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月30日，台湾作家王文兴在广州给读者讲孟郊的诗。这是他推崇的诗人，他为孟郊没在文学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抱不平。他逐字逐句地分析，嗓音深沉而富有磁性——“诗不是没有逻辑的文字”，“大胆修改现代读法，得到更高的音韵上的美感”，“陶渊明有一种刚硬的高洁，孟郊更柔和、悦耳，不会厌倦。”
此前，一部分读者已经看了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放映结束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纪录片呈现了小说家丰富且迷人的世界，即使他的小说语言晦涩到“把部分读者赶出去”（学者李欧梵语），“创造了不一样时空密度的世界”（作家胡淑雯语），也不妨碍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打动人心的纯粹的力量——他背一只红色双肩包，包里常年塞一本孟郊诗集，坐在巴士站等车时便能读到旁若无人之境；也会为路边偶然发现的一簇簇淡紫色小花感叹“真是好看”；打开窗，天上云的变化已经看不过来了。而片中，一台架在他狭小书房外的摄像机，像深入人体的医学仪器，探测到一个作家最隐秘的世界——
他每天只写35个字，仅仅35个字也会耗掉他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他在写作时经常不自觉地拿笔用力戳稿纸，或在纸上画凌乱的线条和符号。那间犹如牢房的写作室里一无所有，只有一场与文字的困兽之斗。即使表达一个意思微弱的句子，他也要用最旺盛的体力来完成。
“凡是我写过的，已经到了力量极限，已经尽其所能，不可能加一分上去。”几年前，王文兴翻到《家变》的某页——这是他耗时7年写成的长篇小说，也是台湾文学史上极具争议的小说，他读到第三句，觉得不完美，想尝试修改，立刻拿来纸笔，尝试过五六次，每次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甚至半个晚上，最后他精疲力尽只能放弃，“原来那句话已经没办法修改了”。
这种艰辛和焦灼在他几十年前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守夜》里已经初露端倪。小说讲的是一个人晚上在家写稿补贴家用，时写时睡，写两个字不满意，就停下来做会儿梦，第二天仍是一个字都没写出。
“我有一个目标，要写到35个字算数，不能再低于这个了，也有很困难的时候到不了。拿掉标点，恐怕只剩30个字左右。每个字都有五六个选择，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可能，想来想去，搬来搬去，始终不晓得下一个是放哪个字，那个意思你知道，但该放的字你不太晓得。”
《家变》他写了7年，《背海的人》上下两部耗费25年，其中一年是校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小说已经写了7年，距离完成可能还有三四年。
海明威让我与文字作战
坐在台大椰子树下，王文兴读莫泊桑的小说，读到一半时，突然觉得那段话怎么可能没有意思，于是反复重读。那时，他的启蒙老师是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他甚少听课，整日泡在图书馆里。20岁时，他忽然发觉自己所习惯的文字表达出现了问题：与任何人并无不同，也读不到平稳的节奏。他写道：
“是在我22岁那年，我阅读海明威。自此之后，我更加投身于我和文字的战争中了。从此，我每日和文字浴血奋战，拼杀得你死我活。是的，是海明威使我陷入于这样的战争中，日日赴汤蹈火，极尝艰苦，可是我可以甘之若饴。”
“这场战争就是一场‘修辞立其诚’的战争。如果‘修辞不立诚’，还成什么文学？‘修辞不立诚’的写作，本身又有何快慰之可言？”
从年轻时起，他每天只能写极少字，为了避免写得太多、太快，必须横着写，还得先打一份初稿，再在初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数十遍。一句不满意就不能接着写下一句，写错一个字，就要全句划掉。
1960年，王文兴与台大外文系同学白先勇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发刊词里写道：“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现代文学》第一期是卡夫卡专号，第二期推介了托马斯?曼。王文兴在第二期上说：“我们以后将要不竭地推出作风崭新的小说。吃惊也罢，咒骂也罢，我们非要震惊台湾的文坛不可。”
