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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煤矿职工望着关停的矿井。自同家梁矿关停的消息发出后，每天都有不少老职工来到现场，希望能看这座矿井关停前最后一眼。
那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一点点被水泥糊住、凝结。大风哗哗地刮，上百个中年男子围在四周，静悄悄的。
“这么好的矿，就这样关了啊。”半天，人群中冒出一句。
在轰轰隆隆开采了78年后，山西大同市同家梁煤矿在2016年10月19日，迎来了关停。它是山西省“去产能”首批关停的煤矿中，生产能力最大的矿井，职工超过4000人，矿区家属上万人。
老矿工王树平很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安排——参加培训，等待集团内部的分流。只是，他依旧遵循34年来的生物钟，经常清晨5点醒来，从生活区缓缓走到矿井。结着冰碴子的矿井空了，被封了。王树平扭头离开。可没几天，他又不自觉走到这儿了。
几个月内，上千名同家梁矿的矿工已被分流到大同煤炭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团”）的其他矿井，还有不少人和王树平一样，等待着分流。
在更大的一张图纸上，他们属于31600分之一。作为全国产煤大省，山西省2016年共关闭退出、减量重组煤矿25座，退出产能2325万吨，安置煤炭钢铁去产能转岗职工3.16万人。
这个57岁的矿工希望自己将来不要去太远的地方。从出生到现在，王树平一直待在这座离市区近20公里远的矿区。从漫山遍野的土房窑洞到拔地而起的小楼再到如今鳞次栉比的家属区，同家梁矿长出了生活区，他也从咿呀学语的婴儿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一个父亲和一个爷爷，四代人被黑色的煤养育，参与了这座拥有78年历史矿井的日常。
漫长的时间里，几代人在这里出生、学习、恋爱、工作，黑色的煤一点点浸染这些人、这些家庭。如今，矿井封闭、矿工离开，可它依旧顽固地停留在矿区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在王树平那儿，它是每个清晨上班时朝双亲屋子的轻轻一瞥；它也是一名矿工父亲多年来面对儿女的沉默和无措；它还是一个矿区女人指甲里永远洗不干净的煤渣。
“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它渗透了，无论你走到哪儿、无论你多大，你的人生都会带着它的痕迹，黑色的，煤的痕迹。”一个年轻的“矿三代”说。
他们会聊特朗普聊朴槿惠，却很少谈论煤矿关停和“去产能”，因为聊起来“太难受了”
被卡车压出褶皱的公路将同家梁煤矿一分为二，南面是矿井和办公大楼，北边则是沿着狭长的山谷修建的家属楼、商店以及广场。南北两侧蔓延的大山把同家梁矿围住，勾勒出一只眼睛的弧度，深埋地下的煤像是黑色的眼珠。
呼啸而过的卡车和蜿蜒的铁轨，将黑色的煤块从这只“眼睛”里运走，再发往全国各地的发电厂、锅炉房和五花八门的工厂，直到最后变成支撑这座城市的GDP数值。
在黑色的地下世界穿梭的王树平，隐约感觉到，同家梁矿齿轮转动的速度和这个国家的变动有关。
1992年后，靠煤发电的工厂在这个国度的东部和中部遍地开花，黑黢黢的煤成了“金疙瘩”。2001年，山西省对煤炭工业的投资实现27.8%的增长。
王树平眼看着食品厂、齿轮厂、纺织厂，一个又一个工厂告别着日新月异的大同市，一个又一个昔日的“铁饭碗”被砸碎，唯有地底下的煤让自己依旧稳稳当当，躲过了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也躲过了阴云密布的下岗潮。
就连他的儿子王嘉伟，也对这段“好时光”记忆犹新。“同家梁矿有几亿吨的煤炭存量，养活个五六代人没啥问题。”矿工们口耳相传的这些话，彻底留在了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王嘉伟的心里，父亲告诉这个半大孩子，“煤炭养活了我这一代，还不能养活下一代嗎？”
黑色的煤变成各种颜色的钞票。那时的冬天很苦，缺水缺食物，唯有黑色的煤取之不尽，从矿上一袋一袋扛回家，烧起来红彤彤的，“整个屋子也亮了”。
那时的王树平压根没想过，这座养育了一家四代人的煤矿，会这么快迎来关停的时刻。也就是十来年前，煤炭行业还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煤炭价格一路走高。大学刚毕业的王嘉伟还记得，2008年遇上席卷南方的雨雪冰冻天气，同煤集团甚至无偿为南方各省捐赠了上千万吨电煤和取暖煤。这事儿，他到现在都觉得“可自豪”。
但其实，关停来得并不突然。
电视里的新闻在普及天然气、甲醇这些“替代品”；出租车甚至拉煤车都逐渐换上了天然气罐；光伏发电走进千家万户，厂区周边的家属楼被清一色的太阳能热水器占据。
只是这些，在漆黑的地下世界并不常被提及。
45岁的“矿二代”田建军，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矿工间很默契地回避了许多话题，他们聊子女、聊工资，甚至会聊特朗普、朴槿惠，但不聊“去产能”，因为聊起来那些“太难受了”。
他心里很清楚，同家梁煤矿关停就在眼前。以前，在井下最多坐15分钟小火车就能到工作地点，现在要坐半小时的小火车，还得走半小时，“工作面越来越大，出煤量越来越少，资源枯竭了，该关了”。
