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被谷歌触动的本科生
乔布斯的死似乎对费罗斯的震动不大。
年轻的叙利亚裔本科生费罗斯·阿布哈迪杰已经习惯了给别人讲述自己如何出名的故事。在去年的秋天，正在斯坦福大学读3年级的他，突然得知谷歌公司推出了“谷歌实时”。那是谷歌公司成立12年来最为接近创始人建立一个“可以阅读用户想法”的搜索引擎目标的产品，它能实时显示搜索结果。这个程序运用深深地触动了费罗斯。
费罗斯当时想，既然谷歌可以实时显示搜索结果，那么他也可以为视频网站YouTube开发一个服务，让YouTube实时显示视频。
费罗斯的成果是一个名叫“YouTube Instant”（意为“速溶YouTube”）的网站，比如你输入字母A，那么它则会很快显示并播放以字母A开头的最流行的视频，你将迅速找到英国女歌手阿黛尔（Adele）的《在黑暗中翻滚（Rolling in the Deep）》。如此这般。
“速溶YouTube”网站被费罗斯漫不经心地选择在一个星期四晚上发布，具体上线时间是9点32分，当费罗斯在次日早上8点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电话。其中一份语音邮件明明白白地写着：“来自华盛顿邮报的采访”。
费罗斯的第一反应是“天啦，这不是真的。”可是到了当天晚上，“速溶YouTube”已经获得了几万次浏览，他的名字和照片也已经出现在了许多网站和电视节目上。甚至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查德·贺利也在网络互动中表示，愿意在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惨淡时光里，给费罗斯一份工作。
不只是幸运儿
令人意外的是，费罗斯拒绝了查德·贺利的好意。
因为费罗斯想继续自己在斯坦福的学业，但是他的名气已经在硅谷的IT圈子里不胫而走了。这个教师和电气工程师的儿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或史蒂夫·乔布斯，但又可能不会。
这类事情在费罗斯的学生生涯中已经出现过一次，那是几个月前的暑假，他完成了在社交网站Facebook的实习，并且有幸和扎克伯格相识。
他还看到过扎克伯格的一段“趣事”：他们的团队从事的是重新开发“群组应用”的项目，当发布的日子快要到来的时候，扎克伯格出现在了他们团队的办公室，并表示说想为该应用写几行代码试试手。听到这一消息，团队顿时炸开了锅：“啊？扎克要写代码啦？!”
于是其中的一位成员就在应用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bug让扎克伯格来修复。5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最后甚至1小时都过去了还是没搞定。就像一位退休已久的老人，扎克伯格编程的能力显然在他的管理岗位上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这在编程组的任何一个人手里，搞定都不过是5分钟的事。
当然“速溶YouTube”并没有改变世界，除了让费罗斯出名，也许连钱都没让他赚到。但是它帮费罗斯打开了一扇大门。后来，扎克伯格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上，甚至还直接叫出了费罗斯·阿布哈迪杰这个拗口的名字；另外，谷歌也表示大门会永远为他敞开。
创意、执行力，哪个重要?
当硅谷宅男们还在学校时，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大多是这样度过的：几十个男生挤在斯坦福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各自都趴在电脑上，边喝着可乐，边猛烈地敲着键盘。他们大多皮肤有些苍白，四肢也很少缺乏运动，男孩们正在参加一个名为“快乐黑客”的编程网站，这个赛事由计算机协会组织，协会的会长正是费罗斯。小伙子们常常就围着戴维的电脑坐着，戴维是一名研究生，开了一个电脑窗口，上面显示着所有通过斯坦福大学无线中心的流量的窗口，一旦有人访问一个网站，那么该访客的IP地址则会显示在戴维的屏幕上。如果愿意，戴维稍辅以适当的技术，就能获取到这些访客的账户和密码，不过他不会这样做，他说：“我们斯坦福的人不做这样的事。”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负责的项目。比如两位学生在开发一个名叫“Habut”的网站，它可以帮助人们培养好的上网习惯，另外一位学生则正在开发一个医疗主题的问答网站。
汤普森今年大二了，发型和当红偶像贾斯丁·比伯一模一样，他的专业是心理学，但对于编程，他有一套有趣的解释：编程就像吸毒一样，痛苦，痛苦，最后突然极度兴奋。你编上好几个小时，运行程序，然后突然发现问题，接着找方法解决，累倒趴下休息一会儿，然后醒来再继续。
这种体会倒是在费罗斯那也得到了印证，当他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一台旧的英特尔386驱动的电脑时，他就给它装载了一些病毒，然后自己再解决这些病毒。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学编程，那时候他创建过一个“AP学习笔记网站”，直到现在每天都还有1万的访问量。
他调侃地说到：“父亲叫我‘电脑小子’，叫我哥哥‘运动小子’，不过我讨厌这一称呼，因为我也想成为运动小子。不过，现在我的哥哥，他既打篮球又玩电脑了。
在这个普遍认为“创意才是王道的年代”，费罗斯却认为创意根本不值钱，值钱的是执行力。这个执行力可以具体表现在刚刚离去的乔布斯身上：包括他无微不至的偏执，以及对客户心理的明察秋毫。在电影《社交网络》里，导演就曾借“扎克伯格”说出了一句类似的话：“如果你们说自己是Facebook的发明者，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有发明Facebook呢?”
