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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充《论衡》一书多次言及“文德”，其意义广泛含义丰富：文有益于国，彰德惩恶；文所载之道、所言之志、所抒之情应当外形内情相符会；文离不开创作主体，作品的内在精神是作家道德品质的折射，道德品格是文人人品的核心，创作者应加强自身修养。王充言文之外形内情应当相符会是对当时言多过实，繁文丽辞之风的矫正；其作家修养论，为人重于为文对后代文学文论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王充；“文德”；功用；内外相符；德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按章学诚的说法，此前无人论及“文德”。其实“文德”作为文学理论术语发诸于王充，《论衡》一书多次言及“文德”，如《佚文篇》有“以文为操”、“文德之操为文”，不仅此篇涉及“文德”，其它各篇亦有“文德”之论。目前学界对王充“文德”所论甚少，只是论及“文德”时有所涉及，如李喜明《‘文德说’浅析》一文认为王充“文德”只言“写文章的道德”，综合王充对“文德”的相关论述，“文德”并非只言写文章的道德，于此，故作剖析。
一、文之彰德惩恶
中国古代文论中多言及文的社会功用，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王充从这一原理出发，强调著述者著文应当能为“世用”，“文为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着，一章无补。”在《佚文篇》中，他提出了五经六艺、诸子传书、造论著说、上书奏记、文德之操五种文体，认为若立五文在世，便可成圣贤。但从文之功用观这一角度看：五文之中，造论著说之文为嘉，“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诸子之作“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不补于化”；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文德之操则是“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上”。言下之意，他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作文应补益于国，益于教化之文，认为文有助于推动、美化国家：
鸿笔之文，国之船彩画也。农无疆夫，谷粟不登；国无强文，德暗不彰。
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厥高非徒参天也。
将擅长写文章之人，比作国之船、彩画、云雨，倘若国无强文，君王的功德便不彰显，名声便不能传于世。载国德于传书之上，传显赫名声于万世之间，才能将圣主之德永无止境地流传下去。秦本属于无道之国，李斯刻石纪颂帝德，使观读者见尧舜之美；汉德名著，因未立邦表之言，浩大宽广的功德，未光于世。
文不仅能彰显功德，也能劝善惩恶。《论语》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大序》言观诗可以明得失，因而改之，所以“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郑玄《诗谱序》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朱熹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认为《诗》之功能是歌赞功德，颂扬美德，指正过失、匡救其恶，使善者可以继续保持善心，使其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匡正他们的情性。王充也认为文人作文并不仅仅是为了玩弄笔墨，一味地追求外在形式的光鲜亮丽，而是要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文能记载人一生的事迹，传播人一生的名声功绩，以促使善者继续以善自勉，恶者自禁其惡。班叔皮续《太史公书》，乡里人引以为戒，发挥了文劝善惩恶的功能。“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由此看来，不管是圣人做经还是贤者作传记，上至孔子、墨子，下至荀子、孟子，所作之文都要发挥它的扬善劝惩的作用，以正不良之风，使他们返归到正道上来。张元济《四部丛刊》有言：“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礼崩乐坏而《春秋》作，彰善贬恶，整顿乱世使其返归正道。王充从文之功用的角度，倡导文为世用，文不仅有助于美化国家，也能彰善惩恶，这一论述对后世文论产生影响。
二、文之表里悉相副称
文之于社会有重要的作用，能彰其德劝其恶，具有表彰意义和规训作用，由此文所载之道、所言之志、所抒之情便显得十分重要。
“德”言内容，“文”表形式，德须以文来表现。“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天、人都以文采来表现，大人、君子也都以文采来表现品德操行。所谓物以文为表现，人以文为基础，文之多少辩贤人之高下也，作愚杰之论断。王充重文采”，认为“人无文采则为仆人”。他还以“文”论及当时作者，说周长生“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桓谭“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班固、贾逵、杨终、傅毅“名香文美”，以“人工之文”喻文采对于人的重要性，亦可见文对于人的重大意义。不独于人，物亦如此，“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蛇；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龙、凤、虎、龟在动物类为最贤者，它们都因体有其文采矣。对于社会来说，文是文化繁荣的象征，那些祥瑞征兆莫不以“文”来表现，王充以汉兴秦亡为例，认为汉之所兴，秦之所亡，则是因为汉授天之文，秦灭其文，故而得出，一切祥瑞、符命、神灵都不能脱离纹理，莫不以纹理来表现。由此看来，文采对于人或是自然万物、社会之功效。
