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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头戏，也难怪有人干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白话文运动（至1921年，白话文完全取代文言文取得了正宗的国语地位）。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的世界语运动，就鲜为人知了。尽管如此，世界语运动在“五四”也引起了不少波澜，《新青年》杂志就曾于1916年到1919年，为此开展过一场历时三四年之久的大讨论。本文就“五四”世界语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受挫原因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世界语运动从发轫到“五四”
世界语是由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怀着创造一种国际上可以共同使用的普通话的崇高理想而创造出来的。他于1887年公布了他所创造的言语方案，后来人们就把这种言语称为ESPERANTO，我们译为世界语。据史料记载，世界语是通过三个渠道传入我国的。
一个渠道是俄国。大约在1891年，沙俄占领下的海参崴已有世界语学社出现，该学社曾出版有一种用12国文字注释的世界语课本。一些懂世界语的俄国商人便把世界语带到了哈尔滨，在那里首先传播开来。后来又有一位俄国人到上海开办了世界语夜校。这样，世界语就从上海传播到世界各地。
另一个渠道是日本。20世纪初，一批留日学生如刘师培、张继等人，向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先生学习世界语，并出版了《衡报》、《天义报》，一面鼓吹无政府主义，一面提倡世界语。1908年，刘师培等人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传习所。
第三个渠道是法国和英国。1909年，留法学生华南圭在巴黎出版了《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有《新世纪》汉文周刊，这两个刊物都竭力宣传世界语。另一位留法学生许论博回到广州以后，也在当地办起了世界语讲习班。与此同时，留英学生杨曾诰也开始学习世界语，并经常给国内的友人寄赠世界语书刊，以后他又写了《万国新语》一书，详细介绍了世界语。
世界语引进中国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于《新青年》杂志提倡，世界语运动在各地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新青年》就世界语问题开展的大讨论中，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发表文章热情支持世界语。陈独秀给编辑部记者的信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的通信栏内（1916年）。信中写道：“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接着，钱玄同也发表文章阐述他对陈独秀答复之感想。他论述了世界语产生的背景，并高度赞扬他的科学、合理和实用。后来，鲁迅先生用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以《渡河与引路》为题发表了自己赞成世界语的见解。在此期间，许多世界语团体也纷纷涌现，北京世界语学会、福州世界语团、天津世界语学校、成都世界语俱乐部、佛山世界语陈列所、广州和上海的世界语学会相继成立。这些世界语团体，或举办世界语讲习班，或开设函授学校，或出版刊物，或编译世界语读物，各有成就。其中成绩最大者要算胡愈之、巴金、陈光瑛、索非等人组织的上海世界语学会。这个学会举办了世界语函授学校，建立了世界语图书馆，开设有世界语书店，以后又创办了《绿光》杂志。《绿光》杂志出版长达十余年，对20年代的世界语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其次要算广州的世界语运动。由于有广州市教育局长伍大光、中山大学教授黄尊生、许论博等人的支持，它一直活跃到30年代中期。全市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先后将世界语列为选修课。
尤其值得一提的个人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蔡元培。由于他的支持，世界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决定将世界语列为该校选修课，并聘请孙国璋为讲师。1921年，他又在全国第七届教育联合会上提议实施1912年教育部下达的通令，将世界语正式列入师范学校的课程。1922年，他邀请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教授世界语。以后，为了加强对世界语的研究，北大成立了世界语研究会，蔡元培亲自兼任会长。1923年，他又和吴稚晖、陈声树等人一起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为了表示他对世界语的支持，答应到该校教授《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蔡元培还代表中国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二、“五四”世界语运动发展的原因
为什么世界语能不断地向前推进，并在五四期间获得更加迅速的发展？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看，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和“西方文化最优”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国人迷醉于“天朝上国”的固有文化的信心逐渐被打破，而“西化”之风愈演愈烈。表现于文学界就是文学工具——语言文字的西化。最早对汉字提出批评和主张“废汉字改拼音文字”的是传教士和谭嗣同。但他们的主张大多是偶感而发，缺乏系统性。近代“废汉字”思潮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代表者，还要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世纪派。1908年春，《新世纪》连续刊出署名为“前行”、“笃信子”、“苏格兰君”的文章，主张直截了当地提出废弃中国文字、推出万国新语（世界语）的替代方案。1918年，钱玄同发出“废汉文而用世界语”言论后不久，傅斯年就在《新潮》杂志上发表文章予以响应。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世界语运动与废汉字思潮纠缠在一起，是因为世界语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语言文字改革的呼声，适应了改变“死文字”的需要。
其二，从世界语本身优点来看，它具有科学性、逻辑性，简单易学，优美动听，富有表现力。刘师培是近代中国最早宣传世界语的人物之一，他认为世界语是最为简单的文字，推广后“无论如何人人都可以容易地旅游于世界各地”。
最后，从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看，由于人类交往日益频繁，不得不学习多种语言文字，这势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劳力和物资等，因此，客观上也需要一种国际共同语言，即人类普通话。世界语作为国际语理想的具体体现者，而被人们认同。这正如鲁迅先生在《渡河与引路》一文中所说：“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语言；所以赞成世界语。”蔡元培也说：“中国人用世界语，可以促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工具”。
