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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以奥运争光类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提供方式为对象，通过对我国传统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提供方式的历史考察发现，举国体制是我国传统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提供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现实条件下，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提供具有多元可能性，而专项资金、资助高校培养模式、委托生产——合约模式、非营利组织生产等方式。
关键词：奥运争光类；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提供方式；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1-0016-04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Providing Measur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of Olympic Focused Service Products
WANG Yan1， WEI Lai2
(1. Sports Department，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oriental College Campuses)， Beijing 065001 China; 2.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ente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Beijing 100763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service provider of competitive sports aiming the glory of Olympic Games and reviews the service providing measures of China’s tradition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reality， the supply of the Olympic focused competitive sports services has multiple possibilities， such as using the special funding， university sponsorship， entrusted production and contract model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oduction.
Key words: Olympic focused； competitive sports service products； supply measure; Empirical studies
1 传统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提供方式的评价
1.1 举国体制的概念和特点 举国体制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至8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调查显示,当时主要是指由“全国一盘棋”和“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指导思想，以及在此指导思想下形成的“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长期集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这种在体育系统内高度整合资源的组织管理方式由于类似于“两弹一星”的模式，被形象化地称之为举国体制［1］。
举国体制是以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为主导，以奥运会夺金为主要目标，以国家与省级专业运动队为主体，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要经费来源，以全运会为调动地方体育资源的重要机制，即“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长期集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
1.2 举国体制产生的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当时的政治气候、经济基础、传统文化、国民心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包办体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所以说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主要是因为举国体制依赖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关于道德人的假设；二是计划经济时代，资源的有限性和政府强大的资源支配能力。
1.2.1 道德人假设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重重威胁，国家及其公民总会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取得的胜利。“这时，个人的命运与集体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集体的安全成为个体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种环境促使每个人优先努力保证团体的安全，为共同的利益奋斗、奉献、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具有这种特征的经济行为主体我们称之为道德人。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经济活动不需要严格的讨价还价，交易费用很低；在企业内部监督费用很低，人人比干劲，个个争上游。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用计划来配置资源才成为可能。”［2］竞技体育既被当成教化民众的手段，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上。竞技体育提供了正面教育的良好素材，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牺牲精神、爱国主义”是强化“道德人”的有力工具。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也会用这样的精神进行自我激励。当时各级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惟一目的就是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打破英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外交封锁。
1.2.2 全能型政府具有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建立了国家和省市两级办专业运动队、地市和区县两级办业余体校。专业队纳入国家编制，运动员在役时拿工资，衣食住行由国家统包，退役时由国家分配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说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能够集中有限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举国体制“短时高效的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跨越式的突破［3］”应该说，这样的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表1)。
1.3 举国体制的困境
1.3.1 举国体制对资源的影响 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在实践中由于分工不够，协同不足，缺乏在国家层面这个大系统整合资源的做法和机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在实践中形成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各自闭合的系统。在体育事业单位中，其中72%的人员集中在三线队伍上，这个系统发挥着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和输送的功能(图1)。它保证了我国竞技体育长期以来居于领先地位的优势。
图1 竞技体育三线队伍人数分布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教练员的队伍主要是来自退役的专业运动员。由于教练员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文化及理论方面的培训，专业运动员的培养主要是依赖经验，很容易形成不计成本的、高淘汰率的“粗放型训练”。很多省市退役运动员占在编运动员总数普遍达到1/3，部分省市甚至达到1/2。
运动员是竞技体育最为核心的要素，由于专业运动队体制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困境、由于粗放型训练和早期的专业化加大了运动员伤病的风险等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现有体制“包袱”越来越大，积重难返；二是，受到“警示”的新生后备力量供给不足。一方面，进入市场经济、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不肯再接受文化程度不高的退役运动员。更多家长也开始由送孩子去运动队转向让他们考大学，导致少体校招生人数减少［4］。
1.3.2 财政压力 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而言，财政压力主要来自于对竞技体育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导致财政支出的增长率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尽管如此，很多省市体育事业经费只够维持少数优势项目的运作(表2)。最终，出现了财政压力。既然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投入过多是举国体制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面对财政压力，政府直接做出的政策调整恐怕就是减少国家承担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生产数量，以此节省财政支出，称之为“甩包袱”。国家“甩包袱”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权利的下放。国家之所以甘愿下放权利，是因为经过利弊权衡，认为这样做是合算的。因此，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足球职业体育改革的原因。1992年，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红山口会议上，就曾对“放权”产生了激烈的争论［5］。既然从财政获得的收入几乎已经达到了极限，那么，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就是向新兴部门征税。因此我们称之为“向新增财富征税”。而以足球为突破口的体育体制改革正是出于这样的压力而做出的选择。“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5］1993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又颁发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和6个配套文件，提出了6个方面，29项改革措施。1994年全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赛举办，随后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围棋、网球等项目也纷纷组建职业俱乐部，开展职业联赛。