王充重“文”，认为德待文也，但这并不是其实质，他对“士之论高，何以为文”的问难，以“文质乃成”为驳，认为不能徒有“华”而无“实”、有“实”而无“华”，应做到“文之外形内情相符合”。面对世风日离，言多过实的情况，他专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之文，认为不能徒有其“文”，而无“德”之操。其《超奇篇》通过心、胸、文、笔之间的关系详细论述了文德实质，“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笔能够著文，心能够谋论；文从胸中出，心以文来表现，“心”、“胸”言内容，能谋论、“文”、“笔”表形式，能著文和表达。通过这二者的关系，说明了不能只重文轻德，徳溺于文，也不能只重德轻文，二者兼顾方为最善，要“内外表里，悉相副称”。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以植物、果实为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植物下有根和茎，上有花和叶；果实内有核，外有皮壳。同理，“文墨”、“言辞”是读书人的“荣叶”、“皮壳”；而“实诚”、“胸臆”是其“根株”、“实核”。内主里外主形，内外相符称，故而能意奋而笔纵，真情便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王充论文章，既要求内容的“实诚”，也要求形式的“文墨”，须做到两者统一。由此“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也就成为他写作《论衡》的目的，他倡导事不增损的作文观，倡导“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他们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负善。他既重德（实、质），又重文采的表达（华、文），言文之外形内情要相符会，将二者紧密结合。 三、文之基为德
文有益于国，其作品须文之外形内情要相符会，“文德”之“德”虽与“质”密切相关，但在某种程度上另有其特殊含义，重在言作家的修养品行。
《论衡》一书论“文德”，含义丰富，尤其“文”之意，不同部分所言“文”，分属于不同系统，内容不一。《轶文篇》有“以文为操”、“文德之操为文”，此所言“文”指礼乐所规定的、合乎道德的文饰仪表。《书解篇》有“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甚者文弥褥，德弥彰者文弥明。”将“文德”比作为“世服”，“文”管外在表现，“德”言内在涵养，将“文”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德充文昌、“德”决定“文”。《自纪篇》有“文德不丰，非吾所藏。”这里所言“文德”之“文”即为著书作文。由此观之，“文德”之“文”含义颇丰，有释为合乎礼乐、道德规定的文饰仪表，有著书作文之意，但二者都与“德”相关，这恰好证实了王充对“德”的重视。自《论语》就有：“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德”是“言”之基础，言、德也可相背离。扬雄《法言·君子》云：“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文可“彪外”，但须“弸中”。“中”决定“外”，“德”为人之核心，亦是重视修德的思想。
“德”作为创作者自身必备的素养，是著书作文的基础。自《论语·学而篇》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有以德为先文章为末之意。王充亦是如此，认为德行操守是人之根本，将作家道德修养至于著书作文之前，“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更是将“文德之操”作为一种文体，提出“五文”说，亦可见他非常注重文人的道德操守。他将文与德之关系做了详细的论述，“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文繁，德高文积”，即是内在的德决定外在的文，道德操行越高，文就越多彩，越鲜明，也就越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在社会上发挥着表率作用。王充认为那些“德细”“文德不丰”之人不足言说，而那些德行高尚美好，行为高尚、志气不凡之人，才是杰出的人才。为了发扬这种精神，王充以扬子云和班叔皮两个正面例子作此论述：
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观之，见以正邪，安宜妄记！
扬雄作《法言》、班彪续《史记后传》，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外界的干扰，或是利益的诱惑，或是友情的困扰，但他们都不为所动。扬雄不为财劝，班彪不为恩扰，坚守公正无私的德心如实记录，发扬实录精神，在王充看来，著书作文能够“不为财劝”、“不为恩挠”，便是坚守了文人的道德节操。王充将儒生至于文吏之上，原因之一是“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节”；“儒生不为非而文吏好为奸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仪义也。”
屈原给中国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司马迁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对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仍然“九死其犹未悔”的人格魅力表示高度钦佩，“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守住自己的独立人格，因其独立的人格魅力，他的《离骚》被刘勰评价为“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杜甫因自身所具备的德行，也造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张戒评曰：“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已。”亦可看出伟大的人格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综上所述，王充“文德”并非只言“写文章的道德”，他所言“文德”内容广泛，即：文之于社会功用，有益于国，彰德惩恶；垂文时能够文之外形内情应当相符会；文章所载之道、所言之志、所抒之情離不开创作主体，作品的内在精神是作家道德品质的折射，道德品格是文人人品的核心，创作者应加强自身修养。王充言文之外形内情应当相符会是对当时言多过实，繁文丽辞之风的矫正，其文章道德论、为人重于为文对后代文学文论不无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4：259.
[2]李喜明.‘文德说’浅析[J].新闻爱好者月刊，2008（10）.