三、“五四”世界语运动受挫的原因
新文字运动取得显著成绩，白话文、新诗、新戏剧、新式标点等主张赢得社会广泛的认同，而惟独“汉字革命”的“万国新语运动”相对上述来说显得有些“冷落”。原因不外乎下列三点：
第一，汉字存在的合理性。汉字具有语言文字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和其本身遵循语言文字变化的规律。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选择某一种语言、某一种文字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而一经选定，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地说，人类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等标点符号体系，从本质上看无所谓优劣高低之分。再者，还应该看到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的发展变化，不单单是实用不实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一个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结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具有悠久语言文字传统的中国来说，更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诚如有的论者所说：“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于世界，在国际进行各种交往，它的存在符号就是语言。语言符号的遗失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以致民族地位的遗失，所以语言的演变只能在继承传统的条件下进行。”由于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是否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有利于追求民族平等，所以汉字的存废，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予以研究和循序渐进地推进。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形势下，从“爱国存学”出发，保持汉字的相对稳定性，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梁启超在反对新世纪派废弃汉文汉语时，就写下了长文《国文语原解》，强调汉文汉语是中国国粹，不能轻言废弃。他意味深长地说：“若我国文，则受诸吾祖，国家之所以统一，国民特性之所以发挥，胥是赖也，夫安可以废也？”章太炎当时也撰写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章，毫不客气地称新世纪派一班人是一批夸夸其谈的“妄庸子”和“西方牛马走”。章太炎强调，只要国家不灭，民族界限犹存，民族语言文字就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陈独秀认为钱玄同提出废汉字改用世界语是“用石条压驼背”，可见陈独秀只是赞成学习世界语，并不支持废汉字改用世界语。鲁迅对世界语的前途则持观望态度，“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世界语，却无从断定”。在此期间，陶孟和的观点讲得尤为见地。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夫一种之语言，乃一种民族所藉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语言，而其言语之形式内容，各不相同，语法有异，而所涵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盖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作为此次世界语运动的主要提倡者的钱玄同，在受到冷遇和批判之后，也逐渐放弃了改行世界语的主张。
第二，世界语传播的时间不长，人们对世界语的认识粗浅也是其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语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有什么用处，前途如何，它对我国有什么帮助，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了围绕在人们心头的迷雾。陈独秀对《新青年》读者就上述问题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的。胡适基本上是反对改行世界语的，但在讨论中采取的是不支持不反对的不吭声、视而不见的态度。就连热心支持的鲁迅后来都承认：“我是不知道世界语的——我只认识estas一个字。”可见五四健将们只是出于支持新文化才在道义上支持世界语，而非出于深刻理解方面的理性支持。
第三，改行世界语的目标不甚明确、一致，故导致各自为战，未形成合力。新世纪派和部分“五四”先驱们认识到汉字的流弊而认为语言文字误国，由于救国心切，于是积极主张改行世界语，正如杨思信在论述“五四”先驱们提出废汉文行世界语时说：“它既与辛亥革命时期新世界派的激烈主张一脉相承，同时又受到近代‘语言文字误国论’的深刻影响，加之黑暗现实的刺激与新文化运动的催生，其出现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由此可以说，五四期间提倡世界语始终没有得到理性的思索而形成系统、完整、可行的目标，只是随时而发。胡适则慎重说：“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哪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的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明确主张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再下结论定目标。除了前者学术界的情况，有的宣传则把目标定在学习世界语可以“阅五十余国之书报”、“直接阅彼邦之科学书，得新知识”，或者可以“游历外邦”，与各国同志通消息。有的则向往民族平等、和睦的“大同世界”。也有宣传者受柴门霍夫人类一员主义和世界语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现实采取中立主义态度，存在着为世界语而世界语的倾向。但是，也是一部分世界语者把世界语同中国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主张用世界语改革中国文字，结合政治运动，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如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上海世界语学会即将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向各国世界语界进行了报道。还有一部分世界语者则开始从事世界语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们一方面把外国的被压迫者文学通过世界语译成中文；另一方面把我国的进步文学，如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王昭君》等作品译成世界语，介绍到国外去。如此林林总总，可以窥见当时各界对世界语运动是没有具体或一致的目标的。更有甚者，由支持世界语运动走向反对之，如1918年后，周作人就声称：“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