“我什么都懂，但就是舍不得。”他说。
煤离这些家庭越来越远了，但总有一些角落还留着黑色的痕迹
那口矿工不愿告别的矿井，如今已和水泥彻底融为一体，灰白一片——在过去的78年来，它养活了矿区的四代人，也长出了一座“城”。
煤看起来离这些家庭越来越远了，人们用上了天然气和太阳能，但总有一些角落还留着黑色的痕迹。
在田建军的家里，窗明几净的厨房、崭新洁白的客厅看起来丝毫不像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女主人李梅凤执拗地把墙刷成了雪白色，眼看着黑了一些，她马上找人再刷一遍。
客厅被大彩电和沙发占据，要往里走，才能看到阳台上晾着湿漉漉略显发黑的工服。那是煤的印记，就算洗得再勤，8小时井下工作后，工服依旧像是“被黑水泡过”，她半夜不睡觉吹干衣服，早上丈夫换上还是湿漉漉的。 她知道这样穿上不好，可没办法。这个女人跑去自学拔火罐和按摩，回家后给丈夫操练，她一个人流着泪心疼，丈夫却是累得直接睡着了。
在她可以掌握的空间，这个女人极力擦去煤的痕迹，在家里，她从不和丈夫谈论工作的事情，“说那个我也不懂，只会让他心里烦”。她变着花地煮鸡蛋、蒸花卷甚至烘蛋糕，丈夫的胃口还是不好。
曾经的李梅凤是害怕煤矿的。她的矿工父亲死于井下的事故，懂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见过爸爸的样子，那时她就发誓，不要嫁给矿工。
可是毕业后，身为矿工子弟的她发现，自己被这张网牢牢粘住了，无论是同学圈子还是媒人介绍的对象，通通是“知根知底的煤矿子弟”，清一色都是沉默内敛的矿工。
她嫁给了田建军，开始学习如何做矿工的妻子。
最早的时候，一到丈夫下班的点，婆婆总会跑到山坳上，远远地望见田建军的影子，就一路小跑回来，开始炒菜，她想让儿子吃到热乎的饭菜。
李梅凤最初想不通，那么远的地方，人就是一个小黑点，婆婆为啥总能一眼认出。后来，她发现这是每个矿工妻子都有的“本事”。
这个女人住进了一楼并把厨房的窗帘打开，远远地，丈夫的摩托车开回来发出的响声，她总能第一时间听到。随后，熟练地打开燃气灶，开始炒菜。
那是一种习惯。这个“矿二代”说，这么多年过去，自己没有那么害怕煤了，她和丈夫逛街，遇上电梯故障，五樓到一楼的过程晃荡且失重，她大呼小叫起来，丈夫在一旁默默地说，“我们每天下矿，就是这种感觉”。
结婚多年，夫妻俩第一次去家门口的云冈石窟参观。她意外发现，展厅里一个展品非常好看，一问才知道，那是煤矸石做的。仿佛一种熟悉感和亲近感将自己包裹，她跟丈夫说，“原来煤也会这么好看啊”。夫妻俩最终买回了那个黑色的煤雕，并把它摆在客厅角落。
她不再试图挣脱这份属于煤的黑色的印迹。就像很多煤矿女人，一辈子都没洗干净指缝。长年累月地使用煤，她们的指甲里落满了煤灰，今天洗干净了，明天又落下。反反复复，久了，也就没人在意了。
那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厚重的煤块，从此压在他的心底
生活区再往北走便是绵延起伏的山脉，爬上去，往里走，还能看到漫山遍野一个个遗留下的土坑土堆。
田建军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父亲是一名下井矿工。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家梁矿只有矿和人，还没有整齐的住宅区。五湖四海的矿工来到这里，几十年里，矿工上班下井，下班修房子。
漫山遍野的土房子似乎一共修了几十年，在田建军的记忆里，自己的童年就被这样的声音充斥着——丁零当啷的声响，人们热火朝天地沿着山建房。
苦日子就这么一点点走向上坡路。田建军17岁时，矿里有了第一栋单身公寓，结婚时，一排排的家属楼也冒出来了。
他说，自己的性子，一点点被煤磨平了。
上世纪90年代长大成人的田建军，脑子里充斥着下海经商一夜暴富的幻想，他和追求“稳定”的家人大吵，拉上五六个“兄弟伙”，一人凑了点儿钱，在矿区附近开了家小饭馆，那时煤炭生意好，他们的日子也好过。
可每天夜里，躺在床上的他没有被数钱的喜悦支配，反而只觉得累，“从天亮忙到天黑，没有了一丁点儿自由时间”。
他最终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矿工。但最初，他设想的不过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休息时候可以打台球玩扑克，自在一点”。
地下世界超出了这个年轻人的设想。他活儿干不好，又嫌苦，别的矿工就把他晾着，也不让走。田建军就这么干坐在巷道里，风呼呼地刮，实在忍不住了，他哆嗦着厚着脸皮也跟着一起去干。
几个月下来，他能上手了。
台球和扑克最终没有走进他的生活。下完矿太累了，他只想回家睡觉，有了女儿后他更不愿出去玩，贪玩一次误了班，“奶粉钱咋办？”
生活半径被无限缩短，田建军的生活从此变得平静简单。他不再去想外面的世界，只是偶尔还会羡慕“坐办公室”的亲戚，过年见面时眼巴巴地问人家一句，“你们每天都能见着太阳吧？”
如今十多岁的女儿似乎也沾上了他的影子。孩子还小时，性格很像当年意气风发开餐馆的自己，话多，爱笑，爱撒娇，总是嘟着嘴求他，“给我买玩具吧”。
下矿多年的他裤腿被女儿摇来摇去，他很想跟女儿好好说，最近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玩具没啥用，能不能不要了。
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最终沉默地旁观女儿收起哭声，就像他在地底世界面对一个又一个刚下矿的年轻矿工，沉默，一言不发。