“我们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对环境的抗议。整个台湾每天都在糊里糊涂地生活，也没学到什么东西。《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是一种姿态，针对台湾当时守旧的文学，老东西盲目说好，也不讲好在哪里。新东西绝对不行，看多了把你关起来。要不因为我们是台大英文系，他不太管你，要不然早就坐牢了。所以有它的一点政治意义。用‘现代’这两个字是跟当时环境对立，‘现代’并不等于想推翻传统文学。”
很多年后，他爱读的还是旧诗，在台大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我会不会写别的类型的文学，我想很渺茫，有时间还是写长篇小说。会不会写诗，等于零。我是不幸活在五四以后的人，找不到诗歌的语言，白话文老早就在写诗的道路上感觉茫然。”
象征和写实的文学
1973年，《家变》出版，引发轩然大波，这本小说对形式、结构和语言的创新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也使王文兴被冠以当时的“五大毒草”之一。
“我不是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家庭的问题。我在想《家变》里头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早几百年前也都有，从古都有，对家庭冲突的思考，没什么特别时代性。台湾有个作家跟我说，《家变》的故事每家都在发生。”
《背海的人》则耗费他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写就，文字晦涩难懂，极具象征意义。小说以南方澳为背景，一个退伍军人“爷”置身陌生而复杂的族群中——渔民、外来者、退伍老兵、妓女，更陷入郁郁不得志的命运泥沼。小说里，南方澳叫作“深坑澳”。
“深坑澳都是象征的意思，全台湾地图里找不到这3个字。但坑澳不少，可能是日语变过来的，我就把这几个字采纳过来，综合一下，把这个小港叫深坑澳。人掉在里头，等于掉到深坑里，拔不出来。”
王文兴曾解释他的文学偏向于symbolic realism，即综合象征和写实的文学。“那样一个渔港本身就有象征性。远在天边的小港，一个异乡人流落在那边，吃饭、人生男女的问题，都是最原始的。”
“实验主义大概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是不太敢用的，我们看到的最激烈的实验主义大概就是李商隐了。任何实验主义在当时都比较前卫。” 对老天爷的了解还是很少
人物周刊：您的小说对每个字的要求都很苛刻，可是我们现在读小说，更多的是囫囵吞枣地读一个故事，并不追求每个字的效果。
王文兴：没错。我教书时一再跟学生讲，你读小说绝对不能一目十行看下去。可能很多人看小说比看报还快，那不行，你何必看呢，找个人跟你讲个大概就好了。我一直认为读小说和散文，都跟读诗一样。你念唐诗宋词能一目十行吗？不可能，一目十行的话音乐全都浪费了，读得快的话，节奏、音韵都抓不到。像读诗一样读所有文学，要不然他写得再好，你根本没有吸收、没有感觉。所有都是从阅读的喜乐开始，你要不喜欢它的话，就一无所获。喜欢你就得到了。
人物周刊：《背海的人》被认为很难读懂，对小说里“爷”的解读也有很多，爷发出的是怎样的声音？您怎么设定他的内心世界？
王文兴：有天我碰到一个记者，他说爷是一个像无赖又像好汉的人物，我想他说对了。人不是很重要，而是一种人生态度——怎样对付人生，应付困难。人总是被动的，没什么办法。他那一辈子就像打了一场败仗，以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周围一切，看出各种荒谬。他的解释未必正确，但也是一种角度。有个学生看了跟我说，最后爷死了，肯定是上天堂了。一个人这样过一生，如果没什么太大的罪，又吃了很多苦，应该可以上天堂了吧。他自己也不认为会上得去，但他跟每个人都一样，他犯的错也都是很多人要犯的。
人物周刊：但爷这个声音，好像离现实生活很远，是不是有点脱离时代？
王文兴：台湾当年很多军中诗人，很爱写诗，我写小说采纳了那些人的观察，让爷成为那群人的代表。他和成千上万生活贫苦的人一样，他可能问了比较有深度的问题，任何生活贫苦的人每天也都是这些问题，只是不写出来，一定会想，想想就忘了。爷是诗人，想得比别人多。他没有写下来，只是喊一喊，是作者写下来的，他就算想问题想得不错，生命也是浪费，他自己也说我晚上吼一吼，这个声音后来就不见了。整本书二十几万字，他吼的早就不存在了，只有声音，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喊，也没有听众，这才是真相。
