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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历史上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两部作品对于写实性与虚构性的结合点处窥探两部小说各自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虚化 真实 紫式部 曹雪芹 实录
在日本，《源氏物语》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巨著，是具有史诗性的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对后世日本文学发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其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可以和中国的《红楼梦》相媲美。它们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博得世人的喜爱，成为后世小说的典范，究其成功原因是多元的。其中作者紫式部和曹雪芹对小说文体的全面把握，对小说创作的理论自觉，在当时是站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前沿，即使到了近现代，它们的文学价值仍然无法被超越。作为东方文学史中的典范，可以说《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之间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本文试图从虚中写实、实中带虚这一角度来窥探两部作品的艺术张力，或许能从相互的比较中获得裨益，以此引发更多的启示。
一 虚化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化
在《源氏物语》的创作中，作者紫式部将当时贵胄生活的场景幻化做物语生活的舞台，作者对事物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主人公的身上看出端倪。例如，文中曾有一段源氏对玉鬘说道，“你们这些女人呀，其实这许多故事之中，真正事实的少得很。而你们明知是假，但却还是真心钻研，甘愿受骗……”这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作者紫式部在向读者表达，小说中玉鬘所看的事情中，是事实的其实“少得很”，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是作者以现实生活为蓝本，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创作出的新世界，这被合理虚构出来的新世界应该说较之真实的现实生活更具有可感性，它没有脱离生活的本来面貌，更加直观地反映生活的本质，更容易引起读者感官上的共鸣。也正因如此，才有了读者对于小说本身“明知是假”，却仍然“真心钻研，甘愿受骗”的可读性。
再如，在《源氏物语》中，原来的小说故事，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的事迹，在这些虚构的故事里面，十分富于人情味，同时又描写得委婉曲折，好似仿佛真有其事一样。这是紫式部对小说创作理论的见解借由源氏的口中道出的又一例证。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都需要经历接受的阅读体验，他们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历与感受，来领会小说中的情节，有时将自己置身作品中主人公的视角，去揣测体味作品所传达的深刻涵义。可以说这虚构出来的情节故事是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真有其事”，是可以使读者不自觉地认同的“真实”，是蕴含着真情实感的“虚构”，作者紫式部对此的处理有着清醒的认识。
巧合的是，在《红楼梦》的创作中，曹雪芹也大量运用了虚构的写法，以构成小说完整的“真实”。例如，书中第一回曾写道，“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提到“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甚至曾明文点出“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正是明确地向读者点明此处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情节，以此来助推小说故事的全面展开。同时，作者还曾明确地表示此书的创作与其它小说的不同，点明这本书中的故事情节“没有朝代年纪可考”，更没有“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这无疑是以虚构的写作手法为即将展开的如作者亲历般的“真事”隐去的幻化。作者将全书的立意主旨隐藏于虚化的“梦幻之后”，以虚幻的情节作为引子，向读者全面展开“半世亲睹亲闻”的真实。也就是说作者对于“太虚幻境”等情节的虚幻的描写，正是为引出“亲睹亲闻”的“事实”服务。小说如果一味地平铺直叙客观事实，便会失去小说的阅读审美意趣，如果一味地虚化现实生活，便使读者感到疏离，无法产生共鸣。如此，在强调小说创作中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合情合理的虚构，使虚构的情节超越“真实”，又服务于“真实”，才能做到行“真正情理之文”，达到“至情至理”之效。