[3]（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30-584.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
[5]（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6]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75.
[7]张元济.四部丛刊《国语·楚语》（卷十七）[M].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2015：1.
[8]扬雄.法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37.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4.
[1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6.
[1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458-459.
作者简介
张素梅（1993—），女，重庆奉节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传媒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文论。
关键词：王充；“文德”；功用；内外相符；德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按章学诚的说法，此前无人论及“文德”。其实“文德”作为文学理论术语发诸于王充，《论衡》一书多次言及“文德”，如《佚文篇》有“以文为操”、“文德之操为文”，不仅此篇涉及“文德”，其它各篇亦有“文德”之论。目前学界对王充“文德”所论甚少，只是论及“文德”时有所涉及，如李喜明《‘文德说’浅析》一文认为王充“文德”只言“写文章的道德”，综合王充对“文德”的相关论述，“文德”并非只言写文章的道德，于此，故作剖析。
一、文之彰德惩恶
中国古代文论中多言及文的社会功用，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王充从这一原理出发，强调著述者著文应当能为“世用”，“文为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着，一章无补。”在《佚文篇》中，他提出了五经六艺、诸子传书、造论著说、上书奏记、文德之操五种文体，认为若立五文在世，便可成圣贤。但从文之功用观这一角度看：五文之中，造论著说之文为嘉，“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诸子之作“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不补于化”；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文德之操则是“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上”。言下之意，他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作文应补益于国，益于教化之文，认为文有助于推动、美化国家：
鸿笔之文，国之船彩画也。农无疆夫，谷粟不登；国无强文，德暗不彰。
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厥高非徒参天也。
将擅长写文章之人，比作国之船、彩画、云雨，倘若国无强文，君王的功德便不彰显，名声便不能传于世。载国德于传书之上，传显赫名声于万世之间，才能将圣主之德永无止境地流传下去。秦本属于无道之国，李斯刻石纪颂帝德，使观读者见尧舜之美；汉德名著，因未立邦表之言，浩大宽广的功德，未光于世。
文不仅能彰显功德，也能劝善惩恶。《论语》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大序》言观诗可以明得失，因而改之，所以“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郑玄《诗谱序》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朱熹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认为《诗》之功能是歌赞功德，颂扬美德，指正过失、匡救其恶，使善者可以继续保持善心，使其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匡正他们的情性。王充也认为文人作文并不仅仅是为了玩弄笔墨，一味地追求外在形式的光鲜亮丽，而是要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文能记载人一生的事迹，传播人一生的名声功绩，以促使善者继续以善自勉，恶者自禁其惡。班叔皮续《太史公书》，乡里人引以为戒，发挥了文劝善惩恶的功能。“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由此看来，不管是圣人做经还是贤者作传记，上至孔子、墨子，下至荀子、孟子，所作之文都要发挥它的扬善劝惩的作用，以正不良之风，使他们返归到正道上来。张元济《四部丛刊》有言：“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礼崩乐坏而《春秋》作，彰善贬恶，整顿乱世使其返归正道。王充从文之功用的角度，倡导文为世用，文不仅有助于美化国家，也能彰善惩恶，这一论述对后世文论产生影响。
二、文之表里悉相副称
文之于社会有重要的作用，能彰其德劝其恶，具有表彰意义和规训作用，由此文所载之道、所言之志、所抒之情便显得十分重要。
“德”言内容，“文”表形式，德须以文来表现。“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天、人都以文采来表现，大人、君子也都以文采来表现品德操行。所谓物以文为表现，人以文为基础，文之多少辩贤人之高下也，作愚杰之论断。王充重文采”，认为“人无文采则为仆人”。他还以“文”论及当时作者，说周长生“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桓谭“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班固、贾逵、杨终、傅毅“名香文美”，以“人工之文”喻文采对于人的重要性，亦可见文对于人的重大意义。不独于人，物亦如此，“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蛇；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龙、凤、虎、龟在动物类为最贤者，它们都因体有其文采矣。对于社会来说，文是文化繁荣的象征，那些祥瑞征兆莫不以“文”来表现，王充以汉兴秦亡为例，认为汉之所兴，秦之所亡，则是因为汉授天之文，秦灭其文，故而得出，一切祥瑞、符命、神灵都不能脱离纹理，莫不以纹理来表现。由此看来，文采对于人或是自然万物、社会之功效。
