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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
他“法眼”静观,善从“风起于青萍之末”处感知春江水暖:“1.3亿流动人口中谁当代表”、“‘长期单双号限行’是否可行”……率领媒体及时发出“法治”第一声,让民众的呼声一步步从纸面走向现实。
他尊崇法治的力量,善以理性的建言来完善规则:“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刑事被害人应由国家补偿”……用一篇篇报道、一组组评论推动着一些制度的立改废,推动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他秉持“宽容评论,苛求推论”理念,运用法律、新闻和评论相结合的手段,探索舆论监督、法律监督与人大监督相结合的路径,主管报社新闻评论工作十年间发出“批评的声音”无数,却没有新增一起新闻官司。
这就是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松苗,用青春、汗水播洒法治阳光,传递法律的力量,赢得了同行与社会大众的尊重与认可,走上中国新闻界的最高领奖台——荣获第十届长江韬奋奖。
冲动时冷静,激愤时理性。王松苗坚持“法眼”做新闻,追求正义、公平,更寻求着如何慰藉“受伤的心”。
王松苗是性情中人,这从他去年10月获得长江韬奋奖后,那充满豪气的获奖感言中就可见一般:韬光养晦积蓄法治力量,奋发图强提升检察报力。
“说理不靠嗓门大!”多年的新闻历练,又培养了他遇急事、大事先冷静自己的风格。2007年11月下旬,检察日报旗下的正义网以《“妻子”难产,“丈夫”拒签字致死两条人命》为题率先报道了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
在持续跟进报道中,王松苗及时提醒记者要客观理性,不能把矛头一味指向所谓愚昧的“丈夫”,而应把焦点对准“不签字则不手术”的医疗制度。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让病人最大可能地活下来,永远是最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应赋予医生最后决定权。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制度性松绑’”。轻声说重话的《检察日报》推出了《只有他失去了整个世界》、《如果世上有“后悔药”》等系列报道,对病人生命权救济机制进行反思,这些理性的声音引起了高层的关注,2008年公布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中明确规定:在家属不同意时,经医院负责人许可,可以对危急病人先行治疗。
“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的传统优势,但在中国,最权威、最刚性的监督还是人大监督,要让这三种监督同时发力,对司法是否公正给出一个明确的评判和说法,以最强有力的手段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顺着这种思路,2004年8月,王松苗牵头筹建了检察日报《声音周刊》,带领同事不断摸索人大监督、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路径,力争把舆论的声音,转化为法治的力量。
三种监督珠联璧合,形成“组合剑法”,为新闻舆论监督拓展了新的空间。2006年3月27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起朱某、潘某共同受贿106万余元案中,这一思路得到完整实践:该案从无罪改判有罪前后经历了四年,其间围绕这起个案,马鞍山市和安徽省两级检察机关通过抗诉,进行法律监督;安徽省、市、区三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检、法两家汇报案情并调卷进行了审查,几位全国人大代表通过在两会上联名提出纠正错案的建议、提出询问案等,促使该案启动再审程序,人大监督显现威力;此间各路媒体不断跟进,进行了持续的舆论监督。这样,三种监督共同发力,两被告人共同受贿的性质终于得到确认。
刑事案件受害人轻则身伤体残,重则家破人亡,给受害人及其亲人带来无尽的伤痛,但有时却因种种缘故得不到应有的抚慰。
2002年3月,辽宁记者站传来一则案例故事。一起因情变而引起的硫酸毁容案的凶手,被终审法院判处死刑,附带赔偿被害人42万元。但这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白条”。被害人今后将如何生活?王松苗把叙述转换成了思考:《刑事被害人如何得到损害补偿》,并配发评论在报纸发出了“国家补偿刑事被害人”的第一声。
“保护精神病人必须进行精神卫生立法”、“主诉检察官制度应在全国推广”、“同一个公民不能担任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区的人大代表”……王松苗带领媒体发出的诸如此类的法治“第一声”,引起社会关注后,纷纷从纸面走进现实。
一花而见春,滴水观沧海。王松苗善用“新闻眼”看社会事件,蹊径独辟处又延展出法治的“一米阳光”。
“给已报道的新闻以独家事实,给已报道的事实以独家观点,给已报道的内容以独家编排”,长期的新闻实践中,王松苗善于通过法理的分析、观点的传递,显现报道的深度。
2009年,征收17年的养路费终于取消了!但人们不会忘记2006年那条骇人的新闻:一位车主需要交纳的养路费滞纳金竟高达49万元!
是年8月下旬,一篇题为《天价滞纳金带来的法制乱象》的评论来稿送到王松苗的案头。文章在表达愤怒之余,提出一个质疑:天价滞纳金的源头——养路费本身可能与《公路法》(1999年10月实施)“依法征税筹集公路养护资金”的规定相矛盾!
