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虽然结束，但有关高考的新闻热度依然不减。近日，有家长反映甘肃高考理综第23题印刷不清晰，经核实是印刷场设备陈旧扫描效果差造成的。6月13日，甘肃省高等学校招生办表示，除空白卷外，23题的3个得分点不论答案为何，均得7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处理结果——所有对3个得分点选择答题的考生均获得了7分回报。实质上，这是对所有考生乃至考试制度的侮辱——答对者付出的努力程度、对试题的辛苦求解而得出的正确认知，居然与答错者得到同样的分数，如何体现奖优惩劣的杠杆作用、实现“有能者得之”的社會公平？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监管失守，公平买单”的现象。几年前，某地高考试卷数学试题本身设计出错，官方处理是所有考生答案作废；另外一个地方的高考文科综合科统分出错，导致分数线重新划定，某些按照原本分数线可上线的考生空欢喜一场；这些“出错事件”无一例外来自于公共监管体系失守，而处理走向不是惩戒负有直接与间接责任人的当事者，而是采取无辜者遭殃的纠错成本转移，公平底线也由此不断后移。
　　“监管失守，公平买单”从逻辑上而言不堪一击，却在现实层面长期存在，必然隐含了某种“灰色合理性”：看似严密的制度设计，不过是单向针对普通考生、家长与社会各界的照本宣科，一旦出现触及权力掌握者切身利益的“突发事件”，就会迅速浮现大量可供人为操纵的活动空间，以充满弹性的结论性字眼，从个体责任向群体责任扩散、出现推卸给不说话的制度等后果。原应坚守的基准公平被图解为自由阐释下的人为公平，以所谓“次优选择”等麻痹公众神经，推卸应担责任。
　　高考公平的“人均7分化”所起到的反向效应，是向制度执行者、监管者与广大考生提供了利益诱导下的心理暗示：出错没什么大不了，可以通过社会公平买单。
　　“犯错者负责”的制度缺位，必会让简单而清晰的责任界分，异化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关系，引发公众对法治信仰的迷失、责任人对监管秩序的玩弄。
　　高考结束了，但有关高考被“人均7分”廉价兜售的真相呈现，足以让我们继续深思有关公平的社会命题。实现教育部门自裁自决之外的“第三方监管”，强化公民举报、舆论曝光与人大问责等异体监督，理应成为高考及整个教育公平体系的全新制度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