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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中国大陆地方政治版图中，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群体，像鲁籍高官这样拥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并且几乎会毫无悬念的持续至十八大之后，甚至更久。
鲁籍高官的影响力之所以广泛，是因为在近400人的地方省委常委大名单中，山东干部所占比例超过十分之一，达到40人以上。这个数字已经接近邻省河北、河南两省出身官员人数的总和，同时也几乎是与山东接壤的富庶省份——江苏省出身官员人数的一倍。截至2011年5月底，在位的鲁籍地方省委常委，均匀分布于新疆、西藏、宁夏、江苏、重庆、贵州等众多省区市。
而这一群体对于地方治理的深入参与，也是值得一提的。不仅在湖北一地，省委书记与省长都由山东籍干部出任；在山东本地，其省委常委几乎就是一支“全鲁班”——除2010年从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职位调任而来的高晓兵（现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籍贯未公布之外，包括省委书记姜异康与省长姜大明在内的14名省委常委，籍贯都在山东。
如果仅从地方高官流水线的生产效率来说，山东以其盛产副部级以上官员的能力，自1949年以来，一直都是不折不扣的地方高官“梦工厂”。
鲁班阵容独一无二
尽管2011年山东省委常委14人，几乎都是山东籍，但通过工作经历的差异，实现了山东省委班子的找补平衡。
首先，从省委书记与省长的配置来看，山东省党政一把手虽然都是山东籍，但两位的到任基本带有中央“空降”性质。
现任省委书记姜异康，在2008年调入山东前，是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正部长级）。其仕途起端从山东济南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干事开始，在山东济南市委有过一段10年的工作经历。随后姜异康于1985年底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这里工作接近17年。官至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姜异康于2002年至2006年期间，调入重庆任市委副书记，这一调动也使得姜异康的地方治理经验得到进一步丰富。
现任省长姜大明，仕途起步于早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担任团政治处书记的经历，其后在1982年进入团中央工作，用16年时间进阶至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然后在1998年“空降”山东，进入常委领导班子，至今主政山东超过10年时间。
姜异康与姜大明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曾是守边战士（姜异康在1969至1974年服役于新疆军区9902部队，几乎同一时期，姜大明服役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都曾在中央部门任职，且任职时长相近。从地方到中央，再由中央到地方，姜异康与姜大明的大部分履历积累，都是在中央党团口部门完成，这就使得他们的山东地方色彩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山东省委班子里的其他12名山东籍常委中，另有4位系山东籍外来干部——即仕途资质来自于在其他省份，或是中央部委任职的经历。
如2011年2月到任山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李法泉，此前的主要任职经历是在天津纪委系统；当年3月到任的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伟，其接近20年的工作时间，基本是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度过。
这些山东籍外来干部的加入，也使得看似单调的“鲁班”阵容，其实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地方化。
在2011年的山东省委常委中，从外地调入、中央“空降”的干部几乎占到一半。而这一比例，也给山东本土干部的升迁，预留出了理想空间。据统计，目前的“鲁班”阵容中，有5人是从市委书记升迁而来，2人自省委办公厅、省财政厅这样的省直机构提拔，升迁管道相对通畅。
与这一组数据相对应的是，山东本土干部输出到外省常委班子的人数，也大致和调入山东的常委级别官员数量保持平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样的外调山东本土干部至少有6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贵州、宁夏、湖北、广东、新疆等省区市。考虑到山东自2004年以来经济总量稳居三甲之内（仅次于广东、江苏省），这样的官员外调数量也实属正常。
实际上，更多在位的山东籍地方常委官员，属于异地升迁，与山东本土并无直接关联。不完全统计显示，这样的山东籍官员目前至少有30位，他们坐镇大陆大部分省市区的常委岗位上，其中以西北、东北地区居多。如此大批量的鲁籍官员星散各地，也折射出中共建政以来，若干重大决策所遗留的惯性，一直延续至今。
山东出组织部长
综观在外省执政的山东官员名单，不难发现几个特别之处。