寥寥数语,让王松苗如获至宝!他立即找来两位法律编辑一起研究,大家确信文章言之成理;然后,王松苗又让编辑迅速连线两位行政法学权威,请他们把脉会诊。专家的观点印证了王松苗的判断:让作者把评论的重点转移到上位法的分析上来,看看“加收天价滞纳金、征收养路费是不是违法”。
修改的稿件再次回到编辑部。王松苗把标题改为:《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一“题”激起千层浪。见报当天,网络上一片沸腾,并引起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高度重视。再加上各路媒体历时两年多的持续跟进,终于使这项关系上千万车主的制度“寿终正寝”!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离开乡村、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然而,当前制度下,没有户口就不是所建设城市的主人,也就享有不了相关的权利。
“广州现有流动人口390多万,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3,为什么没有一人当选人大代表呢?”一位广州网民的疑问,引起了王松苗的思考:这不是广州一个城市市的问题,全国城市外来人口已逾1.3亿;这也不是简单的农民工需不需要当代表的问题,而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
要不要为他们分配代表名额?如何分配?经过深入的调研和论证,王松苗带领编辑部同志一起努力推出了《1.3亿流动人口中谁当代表》,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的最高权利——政治权利,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着城市的和谐发展”。这篇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最高权力机关的高度关注。在2008年的两会上,人们欣喜地看到,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了三名农民工的身影。
眼光独到,源自于思考的深刻。从事法治新闻多年,王松苗深知搞批评报道、行舆论监督之难。
理想在胸更催人奋进。王松苗站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不断加快和大众传媒发展日新月异的双重历史洪流中,对如何开展法治新闻评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就批评报道屡吃官司的原因,王松苗结合自己的实践认为,媒体和司法不仅要区分报道和评论,而且要分清评论和推论,关键是“宽容评论,苛求推论”。
就案件报道时常遇阻的现实,王松苗在《案件报道的时机与跟进》一文中,对学界3种主张进行了评判,提出案件报道要处理好程序性报道与实体性报道等四对关系。
就刑事案件报道如何规范的问题,王松苗在《深挖事实是刑事案件报道的一个误区》中,提醒记者务必保守侦查机密,规范新闻采写,跳出深挖犯罪数额、犯罪细节的采访误区。
就新闻评论如何对事实负责的问题,王松苗与同行一起合作了《新闻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司法解释建议稿》,并提出并论证了“有事实依据不等于有客观事实”。
他“法眼”静观,善从“风起于青萍之末”处感知春江水暖:“1.3亿流动人口中谁当代表”、“‘长期单双号限行’是否可行”……率领媒体及时发出“法治”第一声,让民众的呼声一步步从纸面走向现实。
他尊崇法治的力量,善以理性的建言来完善规则:“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刑事被害人应由国家补偿”……用一篇篇报道、一组组评论推动着一些制度的立改废,推动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他秉持“宽容评论,苛求推论”理念,运用法律、新闻和评论相结合的手段,探索舆论监督、法律监督与人大监督相结合的路径,主管报社新闻评论工作十年间发出“批评的声音”无数,却没有新增一起新闻官司。
这就是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松苗,用青春、汗水播洒法治阳光,传递法律的力量,赢得了同行与社会大众的尊重与认可,走上中国新闻界的最高领奖台——荣获第十届长江韬奋奖。
冲动时冷静,激愤时理性。王松苗坚持“法眼”做新闻,追求正义、公平,更寻求着如何慰藉“受伤的心”。
王松苗是性情中人,这从他去年10月获得长江韬奋奖后,那充满豪气的获奖感言中就可见一般:韬光养晦积蓄法治力量,奋发图强提升检察报力。
“说理不靠嗓门大!”多年的新闻历练,又培养了他遇急事、大事先冷静自己的风格。2007年11月下旬,检察日报旗下的正义网以《“妻子”难产,“丈夫”拒签字致死两条人命》为题率先报道了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
在持续跟进报道中,王松苗及时提醒记者要客观理性,不能把矛头一味指向所谓愚昧的“丈夫”,而应把焦点对准“不签字则不手术”的医疗制度。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让病人最大可能地活下来,永远是最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应赋予医生最后决定权。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制度性松绑’”。轻声说重话的《检察日报》推出了《只有他失去了整个世界》、《如果世上有“后悔药”》等系列报道,对病人生命权救济机制进行反思,这些理性的声音引起了高层的关注,2008年公布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中明确规定:在家属不同意时,经医院负责人许可,可以对危急病人先行治疗。