比较两部小说对于虚构手法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同样都是将虚构出来的故事情节渗透到作者亲历的真实当中去，它们彼此互相联系、相互依赖，虚中有实、实中带虚，让读者即使“明知是假”的虚构，也仍然愿意相信这是对“真实”最好的诠释，并且更愿意理解为这虚构的情节已经超越“事实”的真实。这是两部作品虚构手法运用的相似之处。但当我们耐心品味，就会发现两部作品中虚化的情节处理，又有许多不尽相同。例如，在《源氏物语》中曾经提到，作者紫式部所述的事实本是源氏公子一心想努力避讳隐藏的，作者以这很少的事实点为基础，发散出源氏公子大段的努力隐藏事实的故事，为了使读者感受不到虚构的成分，作者努力将虚构赋予真实化的写法，达到小说虚构中蕴含情理的真实性。松田武夫在对《源氏物语》的研究论述中就曾提到，《源氏物语》曾引用佛家思想做例子并不是在论述佛家的教义，实际上，是想借佛法的理论来加大虚构故事真实性的砝码，这就是虚化的真实，是紫式部对于虚构手法的理论认同和现实体现。
而在《红楼梦》中，作者并没有刻意去使虚构的故事叙述得更像事实。相反，作者无数次地强调、佐证，整本书是“荒唐”的“假语村言”。无论书中第一回中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还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都会立刻使读者感受到此处是作者幻化虚构的情节，可是即使如此也没有阻碍甚至放大了读者对于小说的兴趣。这种大胆的尝试实际上是曹雪芹对于虚构手法的另一种理解，他“借用通灵之说”将“真事隐去”，将真实的事实虚化处理，而这看似荒诞的虚构情节中实际上没有一处是“安逸之笔”，它是对整部小说的总领规划，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伏笔，这种处理方式是对真实的虚化。较之紫式部虚化的真实，曹雪芹对于虚构的驾驭能力更具有开拓性。
二 对正史的实录借鉴以实现小说的客观真实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是大融合，文学史学哲学没有明显的界限，同时，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又都同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中国古代，小说这种体裁更多的是被看做为史书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自身价值。在小说发展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受到更多的重视，甚至被称作“野史”、“禆史”。再者，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习惯中，“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而史官在评论小说之时，又常常以小说的真实性作为衡量高低的标准，强调小说要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中国古代小说从发展之初便继承了史书创作的实录精神，正如张尚德强调的“羽翼信使说”一样，是用小说的故事性来弥补正史中的缺漏之处。基于这样的创作背景，便不难发现曹雪芹对于实录原则的继承。在《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作者就明确指出，“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作者从小说开篇便强调是在“实录其事”，还原曾经发生过的“真实”。 虽然小说创作遵循史书实录的基本原则，其中故事的真实性源自于现实生活，但是作者按照个人的生活体验对于事实的选择加工，却不同于史书的如实记录。正史主张实事记录，这种记录是简单粗略的，甚至是无任何情节的。例如，《三国志》中记录刘备三顾茅庐的情景，只有简单的一句表述，“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对比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玄德三顾草庐的曲折描写，情节多变，同时作者加入对人物心理、动作等方面的细致刻画，达到曲尽情致的效果，展现小说独具的艺术魅力。曹雪芹对实录原则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红楼梦》中第四十二回中，薛宝钗对于绘画艺术的论述便可看出端倪。作者借薛宝钗之口，十分详尽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理论，而实际上这段论述同时也是作者对于小说创作的另一种表达。作者透露在小说创作的过程当中，绝不能“及照样儿往纸上一画”，那种方式只能是对事实的简单堆砌，终“不成文章”的。如果小说创作与正史的实录一样的记录事实“是必不能讨好的”。小说与正史的创作源头都是现实生活，作者在创作小说时要做到“胸有丘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方成了文章的模样。
比较之下，日本文学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熏陶极深，日本的文学体裁样式自然也在承袭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小说的写作方法也同样崇尚“实录”的基本原则。在《源氏物语》中，曾有一段源氏提到，像《日本纪》这样的书，仅仅只是其中之一部分，并且这里详细记录着世间的许多重要事情。作者紫式部就是在通过源氏之口表述整部小说，其实是在记述“神代以来世间的真实情况”，记载了“世间的重要事情”。这种小说创作的理论习惯似乎与《红楼梦》中的“半世亲睹亲闻”取同工之妙。
