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许多历史的反思都带着极强烈的否定性。那个时代，把我们的很多纯真热情引向可悲的深渊。可是，我在德宏傣寨的这种感受却具有永恒性。
　　 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从事文学创作了。而我能顺利地走文学创作之路，很大程度上，是与我的知青生涯相关的。
　　 我的作品中最响的，是大学时代的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拍成了电影《青春祭》。小说的素材，人物，故事，以及那种独特的感受，都取自我当年在云南德宏盈江县的傣寨插队生活。
　　 在我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个夏天。过去插队的故事总在我的心里。想当年，我受了寨子里人们的恩惠后，就在那竹屋茅舍中，曾在内心里有言：只要能有出头之日，我一定要回报。
　　 “回报”之一，就是要买一件“的确良”的衬衣给我们汉转岗寨的老哑巴布比。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不是他洁白的心地，我的下场很可能不是现在这样。
　　 这件事我也曾写进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但被编辑删去了。被删节的事情是这样的：下乡三年后的一个冬天，省里慰问团来演杂技。很多的知青们赶来，看完了，到我的住处来借宿。我们寨子紧挨着县城，来办事，看电影，赶街的知青常来借宿。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接待。我的米总是半年就吃完了，于是后半年我又出去串寨。
　　 那一天，我又到屋后的叭比家借宿。可是当我早晨起来自己走了后，不久从他们的院子里却爆发出哭声和众多人声。而当我重新走进去时，却谁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有一个大胆的小普少（小姑娘）告诉我，“钱丢了。”就是叭比与布比劳动一年刚分红的所有的钱，丢了。我问：“怎么丢的？”普少说，就放在我昨晚睡觉的那床新被子里。
　　 说这话的时候，叭比正在猪厩和牛栏那边翻东找西，头发都披散了。寨子里的人们谁也不敢看我。叭比也一样。我感到我突然成了一个陌生人。傣家里的人是不会冤枉人的。钱是丢了。那重要的要用来过一年的生活的钱。钱到哪里去了呢？
　　 我明白，人们的心情很复杂。又怕我委屈，可是钱又不见了。
　　 我永远地感激他们，在那一个早晨，就没有一个人走到前面来问过我，甚至他们都没有将这么大的事情告诉我。这些善良的人们默默忍受自己的灾难，而不愿危及别人的那种天性与品性，是令我一生在社会相处中深深感动和永远怀念的。
　　 叭比和她的哑巴弟弟布比同住在我的屋后。这是一对寂寞的老人。他们对我可谓钟爱。知青走得只剩了我一人，夜间有响动，我害怕时总是大声叫：“叭比！”叭比就大声应答我：“小张，翁过（别怕）。叭比如里（叭比在这里的）！”有时她在黑夜里起身，过来察看我的小院，然后冲着窗内对蜷缩在被子里的我喊道：“海里得（有一头小牛），翁过（别怕）。”解除了我的惧怕，令我安睡去。
　　 日常，我常常在做饭时跑进她的家里去，要辣椒面。布比就忙着放下正在吃着的饭碗，为我去舂，一面呛得直咳，一面我还在催：“派间呀（快点）！”对他们，我的放肆，撒娇，是在母亲面前也没有过的。年轻的我，深知他们是那样地钟爱我宠我，所以就这样地驱使他们吧。
　　 布比放牛回来总要带回一束野花，放在我的竹窗下面。我就安然地收起，打整，插上。从来不去问是谁送我的，也不感谢。有时候，我在院子看书，后面悉悉索索地响动，回头一看，是布比拖来砍下的青竹，正在为我修被牛撞坏的篱笆墙。我也不作声，只是将椅子挪了挪，继续看书。真的，完全像现在宠坏了的这批独生孩子。
　　 有一天夜间，我从别寨回来。走进我们寨子前面的那片大榕树林，忽然感觉后面有声音。吓得我直叫唤。一个胖大的身影出现了，原来是布比。我气得大骂。然后回家。后来，我听说，是布比也回家。看见我在前面，害怕在夜间出现会吓坏我，就躲藏着走。谁知更把我吓得惨。
　　 而就在这个冬天的早晨，快要过年了，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正轻松下来，却发生了丢钱的事情。而且，在黎明，在整个早晨，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走进叭比的家。
　　


　　 投宿的知青们已走了。我一个人坐在我的小屋前，定定的，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这时候一个危险的决心已经下定。我将要在今夜里将我自己的所有财物打起包来，放在叭比的门口，我要留下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个被他们疼爱的知青没有拿他们的钱。然后，我就走了，远走高飞，铤而走险，去境外当缅共。
　　 这样想好后，我开始有了着落感。我站起来，走进屋去，准备看看我将带走的日记和相册。
　　 这时候，窗外忽然有人激动地在叫我：“姐龙，姐龙！（大姐）”是那个告诉我真相的小普少。她说：“索如了啊！索如了！（钱在了）”我冲出屋子，跑进叭比家。只见放牛归来的布比正在把钱交给叭比，并比划着，他如何在早起放牛的时候，在门外阶上发现了钱。那正是我昏睡起来，糊糊涂涂地从被子里裹带出去的。
　　 寨子里的女人们看见我，流下了热泪，她们说：“埋哉了！（委屈你了）”叭比说：“小张啊，大妈从来不说是你呀！”泪水也从我的颊上流下，任它如雨一般，在这些亲热的人们之中，我又获得了更深的疼爱。
　　 是的，如果没有布比的拣回钱，没有傣寨的清白，我早就不是现在的我了。一旦出走，前途莫测。这失而复得的，是我的青春生命和希望前途，是我远方父母的安危。
　　 当我二十年后重返故里时，叭比与布比已不在了。后来我曾写过专题片《知青行》的主题歌“那宠爱我的老叭龙，已经长眠在黄土中”。
　　 在北大，我就把这些事讲给我当时的男友听。他极力鼓励我把这故事写出来，并且高度评价我的文学敏感力，然而他也是力主删节这段真情故事的人之一。一个初作者在受到迟来的肯定时，是最容易妥协的。这铭心刻骨的故事就这样被删节了。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1982年春天发表在《当代》刊物上。一刊出来就引起轰动，很快就有几家电影厂来谈拍摄之事。1985年由青影厂拍出了《青春祭》。电影立即走出国门，享誉海内外。
　　 经历“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许多历史的反思都带着极强烈的否定性。那个时代，把我们的很多纯真热情引向可悲的深渊。可是，我在德宏傣寨的这种感受却具有永恒性。
　　 而且这感受随着时日流逝，越来越获得更多的认同。小说刚发表时，回到家乡，曾听见有知青说，为什么不写我们那时受的苦难伤痕？那时他们更认同的是《蹉跎岁月》那样的作品。而过了二十年，回到云南，我和上千的知青们一起回傣寨，却发现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了：这确实是一个格外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在知青时代，我们在乡下干过许多调皮捣蛋的事情，可是多少年后，老乡们仍记得的是，我们曾经修过一座小桥，或是救过一个生病的孩子。
　　 当年，《青春祭》在北大首映式，北大同学也反对改名。电影现在这样的名字，我一直是不同意的。导演说“原名太长了。”我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挺长。”我想要向人们诉说的，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张曼菱，著名女作家，第一位走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曾为“老三届”知青，1969－1974年在德宏盈江县傣寨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因作品电影《青春祭》参加《首届中国电影新片展》，受好莱坞环球影业公司和加州大学邀请访问美国。1989年秋到海南开始独立制片，尔后成立曼菱艺术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