类似的沉默在一个又一个煤矿家庭里驻足停留，甚至占据大把大把的时间。
童年的王嘉伟只记得父亲的沉默不语，他脑子里，更多装的是如同游乐场一般的矿井。因为父母是双职工，放学后的时间，方圆几十里地唯独矿区能“玩”。王嘉伟开始频繁爬上井下装料的轨道车，小伙伴在后边推，一路留下咣当咣当的声响。
他在厂区收集螺丝和钉子，父亲在井下用的扳手和改锥也成了他的玩具。童年关于矿区的记忆，大都是明亮的。
这样的生活在他11岁那年就结束了。一个稀疏平常的下午，放学后，王嘉伟依旧跑到矿区玩耍，正巧，一批矿工刚刚结束工作，从井下返回。他从背后望去，有个人的身形很像自己的父亲。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爸爸，爸爸”，却没人停下。
他终于追上了那群矿工。他扭过头，想大喊一声爸爸，话却咽在嗓子，怎么也吐不出来。
眼前的男人已经认不出样子了。他一片黑，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鼻子也黑了，衣服和手也是黑的。王树平看见儿子，笑了笑，白色的牙齿露出来了。
王嘉伟哭了。
那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厚重的煤块，从此压在他的心底。高中毕业时，这个18岁的少年填的都是煤矿相关的专业，这个小伙子说，自己不想出去打拼，也不会羡慕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有多好，他只想回到煤矿工作，守着父母。
但在王树平的记忆里，这段日子已经变成了很小很小的碎片，他不记得曾在矿区和儿子有过一面之缘。这个爱干净的父亲，总会在矿井浴室把自己里里外外洗净，才回家和儿子亲近。
我看一眼，看到灯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矿了
一夜长大的王嘉伟总试图说服父亲离开危险的井下，起码换个安全点儿的工种。那时王树平的工作有些起色，他在中年时一度得到许多调整岗位的机会。
但父亲回应给他的，总是摇头和长久的沉默。王树平谁也没说，他已经离不开这里了。这个自认“没出息”的男人，曾被矿区安排去南戴河和海南岛疗养，头一两天，他看看大海和绿树还觉得新鲜，第三天开始想家，一个人默默嘟囔着，“想回去了”。
他有个不为人知的小习惯。上了几十年早班，王树平总会清晨6点不到出门。父亲去世后，老母亲一个人住在4层小楼的顶楼。从自家去矿上，他一定要拐到母亲楼下。这个矿工儿子和母亲有个约定，如果早上起来人还好好的，就把灯打开，“我看一眼，看到灯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矿了”。
多年后再次提及这段故事，王嘉伟的眼眶里都是湿的。他说如今，自己无比理解父亲的选择。他也开始真正理解矿区人。在那之前，他的表妹已经通过考大学彻底离开了煤矿，最初，每年回家时总会对家里人的工作表示不解，“钱挣这么少，还这么危险，是为啥啊？”
后来，说着说着，表妹也不提这事儿了。有一次她跟王嘉伟说，在外面，自己就是个打工者，只有这里，是自己的根。
她和自己的表哥一起，用“矿三代”的眼睛慢慢去理解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群体。
这里的许多矿工至今没去过银行，也不会使用ATM机，矿区的女人操持家里的一切；矿工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简单，他们会为一顿美味的猪肘子和羊肉开心，也会为孩子噌噌上涨的分数高兴。发工资那天，煤矿周边的小饭馆生意一定很好。
前些年，超过40万同煤家属从采空沉陷区和窑洞草棚砖瓦房迁居。
那些曾经漫山遍野一起分享晚饭的邻居，都在努力适应着现代化的生活。有老太太分不清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区和楼房，进错了房子，瘫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家里进贼了，怎么办啊？”还有人不懂垃圾回收，从几层楼高的房子里，把垃圾直接往外扔，险些砸到人。
这些曾远离城市的家庭正蹒跚着拥抱現代化。分不清小区ABCD的英文，矿区人就把J区喊成“勾区”，I区喊成“棍区”。各小区的一层楼陆陆续续开起了小卖部和理发店。老人们趁着太阳，围坐在广场下棋唠嗑，小区外，是越来越繁华的街道。
纹身、正装、法律咨询的店面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十块钱一筐的水果等着售卖，七八十一双的鞋子正待批发，不远处的小学即将放学，尽管学校已被收回由当地教育部门主管，但学生依旧都是煤矿子弟。
过年时，全家人一定要排成一个圆，中间把煤垒得高高的，烧起来后，屋子都是红彤彤暖烘烘的，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全家人还要顺逆时针各绕三圈，顺着走，转来好运，逆着走，转走霉运。
他们唯一的盼头，是孩子
在井下的日子，这些沉默的男人试图为孩子拼出一条力所能及最好的路。王树平和妻子至今住在墙壁脱落、阴冷逼仄的一层，因为气血虚，他的眉毛和头发都掉光了，但还是站在下矿的一线。
田建军的女儿懂事听话，唯一的一次，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考试成绩一落千丈，妻子李梅凤气极了，电视里播放的正好是同煤电视台的画面，一群黑黢黢的矿工从地底出来，面对镜头憨厚地笑着。