人物周刊：在小说以外，您找到爷反复在想的结论了吗？
王文兴：我后来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找到路了，但这个路还是神秘得很。信教几十年来，我信得越多，了解得越少，没有任何进步。对解答人生的神秘，尤其对老天爷的了解，还是很少。信仰是一种方法，你可以完全不懂，抓住以后觉得有效，你会守住这种方法。我越来越觉得对宗教的依靠可以采用。矛盾就是，我越来越能依靠，可是对神的了解没有多很多。少数神学家了解得很好，但对宇宙神秘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
人物周刊：在一次有关宗教的对谈里您说过，知性的价值远不如信仰。
王文兴：信仰是人和神的关系，就像人跟人的关系一样。好感就等于信仰。你对一个人是否有好感，你把这个人的性格、身高、体重、生日记得牢牢的，都没有用。宗教就是这个意思。宗教知识等于我对喜欢的人的身高、职业、收入的了解，这些一概不重要。
（感谢方所为采访提供帮助）
相关链接
王文兴生于福建，祖父王寿昌曾与林纾合译《茶花女》，但王文兴认为，第一次把《茶花女》介绍到中国的节译本主要由其祖父一人完成。
他父亲也写诗，“少量诗不错，基本功很像样，音乐性和流畅都不错”。七姑姑王闲的诗有陶渊明的风格，后来志趣一转，成了京城有名的古琴演奏者。父辈里最有才气的慕陶，喜欢上家里一个丫头，祖父王寿昌勃然大怒，一心拆散他们，就把慕陶送去别处读书，没多久慕陶病死他乡。
王文兴
生于1939年，当代华语文学最受争议的小说家之一，早年与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着有长篇小说《家变》、《背海的人》。2011年，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爷怎么会到这地方来的？真真他妈个穷途末路了！爷记得只不过十天以前都还落落实实的身居台北的，这片时那台北倒是像是已是一千八百年前的事，台北似乎业都已经变化成了一桩回忆——台北之对于这一个小渔港而言亦如同是有高空的月亮那么样的大老远。此处，大约还没有多少人晓得在这岛上竟有这嚒的样的个小针点子，离隔台北多不过纔五个小时——四小时，趁火车；一小时的步行，健足运动；然之，我却恐怕我再也没能回得去了。
——《背海的人（上）》
此前，一部分读者已经看了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放映结束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纪录片呈现了小说家丰富且迷人的世界，即使他的小说语言晦涩到“把部分读者赶出去”（学者李欧梵语），“创造了不一样时空密度的世界”（作家胡淑雯语），也不妨碍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打动人心的纯粹的力量——他背一只红色双肩包，包里常年塞一本孟郊诗集，坐在巴士站等车时便能读到旁若无人之境；也会为路边偶然发现的一簇簇淡紫色小花感叹“真是好看”；打开窗，天上云的变化已经看不过来了。而片中，一台架在他狭小书房外的摄像机，像深入人体的医学仪器，探测到一个作家最隐秘的世界——
他每天只写35个字，仅仅35个字也会耗掉他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他在写作时经常不自觉地拿笔用力戳稿纸，或在纸上画凌乱的线条和符号。那间犹如牢房的写作室里一无所有，只有一场与文字的困兽之斗。即使表达一个意思微弱的句子，他也要用最旺盛的体力来完成。
“凡是我写过的，已经到了力量极限，已经尽其所能，不可能加一分上去。”几年前，王文兴翻到《家变》的某页——这是他耗时7年写成的长篇小说，也是台湾文学史上极具争议的小说，他读到第三句，觉得不完美，想尝试修改，立刻拿来纸笔，尝试过五六次，每次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甚至半个晚上，最后他精疲力尽只能放弃，“原来那句话已经没办法修改了”。
这种艰辛和焦灼在他几十年前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守夜》里已经初露端倪。小说讲的是一个人晚上在家写稿补贴家用，时写时睡，写两个字不满意，就停下来做会儿梦，第二天仍是一个字都没写出。