“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的传统优势,但在中国,最权威、最刚性的监督还是人大监督,要让这三种监督同时发力,对司法是否公正给出一个明确的评判和说法,以最强有力的手段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顺着这种思路,2004年8月,王松苗牵头筹建了检察日报《声音周刊》,带领同事不断摸索人大监督、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路径,力争把舆论的声音,转化为法治的力量。
三种监督珠联璧合,形成“组合剑法”,为新闻舆论监督拓展了新的空间。2006年3月27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起朱某、潘某共同受贿106万余元案中,这一思路得到完整实践:该案从无罪改判有罪前后经历了四年,其间围绕这起个案,马鞍山市和安徽省两级检察机关通过抗诉,进行法律监督;安徽省、市、区三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检、法两家汇报案情并调卷进行了审查,几位全国人大代表通过在两会上联名提出纠正错案的建议、提出询问案等,促使该案启动再审程序,人大监督显现威力;此间各路媒体不断跟进,进行了持续的舆论监督。这样,三种监督共同发力,两被告人共同受贿的性质终于得到确认。
刑事案件受害人轻则身伤体残,重则家破人亡,给受害人及其亲人带来无尽的伤痛,但有时却因种种缘故得不到应有的抚慰。
2002年3月,辽宁记者站传来一则案例故事。一起因情变而引起的硫酸毁容案的凶手,被终审法院判处死刑,附带赔偿被害人42万元。但这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白条”。被害人今后将如何生活?王松苗把叙述转换成了思考:《刑事被害人如何得到损害补偿》,并配发评论在报纸发出了“国家补偿刑事被害人”的第一声。
“保护精神病人必须进行精神卫生立法”、“主诉检察官制度应在全国推广”、“同一个公民不能担任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区的人大代表”……王松苗带领媒体发出的诸如此类的法治“第一声”,引起社会关注后,纷纷从纸面走进现实。
一花而见春,滴水观沧海。王松苗善用“新闻眼”看社会事件,蹊径独辟处又延展出法治的“一米阳光”。
“给已报道的新闻以独家事实,给已报道的事实以独家观点,给已报道的内容以独家编排”,长期的新闻实践中,王松苗善于通过法理的分析、观点的传递,显现报道的深度。
2009年,征收17年的养路费终于取消了!但人们不会忘记2006年那条骇人的新闻:一位车主需要交纳的养路费滞纳金竟高达49万元!
是年8月下旬,一篇题为《天价滞纳金带来的法制乱象》的评论来稿送到王松苗的案头。文章在表达愤怒之余,提出一个质疑:天价滞纳金的源头——养路费本身可能与《公路法》(1999年10月实施)“依法征税筹集公路养护资金”的规定相矛盾!
寥寥数语,让王松苗如获至宝!他立即找来两位法律编辑一起研究,大家确信文章言之成理;然后,王松苗又让编辑迅速连线两位行政法学权威,请他们把脉会诊。专家的观点印证了王松苗的判断:让作者把评论的重点转移到上位法的分析上来,看看“加收天价滞纳金、征收养路费是不是违法”。
修改的稿件再次回到编辑部。王松苗把标题改为:《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一“题”激起千层浪。见报当天,网络上一片沸腾,并引起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高度重视。再加上各路媒体历时两年多的持续跟进,终于使这项关系上千万车主的制度“寿终正寝”!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离开乡村、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然而,当前制度下,没有户口就不是所建设城市的主人,也就享有不了相关的权利。
“广州现有流动人口390多万,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3,为什么没有一人当选人大代表呢?”一位广州网民的疑问,引起了王松苗的思考:这不是广州一个城市市的问题,全国城市外来人口已逾1.3亿;这也不是简单的农民工需不需要当代表的问题,而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
要不要为他们分配代表名额?如何分配?经过深入的调研和论证,王松苗带领编辑部同志一起努力推出了《1.3亿流动人口中谁当代表》,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的最高权利——政治权利,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着城市的和谐发展”。这篇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最高权力机关的高度关注。在2008年的两会上,人们欣喜地看到,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了三名农民工的身影。
眼光独到,源自于思考的深刻。从事法治新闻多年,王松苗深知搞批评报道、行舆论监督之难。
理想在胸更催人奋进。王松苗站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不断加快和大众传媒发展日新月异的双重历史洪流中,对如何开展法治新闻评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就批评报道屡吃官司的原因,王松苗结合自己的实践认为,媒体和司法不仅要区分报道和评论,而且要分清评论和推论,关键是“宽容评论,苛求推论”。
就案件报道时常遇阻的现实,王松苗在《案件报道的时机与跟进》一文中,对学界3种主张进行了评判,提出案件报道要处理好程序性报道与实体性报道等四对关系。
就刑事案件报道如何规范的问题,王松苗在《深挖事实是刑事案件报道的一个误区》中,提醒记者务必保守侦查机密,规范新闻采写,跳出深挖犯罪数额、犯罪细节的采访误区。
就新闻评论如何对事实负责的问题,王松苗与同行一起合作了《新闻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司法解释建议稿》,并提出并论证了“有事实依据不等于有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