”
与其他文体相比，侦探小说其实是一种现代发明。它的前身是哥特小说，比如吸血鬼系列小说。哥特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常常渲染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或者某种怪物。
随着19世纪现代科学的发展，测谎仪、指纹鉴定在法医学中被广泛应用，摄影术也越来越成熟。人们发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其实是可以被解释的，“侦探”的角色随之诞生。侦探往往代表着能够解释现代科学现象和理念的权威人士。
在侦探小说史中，可以看到不同类型侦探的演变。早期的侦探，比如福尔摩斯，属于“安乐椅侦探”。之所以称他们为“安乐椅侦探”，是因为他们搜集到证据以后，基本上就坐在书房里进行理性推理。比如美国作家爱伦·坡写过一个短篇叫《玛丽之死》，整个故事中，大侦探杜邦都是坐在书房里，每天靠读报纸连载来推测谁是真正的凶手。
“安乐椅侦探”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比较乐观，认为只要制服一两个罪犯，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恢复原样。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流行起来。当时，正处在“二战”时期，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比较悲观，整个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基调也充满了怀疑主义。“硬汉派侦探”和“安乐椅侦探”不同，他们身手敏捷，会使用枪械。但犯罪者也“升级”为跨国团伙，只制服一两个罪犯是远远不够的。
被公案故事化的“呵尔唔斯”
侦探小说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896年。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和习俗，在一年时间里刊载了4篇有关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当时，福尔摩斯的名字被翻译成“呵尔唔斯”。
然而，当时中国的读者从来没读过侦探小说，他们对于犯罪文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包公案等古代公案上。所以，为了迁就读者的阅读习惯，翻译者把福尔摩斯的故事按照古代公案故事的模式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古代公案故事有什么特点呢？以包公案中的《乌盆记》为例。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李浩的商人，回家路上投宿在一个小旅店里，被人谋财害命。他的骨灰被烧成了一个乌盆，卖给了老汉王某，老汉把它当尿盆用。晚上，老汉起来解手的时候，乌盆突然大声说话，李浩的鬼魂现身，请王某向包大人喊冤。在包公的帮助下，商人沉冤得雪，凶犯被抓获，以狗头铡处死。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公案小说有几个特点。首先，犯人往往在故事的开头就出现了，而且整个犯罪过程一目了然。其次，断案者往往是在故事的中间出场的，他获得线索的方法经常是鬼魂现身、器物说话或者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与西方侦探小说中侦探通过探访证人、收集各种证据来寻找凶手很不一样。
另一个不同点是，西方侦探小说的结尾往往是一群人在一个屋子里，推理整个案件，公布真凶和真相;但中国公案小说往往还有一个尾声，就是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這些不同之处，其实反映了中国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侦探小说更强调智力上的挑战，所以它会提供一定线索，以供书中的侦探和书外的读者同时参与，推断出谁是凶手。而中国公案小说并不在乎犯罪过程，而是更在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官员能不能秉公执法等等。
当时《时务报》上刊登的“呵尔唔斯”小说，其中有一篇被译成《继父诳女破案》。“诳”是欺骗的意思。从标题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已经“剧透”了。
“福尔摩斯”第一次在中国小说里出现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非常流行。有学者曾经统计，那个时候大概一共翻译了1000余部西方小说，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侦探小说。
为什么晚清读者喜欢读西方侦探小说呢？
一些读者被小说中的新奇事物所吸引。比如，福尔摩斯外出取证，他有时候是坐地铁去的—— 当时的伦敦已经有地铁了。还有，福尔摩斯在探访证人的时候，有的证人在读《泰晤士报》，有的证人在看天文望远镜，这些都是当时比较新鲜的事物。而法国的侦探小说里，还有对化装舞会的描写，晚清的读者自然觉得十分新奇。
