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起《人民日报》，很多人都知道。但说起她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恐怕知晓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在北京市档案馆民国时期的一卷档案中，夹着一张泛黄粗糙的载有子弟兵副刊的《晋察冀日报》，出版日期是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1942年12月10日版）。这段时间正是日军在华北进行大扫荡，全面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报纸报道的内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
1937年，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11月，党中央决定在河北阜平县正式建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成立后，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创刊。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报社主任，著名摄影记者沙飞为副主任。《抗敌报》是一份三日报，向全边区发行，邓拓是这张报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38年3月，华北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春季大扫荡，中共晋察冀省委决定将《抗敌报》升格为省委机关报，26岁的邓拓临危受命，担任了报社主任。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版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与此同时，《晋察冀日报》成为晋察冀北方分局的机关报（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省委改称为中共晋察冀区委，1939年1月，又改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报纸的发行量从由原来的1500份增加到了1万份，最多时达到5.5万份。
《晋察冀日报》版面编排合理，内容丰富。既有时事评论，也有国际国内新闻，还有小品文、诗歌、漫画、顺口溜儿等。满足了不同文化层次的需求，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党的政策和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战况的主要渠道。
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这张1942年12月10日版的《晋察冀日报》中，在第一版的醒目位置刊载了《纪念一二·九反对敌寇掠夺青年》的重要社论。文章以一二·九运动七周年纪念日为契机，用犀利的文笔揭露了日军掠夺华北青年充当劳工的阴谋，并用慷慨的言辞激励沦陷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青年要继承一二·九运动的斗志，与日寇坚决斗争到底。在剩余的二分之一版面中，则以时事短消息的形式刊登了我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情况。报纸的第二版转载了《解放军日报》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时事评论文章，以及同盟国对日作战和国内抗击日寇的相关新闻报道。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是《子弟兵》副刊。这两个版面既融合了原副刊《老百姓》通俗娱乐的风格，又体现了《子弟兵报》思想性和新闻性的特点。例如，著名军旅作家席水林的一篇《遇到了神仙》的小品文，以诙谐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敌占区一名老农在回家路上偶遇八路军的故事。文章将八路军比喻为下凡救世的活神仙，并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老农由怀疑到相信的微妙的心理变化。第三版还连载了《预备兵政治教材》第七课的内容和相关报道，保留了《子弟兵报》政治教育的功能。第四版则转载了来自《泰晤士报》、路透社的国际新闻短讯，内容主要是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战事报道。在此，还要简要说明一下《子弟兵报》的由来。1939年，时任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的聂荣臻同志嘉奖了英勇善战的平山团，称赞他们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平山子弟兵。这是“子弟兵”的称呼首次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之后，“子弟兵”的称呼深受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很快家喻户晓，越叫越响亮。于是，作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机关报的《抗敌三日刊》于1941年正式更名为《子弟兵报》。此后，该报纸一直由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及北京军区政治部领导，最后发展为今天北京军区发行的《战友报》。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副刊的一大特色就是外单位参与了副刊的编辑，其中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这张载有《子弟兵》副刊的报纸就是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编的。1941年4月17日《子弟兵》副刊正式与读者见面，截止到1943年9月15日，该副刊共发刊88期，刊登文章485篇。
面对日军的铁壁合围，邓拓任《晋察冀日报》总编之后，提出了“游击办报”的理念。为了便于设备的轻装转移，铸字和排字工人将铅字缩小，把笨重的字架改成可装卸的字架。印刷工人将笨重的石印机改装成轻便的木质机。经过大家的改造，日报社的全部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以拉走。《晋察冀日报》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战争环境和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躲过敌人的无数次扫荡和围剿，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写稿和编排出版工作的。从1940年11月7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共计出版报纸2754期，创造了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
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改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同年8月起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使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名。在两报合并方面，《晋察冀日报》的反映要早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在1949年5月26日，《晋察冀日报》就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两报合并的消息，而同日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只刊登了两大解放区合并的消息，对于两报合并却只字未提。