一、世界语运动从发轫到“五四”
世界语是由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怀着创造一种国际上可以共同使用的普通话的崇高理想而创造出来的。他于1887年公布了他所创造的言语方案，后来人们就把这种言语称为ESPERANTO，我们译为世界语。据史料记载，世界语是通过三个渠道传入我国的。
一个渠道是俄国。大约在1891年，沙俄占领下的海参崴已有世界语学社出现，该学社曾出版有一种用12国文字注释的世界语课本。一些懂世界语的俄国商人便把世界语带到了哈尔滨，在那里首先传播开来。后来又有一位俄国人到上海开办了世界语夜校。这样，世界语就从上海传播到世界各地。
另一个渠道是日本。20世纪初，一批留日学生如刘师培、张继等人，向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先生学习世界语，并出版了《衡报》、《天义报》，一面鼓吹无政府主义，一面提倡世界语。1908年，刘师培等人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传习所。
第三个渠道是法国和英国。1909年，留法学生华南圭在巴黎出版了《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有《新世纪》汉文周刊，这两个刊物都竭力宣传世界语。另一位留法学生许论博回到广州以后，也在当地办起了世界语讲习班。与此同时，留英学生杨曾诰也开始学习世界语，并经常给国内的友人寄赠世界语书刊，以后他又写了《万国新语》一书，详细介绍了世界语。
世界语引进中国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于《新青年》杂志提倡，世界语运动在各地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新青年》就世界语问题开展的大讨论中，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发表文章热情支持世界语。陈独秀给编辑部记者的信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的通信栏内（1916年）。信中写道：“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接着，钱玄同也发表文章阐述他对陈独秀答复之感想。他论述了世界语产生的背景，并高度赞扬他的科学、合理和实用。后来，鲁迅先生用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以《渡河与引路》为题发表了自己赞成世界语的见解。在此期间，许多世界语团体也纷纷涌现，北京世界语学会、福州世界语团、天津世界语学校、成都世界语俱乐部、佛山世界语陈列所、广州和上海的世界语学会相继成立。这些世界语团体，或举办世界语讲习班，或开设函授学校，或出版刊物，或编译世界语读物，各有成就。其中成绩最大者要算胡愈之、巴金、陈光瑛、索非等人组织的上海世界语学会。这个学会举办了世界语函授学校，建立了世界语图书馆，开设有世界语书店，以后又创办了《绿光》杂志。《绿光》杂志出版长达十余年，对20年代的世界语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其次要算广州的世界语运动。由于有广州市教育局长伍大光、中山大学教授黄尊生、许论博等人的支持，它一直活跃到30年代中期。全市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先后将世界语列为选修课。
尤其值得一提的个人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蔡元培。由于他的支持，世界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决定将世界语列为该校选修课，并聘请孙国璋为讲师。1921年，他又在全国第七届教育联合会上提议实施1912年教育部下达的通令，将世界语正式列入师范学校的课程。1922年，他邀请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教授世界语。以后，为了加强对世界语的研究，北大成立了世界语研究会，蔡元培亲自兼任会长。1923年，他又和吴稚晖、陈声树等人一起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为了表示他对世界语的支持，答应到该校教授《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蔡元培还代表中国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二、“五四”世界语运动发展的原因
为什么世界语能不断地向前推进，并在五四期间获得更加迅速的发展？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看，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和“西方文化最优”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国人迷醉于“天朝上国”的固有文化的信心逐渐被打破，而“西化”之风愈演愈烈。表现于文学界就是文学工具——语言文字的西化。最早对汉字提出批评和主张“废汉字改拼音文字”的是传教士和谭嗣同。但他们的主张大多是偶感而发，缺乏系统性。近代“废汉字”思潮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代表者，还要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世纪派。1908年春，《新世纪》连续刊出署名为“前行”、“笃信子”、“苏格兰君”的文章，主张直截了当地提出废弃中国文字、推出万国新语（世界语）的替代方案。1918年，钱玄同发出“废汉文而用世界语”言论后不久，傅斯年就在《新潮》杂志上发表文章予以响应。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世界语运动与废汉字思潮纠缠在一起，是因为世界语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语言文字改革的呼声，适应了改变“死文字”的需要。
其二，从世界语本身优点来看，它具有科学性、逻辑性，简单易学，优美动听，富有表现力。刘师培是近代中国最早宣传世界语的人物之一，他认为世界语是最为简单的文字，推广后“无论如何人人都可以容易地旅游于世界各地”。
最后，从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看，由于人类交往日益频繁，不得不学习多种语言文字，这势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劳力和物资等，因此，客观上也需要一种国际共同语言，即人类普通话。世界语作为国际语理想的具体体现者，而被人们认同。这正如鲁迅先生在《渡河与引路》一文中所说：“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语言；所以赞成世界语。”蔡元培也说：“中国人用世界语，可以促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工具”。
三、“五四”世界语运动受挫的原因
新文字运动取得显著成绩，白话文、新诗、新戏剧、新式标点等主张赢得社会广泛的认同，而惟独“汉字革命”的“万国新语运动”相对上述来说显得有些“冷落”。原因不外乎下列三点：