还有一些读者被西方侦探小说中的悬念所吸引。一些知识分子觉得，西方侦探小说里那种理性的、讲求证据的破案方法，与中国古代的断案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西方侦探小说在当时十分流行，它影响或者说刺激了很多中国文人，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西方的侦探小说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小说，创作出了一些有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刘鹗的《老残游记》就是其中之一。刘鹗是晚清有名的小说家。《老残游记》讲一个叫老残的江湖游医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去山东各地游览时看到的各种景象。这本书的体裁比较杂，其中一部分是游记，一部分是小说，还带有公案和侦探小说的元素。
这本书的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讲了一个案子。说的是有一家13口人，吃了含砒霜的月饼后不省人事。因为月饼是他家的媳妇买的，所以她成了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当时审案的官员对她严刑逼供，但她坚决不认罪，于是老残自告奋勇来审这个案子。
在书里，老残被称为“福尔摩斯”，这可能是“福尔摩斯”这个词第一次在中国小说里出现。老残按照西方侦探的推断方法抓获了凶手。但故事并没有结束。老残在抓获凶手后发现，这13口人原来并没有死，他们只是在沉睡。于是，老残经过千辛万苦，在华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一种叫“返魂香”的解药，最终使全家人醒了过来。这个情节与西方侦探小说只是单纯的破案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西方侦探形象塑造的中国判官
晚清有名的翻译家林纾曾经翻译过一些侦探小说，包括福尔摩斯的故事。这可能给了他一些灵感，他尝试把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结合在一起。
1907年，他写了《冤海灵光》这部书。他自己说，这部书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件。晚清同治年间，福建发生了一桩恶女人谋杀亲夫的案件。这个恶女人游氏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游氏死不认罪，审案的陆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才让她伏法。 在这个故事里，林纾仿照理想中的西方侦探塑造了判官陆公的形象。陆公断案时察言观色，很少用刑，这正是林纾心目中理想的判官形象。《冤海灵光》里有一个情节：陆公在庙里做了一个梦。但是与传统的公案小说不一样的是，他梦醒后想：是不是白天想得太多，晚上才会有这样的梦，我会不会错怪了别人？陆公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在古代的公案小说里其实是没有的，它更接近于西方的侦探小说。
林纾在故事里写道，尽管陆公很少用刑，但是按照古代的刑讯规定，一定要有犯人的口供才可以结案。而这个凶手游氏就是死不认罪，怎么办呢？最后，陆公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幕僚的建议，用酷刑让游氏认罪。
因此，这个故事其实很微妙。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作家虽然很想模仿西方的侦探小说，但是在晚清的现实面前，即使是最理想的侦探形象也会碰壁。
“中国福尔摩斯”狄仁杰的诞生
在西方人的眼里，狄仁杰是最知名的一位中国神探，有“中国福尔摩斯”之称。狄仁杰的故事是怎么传到国外去的呢？其实，它的幕后推手是荷兰外交家、汉学家和小说家高罗佩。
高罗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虽然是荷兰人，但他从小生长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因此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古代的中国人。
20世纪30年代，高罗佩在日本读到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这是一部清末的公案小说，是现存的唯一记录狄仁杰断案过程的古代小说。
高罗佩读了小说以后，非常喜欢。他觉得这部小说没有太多迷信内容，相反其中有一些悬念比较接近于西方侦探小说的思路。因此，他在1949年把这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自费出版了2000册，销路非常好。这激励了高罗佩开始创作狄仁杰断案系列。
他的创作思路是从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中寻找素材，描写狄仁杰和他的4个助手一起侦破案件的过程。那时，狄仁杰的助手中还没有李元芳，4个助手都来自《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人物设定。
一开始，高罗佩只想创作一两本小说，激发更多的中日作家一起来创作类似的小说。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想法，高罗佩只好自己写了下去。在接下来的18年间，他一共写了14部中篇小说和8部短篇小说，形成了完整的狄仁杰断案系列。
狄仁杰断案其实是一个“现代发明”
我们印象中的侦探小说，其中的线索、推理一般都是通过现代科技来体现的，比如利用交通工具产生时间差等等。但是，高罗佩在狄仁杰断案里反其道而行之，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寻找素材。
