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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郭沫若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以杂文和小说著称于世，郭沫若则以诗歌及历史剧独辟蹊径。由于社会历史与个人经历的原因，两人未曾谋面，这在郭沫若来说，“是莫大的遗憾”（郭沫若语）。然而在郭沫若的心灵深处，却始终对鲁迅怀着崇敬、景仰和钦佩之情。
郭沫若终生礼赞鲁迅的楹联凡五题，这些楹联写得思想深邃、立意清新、气度恢宏、真切动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溘然长逝，郭沫若十分悲恸，撰写挽联二副。
《挽鲁迅》其一是：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辞世的噩耗传来时，郭沫若正居日本，凄凉的心境促使他当晚就写下了《民族的杰作——悼唁鲁迅先生》一文，誉称鲁迅是“宏朗的大星”，“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这副挽联将鲁迅与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相提并论，由衷表达了中苏人民痛失两位文学大师的沉痛哀悼之情，寄托了郭沫若对鲁迅先生无限钦敬之情。
上联中的“方悬四月”，意指鲁迅谢世的时间与高尔基逝世(1936年6月18日)的时间，仅仅相隔4个月。郭沫若在文中悲切地写道：“接到高尔基死耗时是六月十九日清晨，那时天在下雨。接到鲁迅死耗的今天是十月十九日，也微微地在下着秋雨……雨，怕是‘自然’在哀悼这个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吧?”
下联中的“二心”，本指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这里泛指鲁迅的作品。
所谓“憾无一面”，意即遗憾未能与鲁迅见过一面。郭沫若在1936年11月16日出版的《现世界》第1卷第7期上，发表了题为《坠落了一个巨星》的文章，内称：“尽管是(与鲁迅)生在同一国土，同一时代，并且长时间地从事于同性质、同倾向的工作，却一次也没有得到晤面的机会，甚至连一次通讯也没有。”4年后，他又在《羽书集》里表示，以“(对鲁迅)的生活、性情、思想，不曾有过直接的接触”而引为憾事。
《挽鲁迅》其二是：
平生功业尤拉化，
旷代文章数阿Q。
这副挽联是鲁迅逝世时，郭沫若代表质文社同仁书写的，挽联上下款作“鲁迅导师千古”、“质文社同人哀挽”。
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质文社是左联留日支部的一家杂志社，其机关刊物原名《杂文》，后遭日本警察厅查封，遂由郭沫若改名《质文》继续出刊。此挽联刊登在1936年出版的《质文》第2卷第2期，挽联高度评价了鲁迅终生提倡文字改革的功绩和文学创作的不朽成就。
这里的“拉化”系“拉丁化”的略语，乃指汉字书写的改革。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里写道：“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郭沫若满怀深情地在《民族的杰作》里说：“近年来，鲁迅对于前进文艺乃至一般文化，尤其语言的大众化与拉丁化这些工作特别加意促进，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均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建议推行新文字。
“阿Q”，指代鲁迅著名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篇小说不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顶级作品，且为世界名著，郭沫若一向推崇备至。