一是历史上出任中组部长的官员多。海外观察家分析指，改革开放前期，中组部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是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同志担任中组部长。而从1987年至2007年的20年问，中组部出现的5位中组部长，其中有两位籍贯山东（1987年6月至1989年12月任中组部长的宋平系山东莒县人，1994年10月至1999年3月任中组部长的张全景系山东省平原县人），一位长期在山东工作（2002年至2007年任中组部长的贺国强，曾在山东工作24年）。
而在外省执政的山东官员中，比如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辛桂梓，其在中组部工作达到16年，并于2008年从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局长任上外调云南：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是从山东地方组织口升迁，在中组部有过短暂的工作经验，后调任地方。曾任烟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孙永春，2011年4月，出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坊间由此传出山东出组织系统高官的说法。
山东干部随军南下
出身部队，这也是许多山东籍官员的底色。如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崔玉英（2011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就是在进藏18军的一个军人家庭中长大；现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魏宏在1970年前期，曾在部队担任排长、在铁道兵学院政治部任正连职干事等军职。
在更早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央决定在1949年春天动员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老革命区的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山东干部也身处其中，接收并管理了一批刚解放的大中城市。加上后来以山东籍官兵为主体的第四野战军一路南下，解放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省区，到和平时期时，部分四野官兵转业为地方干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形成了山东干部向南方扩散的局面。 以广东省为例，解放战争结束后不少部队干部就地转业，随后中央在广东推进“反地方主义”运动，造成至文革前，广东各大单位一把手位置，大部分都由南下干部掌握。与此同时，山东干部落地生根，进入地方党委与政府的培养梯队。
近几年不断披露的数据显示，解放战争时期，山东为52个军输送过兵员，共有100余万人参加解放军。
1950年代末期，中央又号召青年奔赴新疆、西藏支边、开发建设北大荒，山东籍青年又成为被动员的重点对象。数以万计的山东籍青年出省，又成长出一批山东干部，后来被生动的称为“山东干部镇守四方”。
山东知青异地为官
在另一方面，相当多在外地执政的山东籍官员，其进入当地政治的起点，是由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前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在外地执政的山东籍官员名单中，至少有7人是伴随着当时的知青插队浪潮，离开本籍在外省，此后走上仕途。
如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夏德仁，原籍山东荣成，他于1974至1978年在辽宁省复县镇郊公社插队之后，一路从东北财经大学的领导岗位升迁，与山东本省官场毫无关联；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在1968至1974年间是贵州省织金县绮陌公社插队知青，后历任贵阳市委、团贵州省委、贵州省委等常委班子职务，在贵州、四川、福建、安徽、甘肃五省都留有主政经历。
事实上，透过知青运动异地为官的干部并不鲜见，但凭一省之力，扩散出至少7位从知青起步的地方省委常委，目前为止独有山东。
据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统计，大陆有1800万城镇知青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这其中山东知青人数高达48万，接近大陆知青总数的三分之一。有媒体报道称，大规模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具体到各省市又略微有所不同，山东各个城市的行动速度非常迅速。仅1965年，山东就有近万名知青奔赴偏远的青海从事生产建设。
山东干部在大陆政治布局中持续吃香，有分析人士认为，固然有山东本身人口众多的因素（全省常住人口为9579.31万人，列大陆第二位）。但与之相比，人数已破1亿的河南省，其进入地方常委班子的官员只有二十余名，比山东官员的行情差距不小。
而在最近十年，山东籍官员得以在大陆地方政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般认为是由于山东长期对口援助新疆、西藏，并不断出现执政西部民族地区的一把手。如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曾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建国，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三人都来自山东。