高罗佩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他尤其喜欢研究一些冷门的领域，而且五花八门。比如，他擅长中国的古琴，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古代一种马匹的历史，他通过研究还发现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都豢养长臂猿。
因此，他在写狄仁杰断案小说的时候，融入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兴趣，几乎每部小说都以古代器物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或破案的线索，比如屏风、古典漆盒、棋谱、八卦图、瓷瓶、七巧板等。在一个故事中，受害人临死之前用七巧板拼出一只猫的形状，来暗示罪犯的身份。
高罗佩早期作品《迷宫案》里有3个案子，其中一个与迷宫有关。这个故事的素材选自“三言二拍”，讲的是一个官员年老还乡后，把自家的后花园改造成一个迷宫。为防长子独吞家产，他把遗嘱藏在后花园的一个亭子里，然后把这个迷宫的地图交给了他的妻子。这个迷宫的设计并不是高罗佩的原创，而是来自一部有关香炉制作的中国古书《印香图稿》。高罗佩选了《印香图稿》中“虚空楼阁”的样式，把“虚空楼阁”4个字的古篆体隐藏在迷宫中。
为什么一个年老的官员会设计这样一个“虚空楼阁”呢？在故事的最后，高罗佩借狄仁杰的口感叹道：“足见倪公引退之后，寄心玄冥，感到尘世纷纷，都不过是一些虚幻而已。”可见，高罗佩并不是随意选择中国古代的文化元素，而是精心設计的。
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写成以后，在西方社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称赞这套书充满了少见的魅力与新鲜感。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如今还有很多专门介绍这部作品的网站。小说还多次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很多都是由外国人主演的。
20世纪80年代，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回到了它最初创作起源的地方。这套书的译者是两位外交官陈来元和胡明，他们高超的翻译使得中国读者读起这套书来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反而以为狄仁杰断案系列故事早在中国古代就有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觉，狄仁杰断案故事是一个“现代发明”。
与其他文体相比，侦探小说其实是一种现代发明。它的前身是哥特小说，比如吸血鬼系列小说。哥特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常常渲染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或者某种怪物。
随着19世纪现代科学的发展，测谎仪、指纹鉴定在法医学中被广泛应用，摄影术也越来越成熟。人们发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其实是可以被解释的，“侦探”的角色随之诞生。侦探往往代表着能够解释现代科学现象和理念的权威人士。
在侦探小说史中，可以看到不同类型侦探的演变。早期的侦探，比如福尔摩斯，属于“安乐椅侦探”。之所以称他们为“安乐椅侦探”，是因为他们搜集到证据以后，基本上就坐在书房里进行理性推理。比如美国作家爱伦·坡写过一个短篇叫《玛丽之死》，整个故事中，大侦探杜邦都是坐在书房里，每天靠读报纸连载来推测谁是真正的凶手。
“安乐椅侦探”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比较乐观，认为只要制服一两个罪犯，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恢复原样。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流行起来。当时，正处在“二战”时期，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比较悲观，整个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基调也充满了怀疑主义。“硬汉派侦探”和“安乐椅侦探”不同，他们身手敏捷，会使用枪械。但犯罪者也“升级”为跨国团伙，只制服一两个罪犯是远远不够的。
被公案故事化的“呵尔唔斯”
侦探小说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896年。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和习俗，在一年时间里刊载了4篇有关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当时，福尔摩斯的名字被翻译成“呵尔唔斯”。