她一把拖过女儿，凑到电视跟前，“看，你看啊。这就是你爸！你爸就是干这个的！”
说完，嚎啕大哭。
母女俩再也没有因为学业发生大的争吵，家里回归到日复一日的平静。只是，这个敏感的妈妈越来越觉得女儿像极了丈夫，“憋了一肚子话不说”。高考前夕，父女俩闹矛盾，双方都倔着，沉默着互不让步。最后，女儿给父亲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悄悄道了歉。
父辈那个年代，田建军只隐隐约约知道下矿很苦，在家从不敢多说话，有时候惹了父亲生气，招呼来的必然是一顿耳光。他心里委屈，但不会怨恨父亲，时至今日甚至多了一分理解，“他们没文化，那时候上矿一不小心还会丢命，我理解他。”
王嘉伟在前几年也有了女儿，他说自己变得越来越“现实”。这个32岁的年轻人也曾从电视节目里看到过黄浦江繁华的夜景、夜未眠的北京后海和熙熙攘攘的广州上下九，但他已经把这些绮丽的生活压到心里很深的地方，他和在矿区灯房工作的妻子商量，早点下班，一定要去看看父母。
留在矿区是大多数矿区人眼中属于子女的“康庄大道”。井下的世界似乎让他们远离了尘嚣，却以另一种形式让他们现实。
“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煤矿的中年人淡淡地说，“能闯出名堂的毕竟是少数。”他说，女儿能回同煤集团就是最好的结果，“哪那么多优秀的孩子，大部分人终究是普通人。”
关一座矿很容易，关一座城却很难
时间似乎在如今的同家梁煤矿停下了。
至少从北侧的生活区来看是这样——供电供水照旧，卫生院大门依然敞开，女人们仍会在下午三四点聚集在矿区唯一的广场，跳一小时的广场舞。
矿区生活的指针顽固地重复着这个时刻。过去，早班下矿的男人会在下午三点结束工作，回家吃饭休息。中班的男人这时则从睡梦中苏醒，收拾行装准备下矿。
王树平无比熟悉这个时刻。一切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
“关一座矿很容易，关一座城却很难。”同煤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田建军快忘记煤炭“黄金十年”的细节了，他老是记不清当时自己的工资到底比现在多了多少。
去年煤炭市场的“寒冬”他也不怎么爱提，只说“国家和煤矿不会不管我们的”。那个高喊着“改革开放、下海闯荡”的年代也在他的记忆里越来越淡。他一点儿不后悔当时的留下，“说白了，下了那么久的矿，你出去能干啥呢？你还会做啥呢？” 地下世界才是他信赖的地方。负责安全监督检查的他，只有穿上厚重的工服和雨靴，戴上5斤重的自救器和矿灯，他才覺得安心。
他有些害怕去想，一旦失业自己能怎样。“年轻人还能学新东西，他们学得快，我能干啥呢？”有矿工说，自己也习惯了多年被同家梁矿庇护，“去年那么难，矿上没有辞退我们，还提了房储，以后日子好过了，会不管我们吗？”
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准。至少从国家层面的布局中可以看到，国家能源局提出，2017年煤炭消费比重要下降到60%左右，继续化解煤炭过剩产能，退出产能5000万吨左右。
这些又远又大的事他管不着，他高兴的是同煤集团下属最远的矿，离家里也不过两小时车程。至少，不用去太远的地方了。毕竟，很多远赴山东内蒙古打工的朋友都没能熬过去年煤炭行业的寒冬，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领到工资，从异乡回到故乡，寻找着“滴滴打车”、外卖等新的出路。
王嘉伟也没太关心这些消息。他只希望父亲能早点退休，能早日洗肺治病，也希望自己都能在身边照料着。
他还有一个心愿。女儿一天天大了，她的生活离煤越来越远了。路上也见不着一块煤，现在技术发达了，煤灰也抖落的少了。但他一定会抽时间带女儿回同家梁矿，看煤炭，看产煤机。
这个父亲会告诉女儿：“你的爸爸、爷爷，还有爷爷的爸爸，都在这里出生长大，被这片土地养育。”他推了推眼镜，“这里是你的根。”
三月天刚过，同家梁矿风依旧很大，一天到头吹个没完，很多矿上的女人都开玩笑，出门走几趟就得变“梅超风”。呼啸的风带来了冷，也吹来了好空气，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库”数据显示，大同PM2.5年平均值为42，低于北京、上海以及广州，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320天。
但这一切都和地下世界的矿工无关。
田建军很清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雾霾而对煤炭有了负面情绪。他淡淡地说，在漆黑的地下，每次割煤，煤尘漫天飞扬，眼睛、鼻子都会被糊成一团的煤粉粘住，那个程度“也许是你们看到的雾霾的几倍甚至十倍”。
他还在等待分流的结果。偶尔做梦，他好像还在井下。
关停那天，他是最后一个从井下离开的人。沿着巷道，他仔仔细细走了一遍，风机已经停止运转了，曾经让他觉得难受的冷风没了，脚下的水一点点漫上来。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很复杂。说恨吧，是真的挺苦挺难的。说爱吧，干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感情。”田建军变得有些絮叨，“也是这些黑乎乎的煤，真的养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同煤集团的一个“矿三代”赶来告别，大家一句话不说，有人默默地哭。矿区，还是静静的。
