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懋筠是一位被海峡两岸都“边缘化”了的音乐家。
　　在海峡彼岸的台湾，虽然他曾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埔训词”谱曲，在1929年被核定为国民党“党歌”，后又被定为“代国歌”、“国歌”①，一时名噪朝野,但是，他一直不肯加入国民党。1949年，朋友安排好他赴台湾事宜，最后时刻他选择留在了大陆。21世纪以来，台湾音乐馆“资深音乐家丛书”出版了四辑36册音乐家传记，其中除台湾本土音乐家之外，还有一些自大陆（或国外）到台湾定居的音乐家，如戴粹伦、蔡继锟、萧而化、张昊、李抱忱、王沛纶、吴漪曼等，主要是“整理、记录台湾音乐史上深具贡献与影响力的资深音乐工作者之生命史”。程懋筠理所当然地不属于此列，被“边缘化”了。
　　在海峡此岸的大陆，1949年，程懋筠虽然曾带病冒雨和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1950年又满怀激情创作了《新中国颂》（程懋筠词曲），发表在《上海音乐》创刊号上。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国共两党历史关系，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漩涡。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中，同样理所当然地被“边缘化”了。大陆音乐界很少再提及他的名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程懋筠已经变得十分“陌生”，即便是专业音乐人士，许多人都已经不知道程懋筠为何许人。他成为了一个被音乐界所遗忘了的音乐家。
　　今天，当海峡两岸重新回顾70余年前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掀起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事业中，程懋筠明确提出“ 用音乐艺术来振奋民族精神，达到抗日胜利的目的”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地率领“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宣传抗日，作出了极为卓越的成绩。海峡两岸都会发现，我们遗忘了一位不该被遗忘的音乐家，程懋筠不应当被“边缘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他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程懋筠（1900.9.24—1957.7.31）江西新建县大塘乡人。1918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考入东洋音乐学校学习声乐、作曲，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誉之为“特生”。1926年夏回国，在南昌一中、二中、江西省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员。同年与江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舒文辉（1905—1993）女士结婚，生有一子一女。1928年5月任创设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下设艺术专修科、艺术教育科）艺术专修科主任兼声乐副教授。1930年起在杭州湘湖师范等校任教。1933年3月任“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音教会”）主任委员，奠定了他一生音乐事业的业绩。1939年与张咏真女士（1914—1992）结合，生有二子二女。1946年起在上海幼师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1951年春应西北师范学院吕斯百教授之聘赴兰州，途经西安时患脑溢血。1953年南归养病，居住南京农学院宿舍。1957年7月31日因脑溢血症复发病逝。②
　　一位音乐家一生总会有“闪光点”的出现，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长或短，遂成为音乐家成就高下之标志。程懋筠音乐人生的“闪光点”，最先是1928年为孙中山“黄埔训词”谱曲。据程懋筠堂弟、四川音乐学院教授程希逸回忆：“那时，堂兄正处于事业的低潮期，他为人清高，不懂职场圆滑，心情沮丧。他在房间里为应征国民党党歌而谱曲，完成后，自己却不甚满意，烦躁之下便将写好的稿纸一把揉烂，扔进废纸篓。事后，我的堂嫂舒文辉打扫废纸篓时发现了这份曲谱。觉得作品庄严肃穆，有浩然之气，应是很好的作品，便自己重新誊抄了一份，悄悄地寄给了当时的‘党歌编制研究委员会’……”③。正如国内最早研究程懋筠的学者罗艺峰所说：“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多首国歌相比较，它存在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因此在近代政治史、音乐史上，均应有其相当的地位。”④这首“国歌”，在近代史上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音乐作品。
　　程懋筠音乐人生最耀眼的“闪光点” 无疑是在1933—1945年这10余年的“音教会”期间，尤其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程懋筠像一团燃烧的火球，释放出了他人生与音乐的光和热，照亮了地处偏僻、文化落后的江西省，并影响了全国音乐界。程懋筠对近代音乐事业的历史贡献不仅有目共睹，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程懋筠向江西省教育厅提出一份建议：“创建一个音乐机构，推行音乐教育”，以南昌为中心，面向全省展开工作。在江西省教育厅长程时煃⑤支持下提案很快被提交省务会议通过。1933年3月7日，江西省政府明令设立“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音教会”），设委员9人，任命程懋筠为主任委员。“音教会”的成立，以其典范性的成就将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自此，程懋筠的名字和“音教会”始终联系在了一起。
　　“音教会”所以能够具有全国性影响，在于程懋筠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音教会”的宗旨是“除害”（废除颓废淫靡音乐）、“革故”（改良旧乐）和“创新”（参考西乐，创作适合吾国国民性的新音乐）。提出“音乐有移风易俗之功，故而创设音教会推行音乐教育，目的在于‘振奋民族精神，涵养爱国思想’”。1940年程懋筠所写的《本会的任务和工作》⑥一文中，又提出了“抗战”与“建国”并重的方针，并将“抗战宣传”作为“音教会”的第一位任务。
　　2.建造音乐堂。1934年10月，“音教会”建成了湖滨音乐堂，地点即在南昌风景秀丽的湖滨公园（今八一公园）。音乐堂为长方形米黄色建筑外壳，里面为凹进去的天蓝色的顶和四周连为一体的拱形演奏厅。外形壮观，结构奇特。幕线以外，还延伸出宽广的露天舞台，台前围着伴奏乐池，低栏范围内的观众席有容纳上千人的座位；栏杆外三面均为草地，成千上万的观众可以不买票站着观听演出。这样的音乐堂建筑，着眼于雅俗共赏，关注大众性，不仅成为当时南昌市的音乐戏剧中心，在全国也实属罕见。
　　3.“音教会”开办训练班（钢琴班、提琴班、口琴班、胡琴班、唱歌班等），创建管弦乐队、组建合唱团（分专业和业余两组），此外，还有话剧团、平剧（京剧）团等组织，起到了培养艺术人才、宣传抗日救亡的作用。1934年10月组建的管弦乐队，是我国30年代演奏员全部为中国人的一支小型管弦乐队，定期举行音乐会，仅1934—1936年间，在南昌市举行大小型音乐会就达上百次之多，实现了程懋筠所说的“我梦寐以求组建一支演奏员全是中国人的管弦乐队”的理想。1938年初创办“抗敌歌咏话剧团”，程懋筠兼任团长，并担任指挥。经常演唱黄自《旗正飘飘》《抗敌歌》聂耳《义勇军进行曲》、麦新《大刀进行曲》、冼星海《救国军歌》、孟波《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以及程懋筠自己创作的抗日救亡作品。或举行音乐会，或慰劳伤兵战士，或为抗日前线募捐，或进行巡回演出。从1938年初至1944年4月，在南昌、吉安、遂州、泰和、赣州举办了一系列音乐会的演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音教会”在指导中小学音乐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调查中小学音乐教师之履历及服务状况；设立幼稚园及中小学音乐教师补习班；改良课程与教学法；为中小学提供教材，代制校歌，审查教材；指导音乐教学，协助学校排练戏剧；举行各中小学的歌唱比赛等。尤其在40年代初音教会迁至遂州、泰和、赣州等地后，坚持推广普及音乐教育，曾举办两期“江西省中、小学音乐教师训练班”，程懋筠兼班主任，亲自担任声乐、合唱、指挥法、教材教法等课程，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培养了一批音乐骨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