然而，当时中国的读者从来没读过侦探小说，他们对于犯罪文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包公案等古代公案上。所以，为了迁就读者的阅读习惯，翻译者把福尔摩斯的故事按照古代公案故事的模式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古代公案故事有什么特点呢？以包公案中的《乌盆记》为例。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李浩的商人，回家路上投宿在一个小旅店里，被人谋财害命。他的骨灰被烧成了一个乌盆，卖给了老汉王某，老汉把它当尿盆用。晚上，老汉起来解手的时候，乌盆突然大声说话，李浩的鬼魂现身，请王某向包大人喊冤。在包公的帮助下，商人沉冤得雪，凶犯被抓获，以狗头铡处死。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公案小说有几个特点。首先，犯人往往在故事的开头就出现了，而且整个犯罪过程一目了然。其次，断案者往往是在故事的中间出场的，他获得线索的方法经常是鬼魂现身、器物说话或者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与西方侦探小说中侦探通过探访证人、收集各种证据来寻找凶手很不一样。
另一个不同点是，西方侦探小说的结尾往往是一群人在一个屋子里，推理整个案件，公布真凶和真相;但中国公案小说往往还有一个尾声，就是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這些不同之处，其实反映了中国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侦探小说更强调智力上的挑战，所以它会提供一定线索，以供书中的侦探和书外的读者同时参与，推断出谁是凶手。而中国公案小说并不在乎犯罪过程，而是更在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官员能不能秉公执法等等。
当时《时务报》上刊登的“呵尔唔斯”小说，其中有一篇被译成《继父诳女破案》。“诳”是欺骗的意思。从标题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已经“剧透”了。
“福尔摩斯”第一次在中国小说里出现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非常流行。有学者曾经统计，那个时候大概一共翻译了1000余部西方小说，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侦探小说。
为什么晚清读者喜欢读西方侦探小说呢？
一些读者被小说中的新奇事物所吸引。比如，福尔摩斯外出取证，他有时候是坐地铁去的—— 当时的伦敦已经有地铁了。还有，福尔摩斯在探访证人的时候，有的证人在读《泰晤士报》，有的证人在看天文望远镜，这些都是当时比较新鲜的事物。而法国的侦探小说里，还有对化装舞会的描写，晚清的读者自然觉得十分新奇。
还有一些读者被西方侦探小说中的悬念所吸引。一些知识分子觉得，西方侦探小说里那种理性的、讲求证据的破案方法，与中国古代的断案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西方侦探小说在当时十分流行，它影响或者说刺激了很多中国文人，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西方的侦探小说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小说，创作出了一些有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刘鹗的《老残游记》就是其中之一。刘鹗是晚清有名的小说家。《老残游记》讲一个叫老残的江湖游医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去山东各地游览时看到的各种景象。这本书的体裁比较杂，其中一部分是游记，一部分是小说，还带有公案和侦探小说的元素。
这本书的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讲了一个案子。说的是有一家13口人，吃了含砒霜的月饼后不省人事。因为月饼是他家的媳妇买的，所以她成了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当时审案的官员对她严刑逼供，但她坚决不认罪，于是老残自告奋勇来审这个案子。
在书里，老残被称为“福尔摩斯”，这可能是“福尔摩斯”这个词第一次在中国小说里出现。老残按照西方侦探的推断方法抓获了凶手。但故事并没有结束。老残在抓获凶手后发现，这13口人原来并没有死，他们只是在沉睡。于是，老残经过千辛万苦，在华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一种叫“返魂香”的解药，最终使全家人醒了过来。这个情节与西方侦探小说只是单纯的破案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西方侦探形象塑造的中国判官
晚清有名的翻译家林纾曾经翻译过一些侦探小说，包括福尔摩斯的故事。这可能给了他一些灵感，他尝试把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结合在一起。
1907年，他写了《冤海灵光》这部书。他自己说，这部书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件。晚清同治年间，福建发生了一桩恶女人谋杀亲夫的案件。这个恶女人游氏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游氏死不认罪，审案的陆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才让她伏法。 在这个故事里，林纾仿照理想中的西方侦探塑造了判官陆公的形象。陆公断案时察言观色，很少用刑，这正是林纾心目中理想的判官形象。《冤海灵光》里有一个情节：陆公在庙里做了一个梦。但是与传统的公案小说不一样的是，他梦醒后想：是不是白天想得太多，晚上才会有这样的梦，我会不会错怪了别人？陆公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在古代的公案小说里其实是没有的，它更接近于西方的侦探小说。