王充重“文”，认为德待文也，但这并不是其实质，他对“士之论高，何以为文”的问难，以“文质乃成”为驳，认为不能徒有“华”而无“实”、有“实”而无“华”，应做到“文之外形内情相符合”。面对世风日离，言多过实的情况，他专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之文，认为不能徒有其“文”，而无“德”之操。其《超奇篇》通过心、胸、文、笔之间的关系详细论述了文德实质，“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笔能够著文，心能够谋论；文从胸中出，心以文来表现，“心”、“胸”言内容，能谋论、“文”、“笔”表形式，能著文和表达。通过这二者的关系，说明了不能只重文轻德，徳溺于文，也不能只重德轻文，二者兼顾方为最善，要“内外表里，悉相副称”。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以植物、果实为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植物下有根和茎，上有花和叶；果实内有核，外有皮壳。同理，“文墨”、“言辞”是读书人的“荣叶”、“皮壳”；而“实诚”、“胸臆”是其“根株”、“实核”。内主里外主形，内外相符称，故而能意奋而笔纵，真情便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王充论文章，既要求内容的“实诚”，也要求形式的“文墨”，须做到两者统一。由此“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也就成为他写作《论衡》的目的，他倡导事不增损的作文观，倡导“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他们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负善。他既重德（实、质），又重文采的表达（华、文），言文之外形内情要相符会，将二者紧密结合。 三、文之基为德
文有益于国，其作品须文之外形内情要相符会，“文德”之“德”虽与“质”密切相关，但在某种程度上另有其特殊含义，重在言作家的修养品行。
《论衡》一书论“文德”，含义丰富，尤其“文”之意，不同部分所言“文”，分属于不同系统，内容不一。《轶文篇》有“以文为操”、“文德之操为文”，此所言“文”指礼乐所规定的、合乎道德的文饰仪表。《书解篇》有“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甚者文弥褥，德弥彰者文弥明。”将“文德”比作为“世服”，“文”管外在表现，“德”言内在涵养，将“文”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德充文昌、“德”决定“文”。《自纪篇》有“文德不丰，非吾所藏。”这里所言“文德”之“文”即为著书作文。由此观之，“文德”之“文”含义颇丰，有释为合乎礼乐、道德规定的文饰仪表，有著书作文之意，但二者都与“德”相关，这恰好证实了王充对“德”的重视。自《论语》就有：“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德”是“言”之基础，言、德也可相背离。扬雄《法言·君子》云：“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文可“彪外”，但须“弸中”。“中”决定“外”，“德”为人之核心，亦是重视修德的思想。
“德”作为创作者自身必备的素养，是著书作文的基础。自《论语·学而篇》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有以德为先文章为末之意。王充亦是如此，认为德行操守是人之根本，将作家道德修养至于著书作文之前，“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更是将“文德之操”作为一种文体，提出“五文”说，亦可见他非常注重文人的道德操守。他将文与德之关系做了详细的论述，“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文繁，德高文积”，即是内在的德决定外在的文，道德操行越高，文就越多彩，越鲜明，也就越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在社会上发挥着表率作用。王充认为那些“德细”“文德不丰”之人不足言说，而那些德行高尚美好，行为高尚、志气不凡之人，才是杰出的人才。为了发扬这种精神，王充以扬子云和班叔皮两个正面例子作此论述：
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观之，见以正邪，安宜妄记！
扬雄作《法言》、班彪续《史记后传》，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外界的干扰，或是利益的诱惑，或是友情的困扰，但他们都不为所动。扬雄不为财劝，班彪不为恩扰，坚守公正无私的德心如实记录，发扬实录精神，在王充看来，著书作文能够“不为财劝”、“不为恩挠”，便是坚守了文人的道德节操。王充将儒生至于文吏之上，原因之一是“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节”；“儒生不为非而文吏好为奸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仪义也。”
屈原给中国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司马迁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对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仍然“九死其犹未悔”的人格魅力表示高度钦佩，“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守住自己的独立人格，因其独立的人格魅力，他的《离骚》被刘勰评价为“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杜甫因自身所具备的德行，也造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张戒评曰：“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已。”亦可看出伟大的人格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综上所述，王充“文德”并非只言“写文章的道德”，他所言“文德”内容广泛，即：文之于社会功用，有益于国，彰德惩恶；垂文时能够文之外形内情应当相符会；文章所载之道、所言之志、所抒之情離不开创作主体，作品的内在精神是作家道德品质的折射，道德品格是文人人品的核心，创作者应加强自身修养。王充言文之外形内情应当相符会是对当时言多过实，繁文丽辞之风的矫正，其文章道德论、为人重于为文对后代文学文论不无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4：259.
[2]李喜明.‘文德说’浅析[J].新闻爱好者月刊，2008（10）.
[3]（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30-584.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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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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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素梅（1993—），女，重庆奉节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传媒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