1940年6月，在鲁迅逝世四周年前夕，郭沫若于重庆著有《写在菜油灯下》一文，文末附楹联《赞鲁迅》一副：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郭沫若在文章中指出：鲁迅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压抑，“顷刻也不曾停止过反抗的呼声”“这呼声像在千岩万壑中冲进着的流泉，蜿蜒、洄冱、激荡、停蓄，有时在深处潜行，有时忽然暴怒成银河倾泻的瀑布。”上联巧妙地撷取各种自然景物，深喻鲁迅性格和文风上狂飙突进和严肃冷峻的特点；下联则热情而深沉地预示着，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帜，其巨大影响将日益深入人心，千百万的继承者将在鲁迅“民族魂”的大纛下阔步前进，去创造光辉的未来。
1942年10月，郭沫若应邀为朋友作《题鲁迅浮雕像》楹联一副：
返国空余挂墓剑，
斫泥难觅运风斤。
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孔雀胆》时，结识昆明的一位文友杨亚宁。1942年10月8日，杨亚宁致函郭沫若，说自己由重庆购得鲁迅石膏浮雕像一具，请求郭沫若写一副楹联陪于像侧。郭沫若接信后，立即写了这副楹联寄去。
上联“挂墓剑”含一个典故。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路经徐国。徐君主看中吴公子的宝剑，有意讨要又不便启齿，季札心领神会，决定将剑赠徐，只是出使尚需，暂不能献。待季札完成使命返回又到徐国时，徐君已死。于是季札当即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遂扬长而去。从者不解询之，季札答“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必哉!”意即当初我心里已把宝剑许给了徐君，如今难道因人亡而违背自己的心志吗?郭沫若在这里引用“挂剑”典故，旨在说明对鲁迅先生的恪礼尚义、无限眷念的情怀。
下联所用典故来自《庄子·徐无鬼》是说楚国郢都有一人鼻尖上沾染了一块如蝇翅一般大小的白粉，于是请石匠给他砍掉。这个人挺身而立，面不改色地任凭石匠砍削，石匠的斧头上下挥动似刮风一样，以至于白粉被砍掉了而鼻子却没受点滴之伤。在这里，郭沫若用“斫泥”“运风斤”(斤即指斧钺)盛誉鲁迅那种犀利精湛、炉火纯青的文笔，意指设若自己身上偶有污染，想再找像鲁迅那样高明的大师批评剔除，已是很难得的了，充分表明了郭沫若对鲁迅精诚服膺、顶礼膜拜的推崇，进而彰显自身诚惶诚恐、严于律己的精神。
1955年冬一日，郭沫若足至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瞻仰鲁迅故居并参观鲁迅纪念馆，感慨之余，挥毫书写了《题鲁迅纪念馆》一联。
中国已新生，
方向更光明。
那年，鲁迅奋斗终生、为之献身的新中国业已诞生六载，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地沿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前进。遥想鲁迅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不屈不挠、艰苦抗争，郭沫若抚今追昔，感慨顿生，一种由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以楹联告慰鲁迅的在天之灵，倾听“地下的笑声”。文
郭沫若终生礼赞鲁迅的楹联凡五题，这些楹联写得思想深邃、立意清新、气度恢宏、真切动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溘然长逝，郭沫若十分悲恸，撰写挽联二副。
《挽鲁迅》其一是：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辞世的噩耗传来时，郭沫若正居日本，凄凉的心境促使他当晚就写下了《民族的杰作——悼唁鲁迅先生》一文，誉称鲁迅是“宏朗的大星”，“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这副挽联将鲁迅与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相提并论，由衷表达了中苏人民痛失两位文学大师的沉痛哀悼之情，寄托了郭沫若对鲁迅先生无限钦敬之情。
上联中的“方悬四月”，意指鲁迅谢世的时间与高尔基逝世(1936年6月18日)的时间，仅仅相隔4个月。郭沫若在文中悲切地写道：“接到高尔基死耗时是六月十九日清晨，那时天在下雨。接到鲁迅死耗的今天是十月十九日，也微微地在下着秋雨……雨，怕是‘自然’在哀悼这个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吧?”