林纾在故事里写道，尽管陆公很少用刑，但是按照古代的刑讯规定，一定要有犯人的口供才可以结案。而这个凶手游氏就是死不认罪，怎么办呢？最后，陆公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幕僚的建议，用酷刑让游氏认罪。
因此，这个故事其实很微妙。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作家虽然很想模仿西方的侦探小说，但是在晚清的现实面前，即使是最理想的侦探形象也会碰壁。
“中国福尔摩斯”狄仁杰的诞生
在西方人的眼里，狄仁杰是最知名的一位中国神探，有“中国福尔摩斯”之称。狄仁杰的故事是怎么传到国外去的呢？其实，它的幕后推手是荷兰外交家、汉学家和小说家高罗佩。
高罗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虽然是荷兰人，但他从小生长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因此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古代的中国人。
20世纪30年代，高罗佩在日本读到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这是一部清末的公案小说，是现存的唯一记录狄仁杰断案过程的古代小说。
高罗佩读了小说以后，非常喜欢。他觉得这部小说没有太多迷信内容，相反其中有一些悬念比较接近于西方侦探小说的思路。因此，他在1949年把这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自费出版了2000册，销路非常好。这激励了高罗佩开始创作狄仁杰断案系列。
他的创作思路是从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中寻找素材，描写狄仁杰和他的4个助手一起侦破案件的过程。那时，狄仁杰的助手中还没有李元芳，4个助手都来自《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人物设定。
一开始，高罗佩只想创作一两本小说，激发更多的中日作家一起来创作类似的小说。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想法，高罗佩只好自己写了下去。在接下来的18年间，他一共写了14部中篇小说和8部短篇小说，形成了完整的狄仁杰断案系列。
狄仁杰断案其实是一个“现代发明”
我们印象中的侦探小说，其中的线索、推理一般都是通过现代科技来体现的，比如利用交通工具产生时间差等等。但是，高罗佩在狄仁杰断案里反其道而行之，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寻找素材。
高罗佩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他尤其喜欢研究一些冷门的领域，而且五花八门。比如，他擅长中国的古琴，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古代一种马匹的历史，他通过研究还发现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都豢养长臂猿。
因此，他在写狄仁杰断案小说的时候，融入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兴趣，几乎每部小说都以古代器物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或破案的线索，比如屏风、古典漆盒、棋谱、八卦图、瓷瓶、七巧板等。在一个故事中，受害人临死之前用七巧板拼出一只猫的形状，来暗示罪犯的身份。
高罗佩早期作品《迷宫案》里有3个案子，其中一个与迷宫有关。这个故事的素材选自“三言二拍”，讲的是一个官员年老还乡后，把自家的后花园改造成一个迷宫。为防长子独吞家产，他把遗嘱藏在后花园的一个亭子里，然后把这个迷宫的地图交给了他的妻子。这个迷宫的设计并不是高罗佩的原创，而是来自一部有关香炉制作的中国古书《印香图稿》。高罗佩选了《印香图稿》中“虚空楼阁”的样式，把“虚空楼阁”4个字的古篆体隐藏在迷宫中。
为什么一个年老的官员会设计这样一个“虚空楼阁”呢？在故事的最后，高罗佩借狄仁杰的口感叹道：“足见倪公引退之后，寄心玄冥，感到尘世纷纷，都不过是一些虚幻而已。”可见，高罗佩并不是随意选择中国古代的文化元素，而是精心設计的。
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写成以后，在西方社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称赞这套书充满了少见的魅力与新鲜感。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如今还有很多专门介绍这部作品的网站。小说还多次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很多都是由外国人主演的。
20世纪80年代，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回到了它最初创作起源的地方。这套书的译者是两位外交官陈来元和胡明，他们高超的翻译使得中国读者读起这套书来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反而以为狄仁杰断案系列故事早在中国古代就有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觉，狄仁杰断案故事是一个“现代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