改变世界需要什么
周末的晚上，费罗斯喜欢叫上朋友一起看宫崎骏的动漫，他喜欢《哈尔的移动城堡》，因为佩服导演宫崎骏的临场即兴发挥，而不是在工作的一开始就安排得稳稳当当。因为对“执行力”的偏执，费罗斯今年夏天的实习选择了社交问题网站Quora（也是由Facebook前雇员查理·切沃创办的），费罗斯觉得这样更容易观察到初创公司的运作方式，因为以后他也要自己开公司。
与此同时，刚刚毕业不久的华裔黄约瑟正坐在时代华纳的办公室，专门运行startx空间，这是一项专为斯坦福大學的学生所做的工作。黄虽然年轻，但已经换过几家公司。他曾在为Android开发过一个购物指南型的应用程序，商业用途包括了博物馆徒步旅行，私人安全协调，或商场的导航系统。
“我曾在谷歌，但还是觉得有些不搭。”黄的朋友，同样是华裔的李伊凡，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我宁愿留在更多的初创企业。”他曾在微软工作，但相比起来，更喜欢和朋友一起为苹果手机写程序。他们都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公司的“叛徒”。
也许，就像费罗斯所说，在懂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以前，无论是扎克伯格还是乔布斯，都没想到自己会改变世界。现在，老乔布斯已经走了，硅谷的新一代再次来袭，扎克伯格们还能Hold住吗？不过，“编程改变世界”毕竟是一小部分人的圣经，至少扎克伯格已经很久没有为“脸谱”写代码了。同样，即便是已经离去的乔布斯，似乎也鲜有苹果手机手工编码的光荣历史。
乔布斯的死似乎对费罗斯的震动不大。
年轻的叙利亚裔本科生费罗斯·阿布哈迪杰已经习惯了给别人讲述自己如何出名的故事。在去年的秋天，正在斯坦福大学读3年级的他，突然得知谷歌公司推出了“谷歌实时”。那是谷歌公司成立12年来最为接近创始人建立一个“可以阅读用户想法”的搜索引擎目标的产品，它能实时显示搜索结果。这个程序运用深深地触动了费罗斯。
费罗斯当时想，既然谷歌可以实时显示搜索结果，那么他也可以为视频网站YouTube开发一个服务，让YouTube实时显示视频。
费罗斯的成果是一个名叫“YouTube Instant”（意为“速溶YouTube”）的网站，比如你输入字母A，那么它则会很快显示并播放以字母A开头的最流行的视频，你将迅速找到英国女歌手阿黛尔（Adele）的《在黑暗中翻滚（Rolling in the Deep）》。如此这般。
“速溶YouTube”网站被费罗斯漫不经心地选择在一个星期四晚上发布，具体上线时间是9点32分，当费罗斯在次日早上8点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电话。其中一份语音邮件明明白白地写着：“来自华盛顿邮报的采访”。
费罗斯的第一反应是“天啦，这不是真的。”可是到了当天晚上，“速溶YouTube”已经获得了几万次浏览，他的名字和照片也已经出现在了许多网站和电视节目上。甚至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查德·贺利也在网络互动中表示，愿意在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惨淡时光里，给费罗斯一份工作。
不只是幸运儿
令人意外的是，费罗斯拒绝了查德·贺利的好意。
因为费罗斯想继续自己在斯坦福的学业，但是他的名气已经在硅谷的IT圈子里不胫而走了。这个教师和电气工程师的儿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或史蒂夫·乔布斯，但又可能不会。
这类事情在费罗斯的学生生涯中已经出现过一次，那是几个月前的暑假，他完成了在社交网站Facebook的实习，并且有幸和扎克伯格相识。
他还看到过扎克伯格的一段“趣事”：他们的团队从事的是重新开发“群组应用”的项目，当发布的日子快要到来的时候，扎克伯格出现在了他们团队的办公室，并表示说想为该应用写几行代码试试手。听到这一消息，团队顿时炸开了锅：“啊？扎克要写代码啦？!”