紫式部对于《日本纪》十分精通，甚至被天皇称赞为“日本纪局”。不仅如此，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对于中国古典史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白氏文集》的借鉴和引用也不胜枚举。在《源氏物语》第十回中，描写藤壶皇后的心理活动时就曾这样写道，“我身即使不惨遭戚夫人的命运”，“也一定做天下人的笑柄”。像这种直接引用《史记》中的例子在整部《源氏物语》中随处可见，也足以证明紫式部对于《史记》的熟识，对于《史记》中“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创作认同。就像《源氏物语》中表述的那样，整部作品是紫式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能仅仅“笼闭”在自己的心中，而是有必要传告给“后世之人”，因此才决心执笔写作而成的。
即便如此，紫式部也并非完全继承正史实录的原则，她只是将正史的实录精神借鉴到实现小说的客观真实当中去。毕竟史书实录的仅仅是外在的、现象的事实，无法触及到社会运动的法则和人类的价值取向，而《源氏物语》则不同，她是根据对事实的把握，经过合理的加工和想象，从而形成的具有完整情节、人物性格丰满的艺术创造，她用私自的个人的内在的笔法，触及正史实录无法企及的真实与细腻。像《日本纪》等书籍，只是作品“其中的一部分”，便是紫式部通过作品本身向读者传达的创作手法的印证。
三 结语
以上本文从两部作品间虚构写法的相异处、写实手法的相同处探讨了《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创作逻辑，紫式部与曹雪芹对于正史实录与小说创作之间的清醒认识，对于虚构情节的恰当处理，使他们的创作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手法，并超越了现实本身所带给我们的时代启迪，始终保持了厚重的历史感，不愧为两国文化考证研究中宝贵的文化史料。
参考文献：
[1] [日]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曹雪芹：《红楼梦古抄本丛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曹雪芹：《红楼梦古抄本丛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陆贵山：《艺术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6] [日]西乡信纲，佩珊译：《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说和创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7] 王琢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8]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
[9] [日]吉田精一：《现代教养讲座》，国教育会馆，1983年版。
[10] 安源：《紫式部与曹雪芹美学思想之比较》，《内蒙古电大学刊》，1994年第2期。
[11] 赵连元：《〈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王姗姗，吉林工商学院讲师）
关键词：虚化 真实 紫式部 曹雪芹 实录
在日本，《源氏物语》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巨著，是具有史诗性的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对后世日本文学发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其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可以和中国的《红楼梦》相媲美。它们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博得世人的喜爱，成为后世小说的典范，究其成功原因是多元的。其中作者紫式部和曹雪芹对小说文体的全面把握，对小说创作的理论自觉，在当时是站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前沿，即使到了近现代，它们的文学价值仍然无法被超越。作为东方文学史中的典范，可以说《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之间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本文试图从虚中写实、实中带虚这一角度来窥探两部作品的艺术张力，或许能从相互的比较中获得裨益，以此引发更多的启示。
一 虚化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化
在《源氏物语》的创作中，作者紫式部将当时贵胄生活的场景幻化做物语生活的舞台，作者对事物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主人公的身上看出端倪。例如，文中曾有一段源氏对玉鬘说道，“你们这些女人呀，其实这许多故事之中，真正事实的少得很。而你们明知是假，但却还是真心钻研，甘愿受骗……”这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作者紫式部在向读者表达，小说中玉鬘所看的事情中，是事实的其实“少得很”，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是作者以现实生活为蓝本，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创作出的新世界，这被合理虚构出来的新世界应该说较之真实的现实生活更具有可感性，它没有脱离生活的本来面貌，更加直观地反映生活的本质，更容易引起读者感官上的共鸣。也正因如此，才有了读者对于小说本身“明知是假”，却仍然“真心钻研，甘愿受骗”的可读性。