那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一点点被水泥糊住、凝结。大风哗哗地刮，上百个中年男子围在四周，静悄悄的。
“这么好的矿，就这样关了啊。”半天，人群中冒出一句。
在轰轰隆隆开采了78年后，山西大同市同家梁煤矿在2016年10月19日，迎来了关停。它是山西省“去产能”首批关停的煤矿中，生产能力最大的矿井，职工超过4000人，矿区家属上万人。
老矿工王树平很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安排——参加培训，等待集团内部的分流。只是，他依旧遵循34年来的生物钟，经常清晨5点醒来，从生活区缓缓走到矿井。结着冰碴子的矿井空了，被封了。王树平扭头离开。可没几天，他又不自觉走到这儿了。
几个月内，上千名同家梁矿的矿工已被分流到大同煤炭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团”）的其他矿井，还有不少人和王树平一样，等待着分流。
在更大的一张图纸上，他们属于31600分之一。作为全国产煤大省，山西省2016年共关闭退出、减量重组煤矿25座，退出产能2325万吨，安置煤炭钢铁去产能转岗职工3.16万人。
这个57岁的矿工希望自己将来不要去太远的地方。从出生到现在，王树平一直待在这座离市区近20公里远的矿区。从漫山遍野的土房窑洞到拔地而起的小楼再到如今鳞次栉比的家属区，同家梁矿长出了生活区，他也从咿呀学语的婴儿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一个父亲和一个爷爷，四代人被黑色的煤养育，参与了这座拥有78年历史矿井的日常。
漫长的时间里，几代人在这里出生、学习、恋爱、工作，黑色的煤一点点浸染这些人、这些家庭。如今，矿井封闭、矿工离开，可它依旧顽固地停留在矿区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在王树平那儿，它是每个清晨上班时朝双亲屋子的轻轻一瞥；它也是一名矿工父亲多年来面对儿女的沉默和无措；它还是一个矿区女人指甲里永远洗不干净的煤渣。
“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它渗透了，无论你走到哪儿、无论你多大，你的人生都会带着它的痕迹，黑色的，煤的痕迹。”一个年轻的“矿三代”说。
他们会聊特朗普聊朴槿惠，却很少谈论煤矿关停和“去产能”，因为聊起来“太难受了”
被卡车压出褶皱的公路将同家梁煤矿一分为二，南面是矿井和办公大楼，北边则是沿着狭长的山谷修建的家属楼、商店以及广场。南北两侧蔓延的大山把同家梁矿围住，勾勒出一只眼睛的弧度，深埋地下的煤像是黑色的眼珠。
呼啸而过的卡车和蜿蜒的铁轨，将黑色的煤块从这只“眼睛”里运走，再发往全国各地的发电厂、锅炉房和五花八门的工厂，直到最后变成支撑这座城市的GDP数值。
在黑色的地下世界穿梭的王树平，隐约感觉到，同家梁矿齿轮转动的速度和这个国家的变动有关。
1992年后，靠煤发电的工厂在这个国度的东部和中部遍地开花，黑黢黢的煤成了“金疙瘩”。2001年，山西省对煤炭工业的投资实现27.8%的增长。
王树平眼看着食品厂、齿轮厂、纺织厂，一个又一个工厂告别着日新月异的大同市，一个又一个昔日的“铁饭碗”被砸碎，唯有地底下的煤让自己依旧稳稳当当，躲过了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也躲过了阴云密布的下岗潮。
就连他的儿子王嘉伟，也对这段“好时光”记忆犹新。“同家梁矿有几亿吨的煤炭存量，养活个五六代人没啥问题。”矿工们口耳相传的这些话，彻底留在了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王嘉伟的心里，父亲告诉这个半大孩子，“煤炭养活了我这一代，还不能养活下一代嗎？”
黑色的煤变成各种颜色的钞票。那时的冬天很苦，缺水缺食物，唯有黑色的煤取之不尽，从矿上一袋一袋扛回家，烧起来红彤彤的，“整个屋子也亮了”。
那时的王树平压根没想过，这座养育了一家四代人的煤矿，会这么快迎来关停的时刻。也就是十来年前，煤炭行业还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煤炭价格一路走高。大学刚毕业的王嘉伟还记得，2008年遇上席卷南方的雨雪冰冻天气，同煤集团甚至无偿为南方各省捐赠了上千万吨电煤和取暖煤。这事儿，他到现在都觉得“可自豪”。
但其实，关停来得并不突然。
电视里的新闻在普及天然气、甲醇这些“替代品”；出租车甚至拉煤车都逐渐换上了天然气罐；光伏发电走进千家万户，厂区周边的家属楼被清一色的太阳能热水器占据。
只是这些，在漆黑的地下世界并不常被提及。
45岁的“矿二代”田建军，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矿工间很默契地回避了许多话题，他们聊子女、聊工资，甚至会聊特朗普、朴槿惠，但不聊“去产能”，因为聊起来那些“太难受了”。
他心里很清楚，同家梁煤矿关停就在眼前。以前，在井下最多坐15分钟小火车就能到工作地点，现在要坐半小时的小火车，还得走半小时，“工作面越来越大，出煤量越来越少，资源枯竭了，该关了”。
“我什么都懂，但就是舍不得。”他说。
煤离这些家庭越来越远了，但总有一些角落还留着黑色的痕迹
那口矿工不愿告别的矿井，如今已和水泥彻底融为一体，灰白一片——在过去的78年来，它养活了矿区的四代人，也长出了一座“城”。
