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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郭初阳的同龄人，我们的书架上站立着可以归为同类气质的精神隐私，作为曾经的语文教育的闯将、后来的战士、现在的逃兵，反复观摩这个典型性课堂，觉得有话想说。
从2009年始，长三角地区的语文教育界开始热议两个问题：语文教学的“教什么”和“怎么教”。与此相关，组织了多次以“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为主题的征文比赛和教学大赛。笔者虽然离开语文课堂教学，但还是沪上知名特级教师工作室重点学员，经常参与讨论和实践，思考与撰写的《单元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我们曾经欢欣地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对当下语文教育界过多时髦理论和学术小丑的一种廓清，是一种真诚的返璞归真式的认识和追寻，像迷幻在缭乱图像中的人重新开始研究真正的线条和色彩。
然而我现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说这两个基础性问题能否得到最终的解决和认同，就算这两个基础性的问题完美解决了，是否就能拯救语文教育已然缺失的魅力和日渐沦落的境界？
作为一堂受众人观摩的公开课，就技术层面而言，《沉重的时刻》并不出彩，比如课堂结构头重脚轻，比如学生活动的环节组织得比较松散（关乎怎么教？）；比如品咂诗歌的关键环节展开不从容也不充分，以致属于郭初阳课堂最有魅力的特质部分其实并没有得到展示（关乎教什么？），高潮没有开始却已经结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但我更加愿意将这么一堂已然公开的课当成一堂普通状态下的生态型家常课来看，他的语文课堂非常鲜明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在“教什么”和“怎么教”之外，更多地在完成“为什么而教”的使命，这很契合我们那代人对语文教育的理解和向往。当语文课堂从技术走向精神，这样的课堂后面必然站着两样东西，一是镜，二是境。
在宽松的课堂氛围中提供一面学生自我发现的镜子。里尔克《沉重的时刻》对初三学生而言挑战是巨大的，但在以各种方式读背十一遍以后，学生开始慢慢接受并思考这样一首诗可能的意义。郭初阳将学习诗歌的主动权放给学生，由学生自己质疑置惑，我们看到产生了“我是谁”、“谁是谁”这样有意味的问题，也出现了“为什么强调无缘无故”、“此刻是哪刻”、“为什么用哭笑走死四个动词”、“为什么第二段要换成在夜里”这样的主流问题。问题出来后，教师并不充当答案的提供者，而仅是寻找答案的组织者，这中间又提供了一面学生互相发现的镜子，在讨论“我是谁”和“谁是谁”的过程中学生提供了三四个各有理由的视角，而在讨论“哭笑走死”四个动词时，一个学生将之视为人的一生，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仅仅是这样，还是不够的，他还提供了一面更为深远的镜子，那就是与诗歌本身有着各种关联的更多的诗歌：《登幽州台歌》、《没有人是一座岛屿》、《马丁神父的遗诗》和《论罪与罚》。我注意到《没有人是一座岛屿》是郭初阳自己翻译的，这个细节很有教育意味，它有力地提醒学生们仔细思考老师选择这首诗歌的用意。这面镜子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课堂，帮助学生延展自己的思维，训练自己对照、比较、提炼、抽象的能力。我发现，这个课堂里的讨论以学生的既有经验为出发点，以学生间未有定论的讨论作为阶段性的抵达点，以拓展延伸作为一个新思考产生可能的生发点。在这个课堂里，学生总能从“旧我”走向“新我”，这也许正是郭初阳“为什么而教”的初衷。
许多走进课堂观摩的教师渴望可以找到一只画瓢的葫芦，这样来看，他们或许要失望。这堂课形式朴素，没有流行的多媒体课件，板书也谈不上漂亮，课堂的组织和开展，也谈不上多大的技术难度，有过几年教龄的人都可以做到。“踏实”和“凌空”，“踏实”易仿，“凌空”难摹，而“凌空”的那一部分，就是课堂里的“境”。
首先是胆气，将《沉重的时刻》这样的外国现代诗带进初中课堂的这份胆气。据我所知，中学语文教师最爱教的是古典诗歌，因为现有的权威的解释非常充足；其次是经典的现代诗歌，《再别康桥》之类的，课改之后入选教材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样的诗歌普遍受到教师的心理抵制，教师认为特殊时代的陌生东西难以走进学生的心里。每每听到这样的论调，心里是悲凉的——语文已经不足以承载文化和思想传承这样的使命。当我们面对这首四段小诗，我们其实面对的是语文重拾使命的艰难命题，而郭初阳长期坚持这样去做，让人动容。
其次是底气。将这样另类的文本纳进教学视野，就意味着将自己抛掷在了一个更加荒凉的境地，因为我们宁愿将赞赏和喝彩送给功成名就者做锦上添花的彩头，也不是很想将理解和鼓舞送给寂寞独行者做雪中送炭的心意。而在中学语文课堂里讨论孤独和死亡的话题同样需要更足的底气，因为启蒙思想的工作在公民意识缺失的当下，显得尤为迫切和艰难。
再次是尤为可贵的书生气。这里的书生气我主要指课堂的真实：课堂没经排练，学生所有的表达未经授意出于自己，最后因为时间不够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他选择真实地展现一个语文课堂的切片，因为只要你还站在讲台，生活永远未完成。一个常态的课堂可能就是粘连的，一位教师的个性和风格就在这长期不断的未完成中得以成全。我尤为看重最后的“未完成”，真的，它仿佛在嘲讽许多为了“完成”而忘记使命的语文教师的匠气和虚伪，而这可能也是他想清楚“为什么而教”之后到达的高度。
语文教育的颓势无须讳言，拯救语文教育除了教师们日日盼望的体制变革，尚需有无数像郭初阳这样的语文教育改革的推进者，这面镜子和这种境界告诉我们，语文教师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才刚刚开始。