再如，在《源氏物语》中，原来的小说故事，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的事迹，在这些虚构的故事里面，十分富于人情味，同时又描写得委婉曲折，好似仿佛真有其事一样。这是紫式部对小说创作理论的见解借由源氏的口中道出的又一例证。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都需要经历接受的阅读体验，他们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历与感受，来领会小说中的情节，有时将自己置身作品中主人公的视角，去揣测体味作品所传达的深刻涵义。可以说这虚构出来的情节故事是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真有其事”，是可以使读者不自觉地认同的“真实”，是蕴含着真情实感的“虚构”，作者紫式部对此的处理有着清醒的认识。
巧合的是，在《红楼梦》的创作中，曹雪芹也大量运用了虚构的写法，以构成小说完整的“真实”。例如，书中第一回曾写道，“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提到“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甚至曾明文点出“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正是明确地向读者点明此处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情节，以此来助推小说故事的全面展开。同时，作者还曾明确地表示此书的创作与其它小说的不同，点明这本书中的故事情节“没有朝代年纪可考”，更没有“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这无疑是以虚构的写作手法为即将展开的如作者亲历般的“真事”隐去的幻化。作者将全书的立意主旨隐藏于虚化的“梦幻之后”，以虚幻的情节作为引子，向读者全面展开“半世亲睹亲闻”的真实。也就是说作者对于“太虚幻境”等情节的虚幻的描写，正是为引出“亲睹亲闻”的“事实”服务。小说如果一味地平铺直叙客观事实，便会失去小说的阅读审美意趣，如果一味地虚化现实生活，便使读者感到疏离，无法产生共鸣。如此，在强调小说创作中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合情合理的虚构，使虚构的情节超越“真实”，又服务于“真实”，才能做到行“真正情理之文”，达到“至情至理”之效。
比较两部小说对于虚构手法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同样都是将虚构出来的故事情节渗透到作者亲历的真实当中去，它们彼此互相联系、相互依赖，虚中有实、实中带虚，让读者即使“明知是假”的虚构，也仍然愿意相信这是对“真实”最好的诠释，并且更愿意理解为这虚构的情节已经超越“事实”的真实。这是两部作品虚构手法运用的相似之处。但当我们耐心品味，就会发现两部作品中虚化的情节处理，又有许多不尽相同。例如，在《源氏物语》中曾经提到，作者紫式部所述的事实本是源氏公子一心想努力避讳隐藏的，作者以这很少的事实点为基础，发散出源氏公子大段的努力隐藏事实的故事，为了使读者感受不到虚构的成分，作者努力将虚构赋予真实化的写法，达到小说虚构中蕴含情理的真实性。松田武夫在对《源氏物语》的研究论述中就曾提到，《源氏物语》曾引用佛家思想做例子并不是在论述佛家的教义，实际上，是想借佛法的理论来加大虚构故事真实性的砝码，这就是虚化的真实，是紫式部对于虚构手法的理论认同和现实体现。
而在《红楼梦》中，作者并没有刻意去使虚构的故事叙述得更像事实。相反，作者无数次地强调、佐证，整本书是“荒唐”的“假语村言”。无论书中第一回中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还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都会立刻使读者感受到此处是作者幻化虚构的情节，可是即使如此也没有阻碍甚至放大了读者对于小说的兴趣。这种大胆的尝试实际上是曹雪芹对于虚构手法的另一种理解，他“借用通灵之说”将“真事隐去”，将真实的事实虚化处理，而这看似荒诞的虚构情节中实际上没有一处是“安逸之笔”，它是对整部小说的总领规划，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伏笔，这种处理方式是对真实的虚化。较之紫式部虚化的真实，曹雪芹对于虚构的驾驭能力更具有开拓性。
二 对正史的实录借鉴以实现小说的客观真实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是大融合，文学史学哲学没有明显的界限，同时，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又都同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中国古代，小说这种体裁更多的是被看做为史书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自身价值。在小说发展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受到更多的重视，甚至被称作“野史”、“禆史”。再者，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习惯中，“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而史官在评论小说之时，又常常以小说的真实性作为衡量高低的标准，强调小说要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中国古代小说从发展之初便继承了史书创作的实录精神，正如张尚德强调的“羽翼信使说”一样，是用小说的故事性来弥补正史中的缺漏之处。基于这样的创作背景，便不难发现曹雪芹对于实录原则的继承。