在民族地区重用来自像山东这样老革命区的领导干部，海外观察家也一般认为，除了“对口援助干部”这样的理由之外，中央还会有额外的考量。
与以往扛枪南下，或打背包支边的山东籍干部相比，1960年代后出身的新一代山东籍官员，正在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鲁籍高官的影响力之所以广泛，是因为在近400人的地方省委常委大名单中，山东干部所占比例超过十分之一，达到40人以上。这个数字已经接近邻省河北、河南两省出身官员人数的总和，同时也几乎是与山东接壤的富庶省份——江苏省出身官员人数的一倍。截至2011年5月底，在位的鲁籍地方省委常委，均匀分布于新疆、西藏、宁夏、江苏、重庆、贵州等众多省区市。
而这一群体对于地方治理的深入参与，也是值得一提的。不仅在湖北一地，省委书记与省长都由山东籍干部出任；在山东本地，其省委常委几乎就是一支“全鲁班”——除2010年从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职位调任而来的高晓兵（现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籍贯未公布之外，包括省委书记姜异康与省长姜大明在内的14名省委常委，籍贯都在山东。
如果仅从地方高官流水线的生产效率来说，山东以其盛产副部级以上官员的能力，自1949年以来，一直都是不折不扣的地方高官“梦工厂”。
鲁班阵容独一无二
尽管2011年山东省委常委14人，几乎都是山东籍，但通过工作经历的差异，实现了山东省委班子的找补平衡。
首先，从省委书记与省长的配置来看，山东省党政一把手虽然都是山东籍，但两位的到任基本带有中央“空降”性质。
现任省委书记姜异康，在2008年调入山东前，是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正部长级）。其仕途起端从山东济南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干事开始，在山东济南市委有过一段10年的工作经历。随后姜异康于1985年底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这里工作接近17年。官至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姜异康于2002年至2006年期间，调入重庆任市委副书记，这一调动也使得姜异康的地方治理经验得到进一步丰富。
现任省长姜大明，仕途起步于早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担任团政治处书记的经历，其后在1982年进入团中央工作，用16年时间进阶至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然后在1998年“空降”山东，进入常委领导班子，至今主政山东超过10年时间。
姜异康与姜大明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曾是守边战士（姜异康在1969至1974年服役于新疆军区9902部队，几乎同一时期，姜大明服役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都曾在中央部门任职，且任职时长相近。从地方到中央，再由中央到地方，姜异康与姜大明的大部分履历积累，都是在中央党团口部门完成，这就使得他们的山东地方色彩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山东省委班子里的其他12名山东籍常委中，另有4位系山东籍外来干部——即仕途资质来自于在其他省份，或是中央部委任职的经历。
如2011年2月到任山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李法泉，此前的主要任职经历是在天津纪委系统；当年3月到任的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伟，其接近20年的工作时间，基本是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度过。
这些山东籍外来干部的加入，也使得看似单调的“鲁班”阵容，其实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地方化。
在2011年的山东省委常委中，从外地调入、中央“空降”的干部几乎占到一半。而这一比例，也给山东本土干部的升迁，预留出了理想空间。据统计，目前的“鲁班”阵容中，有5人是从市委书记升迁而来，2人自省委办公厅、省财政厅这样的省直机构提拔，升迁管道相对通畅。
与这一组数据相对应的是，山东本土干部输出到外省常委班子的人数，也大致和调入山东的常委级别官员数量保持平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样的外调山东本土干部至少有6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贵州、宁夏、湖北、广东、新疆等省区市。考虑到山东自2004年以来经济总量稳居三甲之内（仅次于广东、江苏省），这样的官员外调数量也实属正常。
实际上，更多在位的山东籍地方常委官员，属于异地升迁，与山东本土并无直接关联。不完全统计显示，这样的山东籍官员目前至少有30位，他们坐镇大陆大部分省市区的常委岗位上，其中以西北、东北地区居多。如此大批量的鲁籍官员星散各地，也折射出中共建政以来，若干重大决策所遗留的惯性，一直延续至今。
山东出组织部长
综观在外省执政的山东官员名单，不难发现几个特别之处。
一是历史上出任中组部长的官员多。海外观察家分析指，改革开放前期，中组部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是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同志担任中组部长。而从1987年至2007年的20年问，中组部出现的5位中组部长，其中有两位籍贯山东（1987年6月至1989年12月任中组部长的宋平系山东莒县人，1994年10月至1999年3月任中组部长的张全景系山东省平原县人），一位长期在山东工作（2002年至2007年任中组部长的贺国强，曾在山东工作24年）。