（卢红霞，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200333）
从2009年始，长三角地区的语文教育界开始热议两个问题：语文教学的“教什么”和“怎么教”。与此相关，组织了多次以“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为主题的征文比赛和教学大赛。笔者虽然离开语文课堂教学，但还是沪上知名特级教师工作室重点学员，经常参与讨论和实践，思考与撰写的《单元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我们曾经欢欣地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对当下语文教育界过多时髦理论和学术小丑的一种廓清，是一种真诚的返璞归真式的认识和追寻，像迷幻在缭乱图像中的人重新开始研究真正的线条和色彩。
然而我现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说这两个基础性问题能否得到最终的解决和认同，就算这两个基础性的问题完美解决了，是否就能拯救语文教育已然缺失的魅力和日渐沦落的境界？
作为一堂受众人观摩的公开课，就技术层面而言，《沉重的时刻》并不出彩，比如课堂结构头重脚轻，比如学生活动的环节组织得比较松散（关乎怎么教？）；比如品咂诗歌的关键环节展开不从容也不充分，以致属于郭初阳课堂最有魅力的特质部分其实并没有得到展示（关乎教什么？），高潮没有开始却已经结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但我更加愿意将这么一堂已然公开的课当成一堂普通状态下的生态型家常课来看，他的语文课堂非常鲜明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在“教什么”和“怎么教”之外，更多地在完成“为什么而教”的使命，这很契合我们那代人对语文教育的理解和向往。当语文课堂从技术走向精神，这样的课堂后面必然站着两样东西，一是镜，二是境。
在宽松的课堂氛围中提供一面学生自我发现的镜子。里尔克《沉重的时刻》对初三学生而言挑战是巨大的，但在以各种方式读背十一遍以后，学生开始慢慢接受并思考这样一首诗可能的意义。郭初阳将学习诗歌的主动权放给学生，由学生自己质疑置惑，我们看到产生了“我是谁”、“谁是谁”这样有意味的问题，也出现了“为什么强调无缘无故”、“此刻是哪刻”、“为什么用哭笑走死四个动词”、“为什么第二段要换成在夜里”这样的主流问题。问题出来后，教师并不充当答案的提供者，而仅是寻找答案的组织者，这中间又提供了一面学生互相发现的镜子，在讨论“我是谁”和“谁是谁”的过程中学生提供了三四个各有理由的视角，而在讨论“哭笑走死”四个动词时，一个学生将之视为人的一生，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仅仅是这样，还是不够的，他还提供了一面更为深远的镜子，那就是与诗歌本身有着各种关联的更多的诗歌：《登幽州台歌》、《没有人是一座岛屿》、《马丁神父的遗诗》和《论罪与罚》。我注意到《没有人是一座岛屿》是郭初阳自己翻译的，这个细节很有教育意味，它有力地提醒学生们仔细思考老师选择这首诗歌的用意。这面镜子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课堂，帮助学生延展自己的思维，训练自己对照、比较、提炼、抽象的能力。我发现，这个课堂里的讨论以学生的既有经验为出发点，以学生间未有定论的讨论作为阶段性的抵达点，以拓展延伸作为一个新思考产生可能的生发点。在这个课堂里，学生总能从“旧我”走向“新我”，这也许正是郭初阳“为什么而教”的初衷。
许多走进课堂观摩的教师渴望可以找到一只画瓢的葫芦，这样来看，他们或许要失望。这堂课形式朴素，没有流行的多媒体课件，板书也谈不上漂亮，课堂的组织和开展，也谈不上多大的技术难度，有过几年教龄的人都可以做到。“踏实”和“凌空”，“踏实”易仿，“凌空”难摹，而“凌空”的那一部分，就是课堂里的“境”。
首先是胆气，将《沉重的时刻》这样的外国现代诗带进初中课堂的这份胆气。据我所知，中学语文教师最爱教的是古典诗歌，因为现有的权威的解释非常充足；其次是经典的现代诗歌，《再别康桥》之类的，课改之后入选教材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样的诗歌普遍受到教师的心理抵制，教师认为特殊时代的陌生东西难以走进学生的心里。每每听到这样的论调，心里是悲凉的——语文已经不足以承载文化和思想传承这样的使命。当我们面对这首四段小诗，我们其实面对的是语文重拾使命的艰难命题，而郭初阳长期坚持这样去做，让人动容。
其次是底气。将这样另类的文本纳进教学视野，就意味着将自己抛掷在了一个更加荒凉的境地，因为我们宁愿将赞赏和喝彩送给功成名就者做锦上添花的彩头，也不是很想将理解和鼓舞送给寂寞独行者做雪中送炭的心意。而在中学语文课堂里讨论孤独和死亡的话题同样需要更足的底气，因为启蒙思想的工作在公民意识缺失的当下，显得尤为迫切和艰难。
再次是尤为可贵的书生气。这里的书生气我主要指课堂的真实：课堂没经排练，学生所有的表达未经授意出于自己，最后因为时间不够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他选择真实地展现一个语文课堂的切片，因为只要你还站在讲台，生活永远未完成。一个常态的课堂可能就是粘连的，一位教师的个性和风格就在这长期不断的未完成中得以成全。我尤为看重最后的“未完成”，真的，它仿佛在嘲讽许多为了“完成”而忘记使命的语文教师的匠气和虚伪，而这可能也是他想清楚“为什么而教”之后到达的高度。
语文教育的颓势无须讳言，拯救语文教育除了教师们日日盼望的体制变革，尚需有无数像郭初阳这样的语文教育改革的推进者，这面镜子和这种境界告诉我们，语文教师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才刚刚开始。
（卢红霞，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2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