在《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作者就明确指出，“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作者从小说开篇便强调是在“实录其事”，还原曾经发生过的“真实”。 虽然小说创作遵循史书实录的基本原则，其中故事的真实性源自于现实生活，但是作者按照个人的生活体验对于事实的选择加工，却不同于史书的如实记录。正史主张实事记录，这种记录是简单粗略的，甚至是无任何情节的。例如，《三国志》中记录刘备三顾茅庐的情景，只有简单的一句表述，“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对比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玄德三顾草庐的曲折描写，情节多变，同时作者加入对人物心理、动作等方面的细致刻画，达到曲尽情致的效果，展现小说独具的艺术魅力。曹雪芹对实录原则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红楼梦》中第四十二回中，薛宝钗对于绘画艺术的论述便可看出端倪。作者借薛宝钗之口，十分详尽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理论，而实际上这段论述同时也是作者对于小说创作的另一种表达。作者透露在小说创作的过程当中，绝不能“及照样儿往纸上一画”，那种方式只能是对事实的简单堆砌，终“不成文章”的。如果小说创作与正史的实录一样的记录事实“是必不能讨好的”。小说与正史的创作源头都是现实生活，作者在创作小说时要做到“胸有丘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方成了文章的模样。
比较之下，日本文学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熏陶极深，日本的文学体裁样式自然也在承袭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小说的写作方法也同样崇尚“实录”的基本原则。在《源氏物语》中，曾有一段源氏提到，像《日本纪》这样的书，仅仅只是其中之一部分，并且这里详细记录着世间的许多重要事情。作者紫式部就是在通过源氏之口表述整部小说，其实是在记述“神代以来世间的真实情况”，记载了“世间的重要事情”。这种小说创作的理论习惯似乎与《红楼梦》中的“半世亲睹亲闻”取同工之妙。
紫式部对于《日本纪》十分精通，甚至被天皇称赞为“日本纪局”。不仅如此，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对于中国古典史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白氏文集》的借鉴和引用也不胜枚举。在《源氏物语》第十回中，描写藤壶皇后的心理活动时就曾这样写道，“我身即使不惨遭戚夫人的命运”，“也一定做天下人的笑柄”。像这种直接引用《史记》中的例子在整部《源氏物语》中随处可见，也足以证明紫式部对于《史记》的熟识，对于《史记》中“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创作认同。就像《源氏物语》中表述的那样，整部作品是紫式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能仅仅“笼闭”在自己的心中，而是有必要传告给“后世之人”，因此才决心执笔写作而成的。
即便如此，紫式部也并非完全继承正史实录的原则，她只是将正史的实录精神借鉴到实现小说的客观真实当中去。毕竟史书实录的仅仅是外在的、现象的事实，无法触及到社会运动的法则和人类的价值取向，而《源氏物语》则不同，她是根据对事实的把握，经过合理的加工和想象，从而形成的具有完整情节、人物性格丰满的艺术创造，她用私自的个人的内在的笔法，触及正史实录无法企及的真实与细腻。像《日本纪》等书籍，只是作品“其中的一部分”，便是紫式部通过作品本身向读者传达的创作手法的印证。
三 结语
以上本文从两部作品间虚构写法的相异处、写实手法的相同处探讨了《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创作逻辑，紫式部与曹雪芹对于正史实录与小说创作之间的清醒认识，对于虚构情节的恰当处理，使他们的创作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手法，并超越了现实本身所带给我们的时代启迪，始终保持了厚重的历史感，不愧为两国文化考证研究中宝贵的文化史料。
参考文献：
[1] [日]紫式部，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曹雪芹：《红楼梦古抄本丛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曹雪芹：《红楼梦古抄本丛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陆贵山：《艺术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6] [日]西乡信纲，佩珊译：《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说和创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7] 王琢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8]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
[9] [日]吉田精一：《现代教养讲座》，国教育会馆，1983年版。
[10] 安源：《紫式部与曹雪芹美学思想之比较》，《内蒙古电大学刊》，1994年第2期。
[11] 赵连元：《〈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王姗姗，吉林工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