煤看起来离这些家庭越来越远了，人们用上了天然气和太阳能，但总有一些角落还留着黑色的痕迹。
在田建军的家里，窗明几净的厨房、崭新洁白的客厅看起来丝毫不像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女主人李梅凤执拗地把墙刷成了雪白色，眼看着黑了一些，她马上找人再刷一遍。
客厅被大彩电和沙发占据，要往里走，才能看到阳台上晾着湿漉漉略显发黑的工服。那是煤的印记，就算洗得再勤，8小时井下工作后，工服依旧像是“被黑水泡过”，她半夜不睡觉吹干衣服，早上丈夫换上还是湿漉漉的。 她知道这样穿上不好，可没办法。这个女人跑去自学拔火罐和按摩，回家后给丈夫操练，她一个人流着泪心疼，丈夫却是累得直接睡着了。
在她可以掌握的空间，这个女人极力擦去煤的痕迹，在家里，她从不和丈夫谈论工作的事情，“说那个我也不懂，只会让他心里烦”。她变着花地煮鸡蛋、蒸花卷甚至烘蛋糕，丈夫的胃口还是不好。
曾经的李梅凤是害怕煤矿的。她的矿工父亲死于井下的事故，懂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见过爸爸的样子，那时她就发誓，不要嫁给矿工。
可是毕业后，身为矿工子弟的她发现，自己被这张网牢牢粘住了，无论是同学圈子还是媒人介绍的对象，通通是“知根知底的煤矿子弟”，清一色都是沉默内敛的矿工。
她嫁给了田建军，开始学习如何做矿工的妻子。
最早的时候，一到丈夫下班的点，婆婆总会跑到山坳上，远远地望见田建军的影子，就一路小跑回来，开始炒菜，她想让儿子吃到热乎的饭菜。
李梅凤最初想不通，那么远的地方，人就是一个小黑点，婆婆为啥总能一眼认出。后来，她发现这是每个矿工妻子都有的“本事”。
这个女人住进了一楼并把厨房的窗帘打开，远远地，丈夫的摩托车开回来发出的响声，她总能第一时间听到。随后，熟练地打开燃气灶，开始炒菜。
那是一种习惯。这个“矿二代”说，这么多年过去，自己没有那么害怕煤了，她和丈夫逛街，遇上电梯故障，五樓到一楼的过程晃荡且失重，她大呼小叫起来，丈夫在一旁默默地说，“我们每天下矿，就是这种感觉”。
结婚多年，夫妻俩第一次去家门口的云冈石窟参观。她意外发现，展厅里一个展品非常好看，一问才知道，那是煤矸石做的。仿佛一种熟悉感和亲近感将自己包裹，她跟丈夫说，“原来煤也会这么好看啊”。夫妻俩最终买回了那个黑色的煤雕，并把它摆在客厅角落。
她不再试图挣脱这份属于煤的黑色的印迹。就像很多煤矿女人，一辈子都没洗干净指缝。长年累月地使用煤，她们的指甲里落满了煤灰，今天洗干净了，明天又落下。反反复复，久了，也就没人在意了。
那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厚重的煤块，从此压在他的心底
生活区再往北走便是绵延起伏的山脉，爬上去，往里走，还能看到漫山遍野一个个遗留下的土坑土堆。
田建军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父亲是一名下井矿工。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家梁矿只有矿和人，还没有整齐的住宅区。五湖四海的矿工来到这里，几十年里，矿工上班下井，下班修房子。
漫山遍野的土房子似乎一共修了几十年，在田建军的记忆里，自己的童年就被这样的声音充斥着——丁零当啷的声响，人们热火朝天地沿着山建房。
苦日子就这么一点点走向上坡路。田建军17岁时，矿里有了第一栋单身公寓，结婚时，一排排的家属楼也冒出来了。
他说，自己的性子，一点点被煤磨平了。
上世纪90年代长大成人的田建军，脑子里充斥着下海经商一夜暴富的幻想，他和追求“稳定”的家人大吵，拉上五六个“兄弟伙”，一人凑了点儿钱，在矿区附近开了家小饭馆，那时煤炭生意好，他们的日子也好过。
可每天夜里，躺在床上的他没有被数钱的喜悦支配，反而只觉得累，“从天亮忙到天黑，没有了一丁点儿自由时间”。
他最终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矿工。但最初，他设想的不过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休息时候可以打台球玩扑克，自在一点”。
地下世界超出了这个年轻人的设想。他活儿干不好，又嫌苦，别的矿工就把他晾着，也不让走。田建军就这么干坐在巷道里，风呼呼地刮，实在忍不住了，他哆嗦着厚着脸皮也跟着一起去干。
几个月下来，他能上手了。
台球和扑克最终没有走进他的生活。下完矿太累了，他只想回家睡觉，有了女儿后他更不愿出去玩，贪玩一次误了班，“奶粉钱咋办？”
生活半径被无限缩短，田建军的生活从此变得平静简单。他不再去想外面的世界，只是偶尔还会羡慕“坐办公室”的亲戚，过年见面时眼巴巴地问人家一句，“你们每天都能见着太阳吧？”
如今十多岁的女儿似乎也沾上了他的影子。孩子还小时，性格很像当年意气风发开餐馆的自己，话多，爱笑，爱撒娇，总是嘟着嘴求他，“给我买玩具吧”。
下矿多年的他裤腿被女儿摇来摇去，他很想跟女儿好好说，最近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玩具没啥用，能不能不要了。
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最终沉默地旁观女儿收起哭声，就像他在地底世界面对一个又一个刚下矿的年轻矿工，沉默，一言不发。
类似的沉默在一个又一个煤矿家庭里驻足停留，甚至占据大把大把的时间。