而在外省执政的山东官员中，比如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辛桂梓，其在中组部工作达到16年，并于2008年从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局长任上外调云南：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是从山东地方组织口升迁，在中组部有过短暂的工作经验，后调任地方。曾任烟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孙永春，2011年4月，出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坊间由此传出山东出组织系统高官的说法。
山东干部随军南下
出身部队，这也是许多山东籍官员的底色。如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崔玉英（2011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就是在进藏18军的一个军人家庭中长大；现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魏宏在1970年前期，曾在部队担任排长、在铁道兵学院政治部任正连职干事等军职。
在更早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央决定在1949年春天动员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老革命区的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山东干部也身处其中，接收并管理了一批刚解放的大中城市。加上后来以山东籍官兵为主体的第四野战军一路南下，解放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省区，到和平时期时，部分四野官兵转业为地方干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形成了山东干部向南方扩散的局面。 以广东省为例，解放战争结束后不少部队干部就地转业，随后中央在广东推进“反地方主义”运动，造成至文革前，广东各大单位一把手位置，大部分都由南下干部掌握。与此同时，山东干部落地生根，进入地方党委与政府的培养梯队。
近几年不断披露的数据显示，解放战争时期，山东为52个军输送过兵员，共有100余万人参加解放军。
1950年代末期，中央又号召青年奔赴新疆、西藏支边、开发建设北大荒，山东籍青年又成为被动员的重点对象。数以万计的山东籍青年出省，又成长出一批山东干部，后来被生动的称为“山东干部镇守四方”。
山东知青异地为官
在另一方面，相当多在外地执政的山东籍官员，其进入当地政治的起点，是由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前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在外地执政的山东籍官员名单中，至少有7人是伴随着当时的知青插队浪潮，离开本籍在外省，此后走上仕途。
如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夏德仁，原籍山东荣成，他于1974至1978年在辽宁省复县镇郊公社插队之后，一路从东北财经大学的领导岗位升迁，与山东本省官场毫无关联；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在1968至1974年间是贵州省织金县绮陌公社插队知青，后历任贵阳市委、团贵州省委、贵州省委等常委班子职务，在贵州、四川、福建、安徽、甘肃五省都留有主政经历。
事实上，透过知青运动异地为官的干部并不鲜见，但凭一省之力，扩散出至少7位从知青起步的地方省委常委，目前为止独有山东。
据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统计，大陆有1800万城镇知青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这其中山东知青人数高达48万，接近大陆知青总数的三分之一。有媒体报道称，大规模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具体到各省市又略微有所不同，山东各个城市的行动速度非常迅速。仅1965年，山东就有近万名知青奔赴偏远的青海从事生产建设。
山东干部在大陆政治布局中持续吃香，有分析人士认为，固然有山东本身人口众多的因素（全省常住人口为9579.31万人，列大陆第二位）。但与之相比，人数已破1亿的河南省，其进入地方常委班子的官员只有二十余名，比山东官员的行情差距不小。
而在最近十年，山东籍官员得以在大陆地方政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般认为是由于山东长期对口援助新疆、西藏，并不断出现执政西部民族地区的一把手。如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曾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建国，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三人都来自山东。
在民族地区重用来自像山东这样老革命区的领导干部，海外观察家也一般认为，除了“对口援助干部”这样的理由之外，中央还会有额外的考量。
与以往扛枪南下，或打背包支边的山东籍干部相比，1960年代后出身的新一代山东籍官员，正在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