第一，汉字存在的合理性。汉字具有语言文字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和其本身遵循语言文字变化的规律。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选择某一种语言、某一种文字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而一经选定，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地说，人类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等标点符号体系，从本质上看无所谓优劣高低之分。再者，还应该看到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的发展变化，不单单是实用不实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一个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结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具有悠久语言文字传统的中国来说，更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诚如有的论者所说：“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于世界，在国际进行各种交往，它的存在符号就是语言。语言符号的遗失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以致民族地位的遗失，所以语言的演变只能在继承传统的条件下进行。”由于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是否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有利于追求民族平等，所以汉字的存废，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予以研究和循序渐进地推进。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形势下，从“爱国存学”出发，保持汉字的相对稳定性，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梁启超在反对新世纪派废弃汉文汉语时，就写下了长文《国文语原解》，强调汉文汉语是中国国粹，不能轻言废弃。他意味深长地说：“若我国文，则受诸吾祖，国家之所以统一，国民特性之所以发挥，胥是赖也，夫安可以废也？”章太炎当时也撰写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章，毫不客气地称新世纪派一班人是一批夸夸其谈的“妄庸子”和“西方牛马走”。章太炎强调，只要国家不灭，民族界限犹存，民族语言文字就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陈独秀认为钱玄同提出废汉字改用世界语是“用石条压驼背”，可见陈独秀只是赞成学习世界语，并不支持废汉字改用世界语。鲁迅对世界语的前途则持观望态度，“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世界语，却无从断定”。在此期间，陶孟和的观点讲得尤为见地。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夫一种之语言，乃一种民族所藉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语言，而其言语之形式内容，各不相同，语法有异，而所涵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盖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作为此次世界语运动的主要提倡者的钱玄同，在受到冷遇和批判之后，也逐渐放弃了改行世界语的主张。
第二，世界语传播的时间不长，人们对世界语的认识粗浅也是其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语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有什么用处，前途如何，它对我国有什么帮助，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了围绕在人们心头的迷雾。陈独秀对《新青年》读者就上述问题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的。胡适基本上是反对改行世界语的，但在讨论中采取的是不支持不反对的不吭声、视而不见的态度。就连热心支持的鲁迅后来都承认：“我是不知道世界语的——我只认识estas一个字。”可见五四健将们只是出于支持新文化才在道义上支持世界语，而非出于深刻理解方面的理性支持。
第三，改行世界语的目标不甚明确、一致，故导致各自为战，未形成合力。新世纪派和部分“五四”先驱们认识到汉字的流弊而认为语言文字误国，由于救国心切，于是积极主张改行世界语，正如杨思信在论述“五四”先驱们提出废汉文行世界语时说：“它既与辛亥革命时期新世界派的激烈主张一脉相承，同时又受到近代‘语言文字误国论’的深刻影响，加之黑暗现实的刺激与新文化运动的催生，其出现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由此可以说，五四期间提倡世界语始终没有得到理性的思索而形成系统、完整、可行的目标，只是随时而发。胡适则慎重说：“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哪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的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明确主张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再下结论定目标。除了前者学术界的情况，有的宣传则把目标定在学习世界语可以“阅五十余国之书报”、“直接阅彼邦之科学书，得新知识”，或者可以“游历外邦”，与各国同志通消息。有的则向往民族平等、和睦的“大同世界”。也有宣传者受柴门霍夫人类一员主义和世界语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现实采取中立主义态度，存在着为世界语而世界语的倾向。但是，也是一部分世界语者把世界语同中国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主张用世界语改革中国文字，结合政治运动，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如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上海世界语学会即将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向各国世界语界进行了报道。还有一部分世界语者则开始从事世界语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们一方面把外国的被压迫者文学通过世界语译成中文；另一方面把我国的进步文学，如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王昭君》等作品译成世界语，介绍到国外去。如此林林总总，可以窥见当时各界对世界语运动是没有具体或一致的目标的。更有甚者，由支持世界语运动走向反对之，如1918年后，周作人就声称：“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