“我有一个目标，要写到35个字算数，不能再低于这个了，也有很困难的时候到不了。拿掉标点，恐怕只剩30个字左右。每个字都有五六个选择，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可能，想来想去，搬来搬去，始终不晓得下一个是放哪个字，那个意思你知道，但该放的字你不太晓得。”
《家变》他写了7年，《背海的人》上下两部耗费25年，其中一年是校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小说已经写了7年，距离完成可能还有三四年。
海明威让我与文字作战
坐在台大椰子树下，王文兴读莫泊桑的小说，读到一半时，突然觉得那段话怎么可能没有意思，于是反复重读。那时，他的启蒙老师是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他甚少听课，整日泡在图书馆里。20岁时，他忽然发觉自己所习惯的文字表达出现了问题：与任何人并无不同，也读不到平稳的节奏。他写道：
“是在我22岁那年，我阅读海明威。自此之后，我更加投身于我和文字的战争中了。从此，我每日和文字浴血奋战，拼杀得你死我活。是的，是海明威使我陷入于这样的战争中，日日赴汤蹈火，极尝艰苦，可是我可以甘之若饴。”
“这场战争就是一场‘修辞立其诚’的战争。如果‘修辞不立诚’，还成什么文学？‘修辞不立诚’的写作，本身又有何快慰之可言？”
从年轻时起，他每天只能写极少字，为了避免写得太多、太快，必须横着写，还得先打一份初稿，再在初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数十遍。一句不满意就不能接着写下一句，写错一个字，就要全句划掉。
1960年，王文兴与台大外文系同学白先勇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发刊词里写道：“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现代文学》第一期是卡夫卡专号，第二期推介了托马斯?曼。王文兴在第二期上说：“我们以后将要不竭地推出作风崭新的小说。吃惊也罢，咒骂也罢，我们非要震惊台湾的文坛不可。”
“我们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对环境的抗议。整个台湾每天都在糊里糊涂地生活，也没学到什么东西。《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是一种姿态，针对台湾当时守旧的文学，老东西盲目说好，也不讲好在哪里。新东西绝对不行，看多了把你关起来。要不因为我们是台大英文系，他不太管你，要不然早就坐牢了。所以有它的一点政治意义。用‘现代’这两个字是跟当时环境对立，‘现代’并不等于想推翻传统文学。”
很多年后，他爱读的还是旧诗，在台大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我会不会写别的类型的文学，我想很渺茫，有时间还是写长篇小说。会不会写诗，等于零。我是不幸活在五四以后的人，找不到诗歌的语言，白话文老早就在写诗的道路上感觉茫然。”
象征和写实的文学
1973年，《家变》出版，引发轩然大波，这本小说对形式、结构和语言的创新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也使王文兴被冠以当时的“五大毒草”之一。
“我不是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家庭的问题。我在想《家变》里头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早几百年前也都有，从古都有，对家庭冲突的思考，没什么特别时代性。台湾有个作家跟我说，《家变》的故事每家都在发生。”
《背海的人》则耗费他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写就，文字晦涩难懂，极具象征意义。小说以南方澳为背景，一个退伍军人“爷”置身陌生而复杂的族群中——渔民、外来者、退伍老兵、妓女，更陷入郁郁不得志的命运泥沼。小说里，南方澳叫作“深坑澳”。
“深坑澳都是象征的意思，全台湾地图里找不到这3个字。但坑澳不少，可能是日语变过来的，我就把这几个字采纳过来，综合一下，把这个小港叫深坑澳。人掉在里头，等于掉到深坑里，拔不出来。”
王文兴曾解释他的文学偏向于symbolic realism，即综合象征和写实的文学。“那样一个渔港本身就有象征性。远在天边的小港，一个异乡人流落在那边，吃饭、人生男女的问题，都是最原始的。”