《晋察冀日报》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彭真同志曾这样评价：“《晋察冀日报》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晋察冀边区的历史。”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1937年，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11月，党中央决定在河北阜平县正式建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成立后，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创刊。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报社主任，著名摄影记者沙飞为副主任。《抗敌报》是一份三日报，向全边区发行，邓拓是这张报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38年3月，华北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春季大扫荡，中共晋察冀省委决定将《抗敌报》升格为省委机关报，26岁的邓拓临危受命，担任了报社主任。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版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与此同时，《晋察冀日报》成为晋察冀北方分局的机关报（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省委改称为中共晋察冀区委，1939年1月，又改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报纸的发行量从由原来的1500份增加到了1万份，最多时达到5.5万份。
《晋察冀日报》版面编排合理，内容丰富。既有时事评论，也有国际国内新闻，还有小品文、诗歌、漫画、顺口溜儿等。满足了不同文化层次的需求，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党的政策和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战况的主要渠道。
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这张1942年12月10日版的《晋察冀日报》中，在第一版的醒目位置刊载了《纪念一二·九反对敌寇掠夺青年》的重要社论。文章以一二·九运动七周年纪念日为契机，用犀利的文笔揭露了日军掠夺华北青年充当劳工的阴谋，并用慷慨的言辞激励沦陷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青年要继承一二·九运动的斗志，与日寇坚决斗争到底。在剩余的二分之一版面中，则以时事短消息的形式刊登了我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情况。报纸的第二版转载了《解放军日报》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时事评论文章，以及同盟国对日作战和国内抗击日寇的相关新闻报道。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是《子弟兵》副刊。这两个版面既融合了原副刊《老百姓》通俗娱乐的风格，又体现了《子弟兵报》思想性和新闻性的特点。例如，著名军旅作家席水林的一篇《遇到了神仙》的小品文，以诙谐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敌占区一名老农在回家路上偶遇八路军的故事。文章将八路军比喻为下凡救世的活神仙，并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老农由怀疑到相信的微妙的心理变化。第三版还连载了《预备兵政治教材》第七课的内容和相关报道，保留了《子弟兵报》政治教育的功能。第四版则转载了来自《泰晤士报》、路透社的国际新闻短讯，内容主要是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战事报道。在此，还要简要说明一下《子弟兵报》的由来。1939年，时任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的聂荣臻同志嘉奖了英勇善战的平山团，称赞他们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平山子弟兵。这是“子弟兵”的称呼首次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之后，“子弟兵”的称呼深受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很快家喻户晓，越叫越响亮。于是，作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机关报的《抗敌三日刊》于1941年正式更名为《子弟兵报》。此后，该报纸一直由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及北京军区政治部领导，最后发展为今天北京军区发行的《战友报》。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副刊的一大特色就是外单位参与了副刊的编辑，其中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这张载有《子弟兵》副刊的报纸就是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编的。1941年4月17日《子弟兵》副刊正式与读者见面，截止到1943年9月15日，该副刊共发刊88期，刊登文章485篇。
面对日军的铁壁合围，邓拓任《晋察冀日报》总编之后，提出了“游击办报”的理念。为了便于设备的轻装转移，铸字和排字工人将铅字缩小，把笨重的字架改成可装卸的字架。印刷工人将笨重的石印机改装成轻便的木质机。经过大家的改造，日报社的全部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以拉走。《晋察冀日报》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战争环境和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躲过敌人的无数次扫荡和围剿，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写稿和编排出版工作的。从1940年11月7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共计出版报纸2754期，创造了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
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改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同年8月起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使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名。在两报合并方面，《晋察冀日报》的反映要早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在1949年5月26日，《晋察冀日报》就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两报合并的消息，而同日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只刊登了两大解放区合并的消息，对于两报合并却只字未提。
《晋察冀日报》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彭真同志曾这样评价：“《晋察冀日报》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晋察冀边区的历史。”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