下联中的“二心”，本指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这里泛指鲁迅的作品。
所谓“憾无一面”，意即遗憾未能与鲁迅见过一面。郭沫若在1936年11月16日出版的《现世界》第1卷第7期上，发表了题为《坠落了一个巨星》的文章，内称：“尽管是(与鲁迅)生在同一国土，同一时代，并且长时间地从事于同性质、同倾向的工作，却一次也没有得到晤面的机会，甚至连一次通讯也没有。”4年后，他又在《羽书集》里表示，以“(对鲁迅)的生活、性情、思想，不曾有过直接的接触”而引为憾事。
《挽鲁迅》其二是：
平生功业尤拉化，
旷代文章数阿Q。
这副挽联是鲁迅逝世时，郭沫若代表质文社同仁书写的，挽联上下款作“鲁迅导师千古”、“质文社同人哀挽”。
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质文社是左联留日支部的一家杂志社，其机关刊物原名《杂文》，后遭日本警察厅查封，遂由郭沫若改名《质文》继续出刊。此挽联刊登在1936年出版的《质文》第2卷第2期，挽联高度评价了鲁迅终生提倡文字改革的功绩和文学创作的不朽成就。
这里的“拉化”系“拉丁化”的略语，乃指汉字书写的改革。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里写道：“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郭沫若满怀深情地在《民族的杰作》里说：“近年来，鲁迅对于前进文艺乃至一般文化，尤其语言的大众化与拉丁化这些工作特别加意促进，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均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建议推行新文字。
“阿Q”，指代鲁迅著名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篇小说不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顶级作品，且为世界名著，郭沫若一向推崇备至。
1940年6月，在鲁迅逝世四周年前夕，郭沫若于重庆著有《写在菜油灯下》一文，文末附楹联《赞鲁迅》一副：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郭沫若在文章中指出：鲁迅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压抑，“顷刻也不曾停止过反抗的呼声”“这呼声像在千岩万壑中冲进着的流泉，蜿蜒、洄冱、激荡、停蓄，有时在深处潜行，有时忽然暴怒成银河倾泻的瀑布。”上联巧妙地撷取各种自然景物，深喻鲁迅性格和文风上狂飙突进和严肃冷峻的特点；下联则热情而深沉地预示着，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帜，其巨大影响将日益深入人心，千百万的继承者将在鲁迅“民族魂”的大纛下阔步前进，去创造光辉的未来。
1942年10月，郭沫若应邀为朋友作《题鲁迅浮雕像》楹联一副：
返国空余挂墓剑，
斫泥难觅运风斤。
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孔雀胆》时，结识昆明的一位文友杨亚宁。1942年10月8日，杨亚宁致函郭沫若，说自己由重庆购得鲁迅石膏浮雕像一具，请求郭沫若写一副楹联陪于像侧。郭沫若接信后，立即写了这副楹联寄去。
上联“挂墓剑”含一个典故。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路经徐国。徐君主看中吴公子的宝剑，有意讨要又不便启齿，季札心领神会，决定将剑赠徐，只是出使尚需，暂不能献。待季札完成使命返回又到徐国时，徐君已死。于是季札当即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遂扬长而去。从者不解询之，季札答“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必哉!”意即当初我心里已把宝剑许给了徐君，如今难道因人亡而违背自己的心志吗?郭沫若在这里引用“挂剑”典故，旨在说明对鲁迅先生的恪礼尚义、无限眷念的情怀。
下联所用典故来自《庄子·徐无鬼》是说楚国郢都有一人鼻尖上沾染了一块如蝇翅一般大小的白粉，于是请石匠给他砍掉。这个人挺身而立，面不改色地任凭石匠砍削，石匠的斧头上下挥动似刮风一样，以至于白粉被砍掉了而鼻子却没受点滴之伤。在这里，郭沫若用“斫泥”“运风斤”(斤即指斧钺)盛誉鲁迅那种犀利精湛、炉火纯青的文笔，意指设若自己身上偶有污染，想再找像鲁迅那样高明的大师批评剔除，已是很难得的了，充分表明了郭沫若对鲁迅精诚服膺、顶礼膜拜的推崇，进而彰显自身诚惶诚恐、严于律己的精神。
1955年冬一日，郭沫若足至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瞻仰鲁迅故居并参观鲁迅纪念馆，感慨之余，挥毫书写了《题鲁迅纪念馆》一联。
中国已新生，
方向更光明。
那年，鲁迅奋斗终生、为之献身的新中国业已诞生六载，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地沿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前进。遥想鲁迅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不屈不挠、艰苦抗争，郭沫若抚今追昔，感慨顿生，一种由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以楹联告慰鲁迅的在天之灵，倾听“地下的笑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