“实验主义大概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是不太敢用的，我们看到的最激烈的实验主义大概就是李商隐了。任何实验主义在当时都比较前卫。” 对老天爷的了解还是很少
人物周刊：您的小说对每个字的要求都很苛刻，可是我们现在读小说，更多的是囫囵吞枣地读一个故事，并不追求每个字的效果。
王文兴：没错。我教书时一再跟学生讲，你读小说绝对不能一目十行看下去。可能很多人看小说比看报还快，那不行，你何必看呢，找个人跟你讲个大概就好了。我一直认为读小说和散文，都跟读诗一样。你念唐诗宋词能一目十行吗？不可能，一目十行的话音乐全都浪费了，读得快的话，节奏、音韵都抓不到。像读诗一样读所有文学，要不然他写得再好，你根本没有吸收、没有感觉。所有都是从阅读的喜乐开始，你要不喜欢它的话，就一无所获。喜欢你就得到了。
人物周刊：《背海的人》被认为很难读懂，对小说里“爷”的解读也有很多，爷发出的是怎样的声音？您怎么设定他的内心世界？
王文兴：有天我碰到一个记者，他说爷是一个像无赖又像好汉的人物，我想他说对了。人不是很重要，而是一种人生态度——怎样对付人生，应付困难。人总是被动的，没什么办法。他那一辈子就像打了一场败仗，以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周围一切，看出各种荒谬。他的解释未必正确，但也是一种角度。有个学生看了跟我说，最后爷死了，肯定是上天堂了。一个人这样过一生，如果没什么太大的罪，又吃了很多苦，应该可以上天堂了吧。他自己也不认为会上得去，但他跟每个人都一样，他犯的错也都是很多人要犯的。
人物周刊：但爷这个声音，好像离现实生活很远，是不是有点脱离时代？
王文兴：台湾当年很多军中诗人，很爱写诗，我写小说采纳了那些人的观察，让爷成为那群人的代表。他和成千上万生活贫苦的人一样，他可能问了比较有深度的问题，任何生活贫苦的人每天也都是这些问题，只是不写出来，一定会想，想想就忘了。爷是诗人，想得比别人多。他没有写下来，只是喊一喊，是作者写下来的，他就算想问题想得不错，生命也是浪费，他自己也说我晚上吼一吼，这个声音后来就不见了。整本书二十几万字，他吼的早就不存在了，只有声音，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喊，也没有听众，这才是真相。
人物周刊：在小说以外，您找到爷反复在想的结论了吗？
王文兴：我后来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找到路了，但这个路还是神秘得很。信教几十年来，我信得越多，了解得越少，没有任何进步。对解答人生的神秘，尤其对老天爷的了解，还是很少。信仰是一种方法，你可以完全不懂，抓住以后觉得有效，你会守住这种方法。我越来越觉得对宗教的依靠可以采用。矛盾就是，我越来越能依靠，可是对神的了解没有多很多。少数神学家了解得很好，但对宇宙神秘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
人物周刊：在一次有关宗教的对谈里您说过，知性的价值远不如信仰。
王文兴：信仰是人和神的关系，就像人跟人的关系一样。好感就等于信仰。你对一个人是否有好感，你把这个人的性格、身高、体重、生日记得牢牢的，都没有用。宗教就是这个意思。宗教知识等于我对喜欢的人的身高、职业、收入的了解，这些一概不重要。
（感谢方所为采访提供帮助）
相关链接
王文兴生于福建，祖父王寿昌曾与林纾合译《茶花女》，但王文兴认为，第一次把《茶花女》介绍到中国的节译本主要由其祖父一人完成。
他父亲也写诗，“少量诗不错，基本功很像样，音乐性和流畅都不错”。七姑姑王闲的诗有陶渊明的风格，后来志趣一转，成了京城有名的古琴演奏者。父辈里最有才气的慕陶，喜欢上家里一个丫头，祖父王寿昌勃然大怒，一心拆散他们，就把慕陶送去别处读书，没多久慕陶病死他乡。
王文兴
生于1939年，当代华语文学最受争议的小说家之一，早年与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着有长篇小说《家变》、《背海的人》。2011年，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爷怎么会到这地方来的？真真他妈个穷途末路了！爷记得只不过十天以前都还落落实实的身居台北的，这片时那台北倒是像是已是一千八百年前的事，台北似乎业都已经变化成了一桩回忆——台北之对于这一个小渔港而言亦如同是有高空的月亮那么样的大老远。此处，大约还没有多少人晓得在这岛上竟有这嚒的样的个小针点子，离隔台北多不过纔五个小时——四小时，趁火车；一小时的步行，健足运动；然之，我却恐怕我再也没能回得去了。
——《背海的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