童年的王嘉伟只记得父亲的沉默不语，他脑子里，更多装的是如同游乐场一般的矿井。因为父母是双职工，放学后的时间，方圆几十里地唯独矿区能“玩”。王嘉伟开始频繁爬上井下装料的轨道车，小伙伴在后边推，一路留下咣当咣当的声响。
他在厂区收集螺丝和钉子，父亲在井下用的扳手和改锥也成了他的玩具。童年关于矿区的记忆，大都是明亮的。
这样的生活在他11岁那年就结束了。一个稀疏平常的下午，放学后，王嘉伟依旧跑到矿区玩耍，正巧，一批矿工刚刚结束工作，从井下返回。他从背后望去，有个人的身形很像自己的父亲。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爸爸，爸爸”，却没人停下。
他终于追上了那群矿工。他扭过头，想大喊一声爸爸，话却咽在嗓子，怎么也吐不出来。
眼前的男人已经认不出样子了。他一片黑，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鼻子也黑了，衣服和手也是黑的。王树平看见儿子，笑了笑，白色的牙齿露出来了。
王嘉伟哭了。
那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厚重的煤块，从此压在他的心底。高中毕业时，这个18岁的少年填的都是煤矿相关的专业，这个小伙子说，自己不想出去打拼，也不会羡慕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有多好，他只想回到煤矿工作，守着父母。
但在王树平的记忆里，这段日子已经变成了很小很小的碎片，他不记得曾在矿区和儿子有过一面之缘。这个爱干净的父亲，总会在矿井浴室把自己里里外外洗净，才回家和儿子亲近。
我看一眼，看到灯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矿了
一夜长大的王嘉伟总试图说服父亲离开危险的井下，起码换个安全点儿的工种。那时王树平的工作有些起色，他在中年时一度得到许多调整岗位的机会。
但父亲回应给他的，总是摇头和长久的沉默。王树平谁也没说，他已经离不开这里了。这个自认“没出息”的男人，曾被矿区安排去南戴河和海南岛疗养，头一两天，他看看大海和绿树还觉得新鲜，第三天开始想家，一个人默默嘟囔着，“想回去了”。
他有个不为人知的小习惯。上了几十年早班，王树平总会清晨6点不到出门。父亲去世后，老母亲一个人住在4层小楼的顶楼。从自家去矿上，他一定要拐到母亲楼下。这个矿工儿子和母亲有个约定，如果早上起来人还好好的，就把灯打开，“我看一眼，看到灯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矿了”。
多年后再次提及这段故事，王嘉伟的眼眶里都是湿的。他说如今，自己无比理解父亲的选择。他也开始真正理解矿区人。在那之前，他的表妹已经通过考大学彻底离开了煤矿，最初，每年回家时总会对家里人的工作表示不解，“钱挣这么少，还这么危险，是为啥啊？”
后来，说着说着，表妹也不提这事儿了。有一次她跟王嘉伟说，在外面，自己就是个打工者，只有这里，是自己的根。
她和自己的表哥一起，用“矿三代”的眼睛慢慢去理解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群体。
这里的许多矿工至今没去过银行，也不会使用ATM机，矿区的女人操持家里的一切；矿工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简单，他们会为一顿美味的猪肘子和羊肉开心，也会为孩子噌噌上涨的分数高兴。发工资那天，煤矿周边的小饭馆生意一定很好。
前些年，超过40万同煤家属从采空沉陷区和窑洞草棚砖瓦房迁居。
那些曾经漫山遍野一起分享晚饭的邻居，都在努力适应着现代化的生活。有老太太分不清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区和楼房，进错了房子，瘫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家里进贼了，怎么办啊？”还有人不懂垃圾回收，从几层楼高的房子里，把垃圾直接往外扔，险些砸到人。
这些曾远离城市的家庭正蹒跚着拥抱現代化。分不清小区ABCD的英文，矿区人就把J区喊成“勾区”，I区喊成“棍区”。各小区的一层楼陆陆续续开起了小卖部和理发店。老人们趁着太阳，围坐在广场下棋唠嗑，小区外，是越来越繁华的街道。
纹身、正装、法律咨询的店面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十块钱一筐的水果等着售卖，七八十一双的鞋子正待批发，不远处的小学即将放学，尽管学校已被收回由当地教育部门主管，但学生依旧都是煤矿子弟。
过年时，全家人一定要排成一个圆，中间把煤垒得高高的，烧起来后，屋子都是红彤彤暖烘烘的，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全家人还要顺逆时针各绕三圈，顺着走，转来好运，逆着走，转走霉运。
他们唯一的盼头，是孩子
在井下的日子，这些沉默的男人试图为孩子拼出一条力所能及最好的路。王树平和妻子至今住在墙壁脱落、阴冷逼仄的一层，因为气血虚，他的眉毛和头发都掉光了，但还是站在下矿的一线。
田建军的女儿懂事听话，唯一的一次，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考试成绩一落千丈，妻子李梅凤气极了，电视里播放的正好是同煤电视台的画面，一群黑黢黢的矿工从地底出来，面对镜头憨厚地笑着。
她一把拖过女儿，凑到电视跟前，“看，你看啊。这就是你爸！你爸就是干这个的！”
说完，嚎啕大哭。