于是其中的一位成员就在应用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bug让扎克伯格来修复。5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最后甚至1小时都过去了还是没搞定。就像一位退休已久的老人，扎克伯格编程的能力显然在他的管理岗位上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这在编程组的任何一个人手里，搞定都不过是5分钟的事。
当然“速溶YouTube”并没有改变世界，除了让费罗斯出名，也许连钱都没让他赚到。但是它帮费罗斯打开了一扇大门。后来，扎克伯格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上，甚至还直接叫出了费罗斯·阿布哈迪杰这个拗口的名字；另外，谷歌也表示大门会永远为他敞开。
创意、执行力，哪个重要?
当硅谷宅男们还在学校时，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大多是这样度过的：几十个男生挤在斯坦福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各自都趴在电脑上，边喝着可乐，边猛烈地敲着键盘。他们大多皮肤有些苍白，四肢也很少缺乏运动，男孩们正在参加一个名为“快乐黑客”的编程网站，这个赛事由计算机协会组织，协会的会长正是费罗斯。小伙子们常常就围着戴维的电脑坐着，戴维是一名研究生，开了一个电脑窗口，上面显示着所有通过斯坦福大学无线中心的流量的窗口，一旦有人访问一个网站，那么该访客的IP地址则会显示在戴维的屏幕上。如果愿意，戴维稍辅以适当的技术，就能获取到这些访客的账户和密码，不过他不会这样做，他说：“我们斯坦福的人不做这样的事。”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负责的项目。比如两位学生在开发一个名叫“Habut”的网站，它可以帮助人们培养好的上网习惯，另外一位学生则正在开发一个医疗主题的问答网站。
汤普森今年大二了，发型和当红偶像贾斯丁·比伯一模一样，他的专业是心理学，但对于编程，他有一套有趣的解释：编程就像吸毒一样，痛苦，痛苦，最后突然极度兴奋。你编上好几个小时，运行程序，然后突然发现问题，接着找方法解决，累倒趴下休息一会儿，然后醒来再继续。
这种体会倒是在费罗斯那也得到了印证，当他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一台旧的英特尔386驱动的电脑时，他就给它装载了一些病毒，然后自己再解决这些病毒。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学编程，那时候他创建过一个“AP学习笔记网站”，直到现在每天都还有1万的访问量。
他调侃地说到：“父亲叫我‘电脑小子’，叫我哥哥‘运动小子’，不过我讨厌这一称呼，因为我也想成为运动小子。不过，现在我的哥哥，他既打篮球又玩电脑了。
在这个普遍认为“创意才是王道的年代”，费罗斯却认为创意根本不值钱，值钱的是执行力。这个执行力可以具体表现在刚刚离去的乔布斯身上：包括他无微不至的偏执，以及对客户心理的明察秋毫。在电影《社交网络》里，导演就曾借“扎克伯格”说出了一句类似的话：“如果你们说自己是Facebook的发明者，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有发明Facebook呢?”
改变世界需要什么
周末的晚上，费罗斯喜欢叫上朋友一起看宫崎骏的动漫，他喜欢《哈尔的移动城堡》，因为佩服导演宫崎骏的临场即兴发挥，而不是在工作的一开始就安排得稳稳当当。因为对“执行力”的偏执，费罗斯今年夏天的实习选择了社交问题网站Quora（也是由Facebook前雇员查理·切沃创办的），费罗斯觉得这样更容易观察到初创公司的运作方式，因为以后他也要自己开公司。
与此同时，刚刚毕业不久的华裔黄约瑟正坐在时代华纳的办公室，专门运行startx空间，这是一项专为斯坦福大學的学生所做的工作。黄虽然年轻，但已经换过几家公司。他曾在为Android开发过一个购物指南型的应用程序，商业用途包括了博物馆徒步旅行，私人安全协调，或商场的导航系统。
“我曾在谷歌，但还是觉得有些不搭。”黄的朋友，同样是华裔的李伊凡，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我宁愿留在更多的初创企业。”他曾在微软工作，但相比起来，更喜欢和朋友一起为苹果手机写程序。他们都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公司的“叛徒”。
也许，就像费罗斯所说，在懂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以前，无论是扎克伯格还是乔布斯，都没想到自己会改变世界。现在，老乔布斯已经走了，硅谷的新一代再次来袭，扎克伯格们还能Hold住吗？不过，“编程改变世界”毕竟是一小部分人的圣经，至少扎克伯格已经很久没有为“脸谱”写代码了。同样，即便是已经离去的乔布斯，似乎也鲜有苹果手机手工编码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