母女俩再也没有因为学业发生大的争吵，家里回归到日复一日的平静。只是，这个敏感的妈妈越来越觉得女儿像极了丈夫，“憋了一肚子话不说”。高考前夕，父女俩闹矛盾，双方都倔着，沉默着互不让步。最后，女儿给父亲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悄悄道了歉。
父辈那个年代，田建军只隐隐约约知道下矿很苦，在家从不敢多说话，有时候惹了父亲生气，招呼来的必然是一顿耳光。他心里委屈，但不会怨恨父亲，时至今日甚至多了一分理解，“他们没文化，那时候上矿一不小心还会丢命，我理解他。”
王嘉伟在前几年也有了女儿，他说自己变得越来越“现实”。这个32岁的年轻人也曾从电视节目里看到过黄浦江繁华的夜景、夜未眠的北京后海和熙熙攘攘的广州上下九，但他已经把这些绮丽的生活压到心里很深的地方，他和在矿区灯房工作的妻子商量，早点下班，一定要去看看父母。
留在矿区是大多数矿区人眼中属于子女的“康庄大道”。井下的世界似乎让他们远离了尘嚣，却以另一种形式让他们现实。
“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煤矿的中年人淡淡地说，“能闯出名堂的毕竟是少数。”他说，女儿能回同煤集团就是最好的结果，“哪那么多优秀的孩子，大部分人终究是普通人。”
关一座矿很容易，关一座城却很难
时间似乎在如今的同家梁煤矿停下了。
至少从北侧的生活区来看是这样——供电供水照旧，卫生院大门依然敞开，女人们仍会在下午三四点聚集在矿区唯一的广场，跳一小时的广场舞。
矿区生活的指针顽固地重复着这个时刻。过去，早班下矿的男人会在下午三点结束工作，回家吃饭休息。中班的男人这时则从睡梦中苏醒，收拾行装准备下矿。
王树平无比熟悉这个时刻。一切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
“关一座矿很容易，关一座城却很难。”同煤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田建军快忘记煤炭“黄金十年”的细节了，他老是记不清当时自己的工资到底比现在多了多少。
去年煤炭市场的“寒冬”他也不怎么爱提，只说“国家和煤矿不会不管我们的”。那个高喊着“改革开放、下海闯荡”的年代也在他的记忆里越来越淡。他一点儿不后悔当时的留下，“说白了，下了那么久的矿，你出去能干啥呢？你还会做啥呢？” 地下世界才是他信赖的地方。负责安全监督检查的他，只有穿上厚重的工服和雨靴，戴上5斤重的自救器和矿灯，他才覺得安心。
他有些害怕去想，一旦失业自己能怎样。“年轻人还能学新东西，他们学得快，我能干啥呢？”有矿工说，自己也习惯了多年被同家梁矿庇护，“去年那么难，矿上没有辞退我们，还提了房储，以后日子好过了，会不管我们吗？”
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准。至少从国家层面的布局中可以看到，国家能源局提出，2017年煤炭消费比重要下降到60%左右，继续化解煤炭过剩产能，退出产能5000万吨左右。
这些又远又大的事他管不着，他高兴的是同煤集团下属最远的矿，离家里也不过两小时车程。至少，不用去太远的地方了。毕竟，很多远赴山东内蒙古打工的朋友都没能熬过去年煤炭行业的寒冬，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领到工资，从异乡回到故乡，寻找着“滴滴打车”、外卖等新的出路。
王嘉伟也没太关心这些消息。他只希望父亲能早点退休，能早日洗肺治病，也希望自己都能在身边照料着。
他还有一个心愿。女儿一天天大了，她的生活离煤越来越远了。路上也见不着一块煤，现在技术发达了，煤灰也抖落的少了。但他一定会抽时间带女儿回同家梁矿，看煤炭，看产煤机。
这个父亲会告诉女儿：“你的爸爸、爷爷，还有爷爷的爸爸，都在这里出生长大，被这片土地养育。”他推了推眼镜，“这里是你的根。”
三月天刚过，同家梁矿风依旧很大，一天到头吹个没完，很多矿上的女人都开玩笑，出门走几趟就得变“梅超风”。呼啸的风带来了冷，也吹来了好空气，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库”数据显示，大同PM2.5年平均值为42，低于北京、上海以及广州，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320天。
但这一切都和地下世界的矿工无关。
田建军很清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雾霾而对煤炭有了负面情绪。他淡淡地说，在漆黑的地下，每次割煤，煤尘漫天飞扬，眼睛、鼻子都会被糊成一团的煤粉粘住，那个程度“也许是你们看到的雾霾的几倍甚至十倍”。
他还在等待分流的结果。偶尔做梦，他好像还在井下。
关停那天，他是最后一个从井下离开的人。沿着巷道，他仔仔细细走了一遍，风机已经停止运转了，曾经让他觉得难受的冷风没了，脚下的水一点点漫上来。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很复杂。说恨吧，是真的挺苦挺难的。说爱吧，干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感情。”田建军变得有些絮叨，“也是这些黑乎乎的煤，真的养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同煤集团的一个“矿三代”赶来告别，大家一句话不说，有人默默地哭。矿区，还是静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