1.3.3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在计划经济时期，当外部的威胁消除使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由意识形态提供的激励作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减。构成计划经济体制基础的“道德人假设”开始动摇，人们回到了日常的柴米油盐以及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中。老百姓开始关注自身利益、追求个人效用，还原为经济人。作为生活在这样一个追求自利的环境中，运动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就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田亮、王郅志到彭帅，一系列的收入风波事件揭示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矛盾和冲突。国家是竞技体育市场的垄断者，在竞技体育的市场上，“运动员是不允许使用经纪人，或私自和经纪公司签约的。因为在我国，国家承担了培养、训练运动员的一切费用和责任，所以运动员的个人行为是受限制的。”
1.4 对举国体制的评价 在不考虑效率和各种成本的前提下，通过举国体制产出的成果显著，使中国迅速成为竞技体育的大国。但这样生产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效率的损失。其实任何一项服务或产品的提供如果采用举国体制的办法，光从结果上可能都会成功。问题在于，国家的财力有限，不会对任何公共服务的提供都采用这种办法。公共支出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主要方式，其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因此，举国体制已经不可能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得以延续，而只能是着眼于特定目标而采用的一种具有项目管理特点的运作方式。
从经济学角度,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政策执行障碍、政府的政治偏好等因素制约,以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双边垄断、预算最大化等问题,这种由政府作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唯一配置者的方式,缺乏经济系统中应有的竞争机制和成本效益观念,缺乏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效率低下,甚至产生寻租行为,而且政府负担较重"种种矛盾的存在迫切需要对举国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
体育体制改革经历了20年，但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在我国，这种体制更是一种制度安排而非选择。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举国体制的都形成这样的共识：政府作为唯一生产和提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模式需要变革。
2 多元化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由于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唯一的提供者和生产者。事实上，政府直接提供奥运争光体育产品会存在很多弊端：
第一，在决策方面，对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存在决策偏差［6］。
一方面，政府决策者个人的能力和认识偏差也会影响到决策；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体育部门的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权力最大化或官职最大化，而对其政绩的评估最易于量化的标准莫过于金牌的数量，因此他们的决策最容易量化以金牌数量为标准，而不是以人们的需求为标准。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更是可能形成政府供给的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人们不需要，形成无效供给过剩，而人们需要的政府又没有办法供给，形成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
第二，存在着“软约束”的缺陷。这种“软约束”主要体现激励、监督和竞争机制等方面。政府对竞技体育服务提供的垄断遏制了竞争，而竞争对于激发人的内在潜力、提高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垄断性使其推动了竞争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同时推动了提高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供给效益和效率的内在动力。就激励机制而言，政府成本上升和收益相脱离，其工作人员缺乏认真工作的动力源泉，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对程序而不是对结果负责的文化氛围；从监督机制来看，由于政府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公众对政府的决策行为的生产过程缺乏清楚的了解，不能施以有力的监督；就竞争机制来说，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居于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在公共服务的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就会有意识地考虑和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
2.1 多元化生产及其形式 以往竞技体育“一条龙”训练体制的主体是国家集训队、省级专业运动队和地县级体育运动学校。是完全由政府直接创办的体育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对这种单一的专业竞技模式进行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代之以多元化的生产主体。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与资金投入，发挥政府的协调、控制、监督和指导的作用；以私人性的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推动竞技体育的市场化和私人供给。发挥中学和大学为主体的校际运动队的作用，以此作为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基础。
2.1.1 专项资金资助 政府可能通过设立专项运动基金的方式提供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例如建立奥林匹克运动基金的形式，对有运动天赋但是没有物质条件进行训练比赛的青少年进行物质上的支持，鼓励他们进行运动训练。如法国于1976年建立“发展竞技体育国家基金”，美国于1984年建立“美国奥林匹克基金”，澳大利亚1989年建立“澳大利亚竞技体育基金”，德国1967年建立的“援助德国竞技体育基金”等［7］对运动员进行资助。
2.1.2 高校培养模式 体教结合问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解决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国训练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涉及到我国竞技体育如何健康发展、持续发展和快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8］。
高校培养模式指教育系统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将体育资源和教育资源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目的是培养高水平运动队和竞技、学习俱佳的大学生运动员。严格的说，高校培养模式又可以分为很多具体的、不同的方式，比如，高校组建运动队、小学—中学—大学连贯培养形式等，总的来说，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
其一，这一模式试图在提高训练水平的同时，解决运动员授受系统的文化教育问题。在保证训练的前提下，通过较为系统的学习，使运动员基本具备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完善能力和适应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能力，以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使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在运动员退役后，会大大减轻就为安置的困难［9］。
其二，使竞技体育更能吸收到优秀的、有运动天赋的学生。举国体制运行系统的封闭性使很多家长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业余体校，而更愿意孩子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身心健全的人。高校运动队模式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矛盾，使竞技体育能够吸收更优秀的后备人才。
2.1.3 委托生产——合约模式 签约培养的模式在国外很常见。对于具有天赋但苦于没有训练条件和机会的好苗子，国外的体育经纪公司往往会与之签订合约。对经纪公司来说，这可以看作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星探”在这其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很多一流的运动员都是通过与签约的方式获得成为精英运动员所必需的训练和比赛的机会，比如德国网球选手舒特勒就是从小与一家体育公司签约，公司培养他、让他参加比赛，成名后，舒特勒的奖金和广告收入与公司按比例分成。
市场提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可以化解国家和个人提供的风险。在国际重大比赛特别是奥运会的时候，国家可以通过合约的形式向经纪公司租用运动员，并付给一定的费用。
2.1.4 非营利组织生产 从业余体育组织中，产生的有天赋的运动员，在业余体育俱乐部中进行初级的训练和比赛，进而进入更级别的训练和比赛。非营利组织可以接受政府部门的款和社会的捐赠。在我国，已经出现了民间资本对运动员的资助，由李宁、许海峰等前世界冠军发起建立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是一家尝试以民间力量支持非奥运项目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的机构。潘晓婷就是接受了这个基金会的资助，到国外参加斯诺克比赛。
队员平时的活动由俱乐部自行组织，以“自我娱乐”的方式进行，遇有世界或重大比赛，可以整队出动或抽调人员另组新队，在此集训期间由国家管理，有的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属于租借性质。
2.2 个体提供模式 家庭培养模式在世界职业网坛相当普遍，像格拉夫、阿加西、大小威廉到莎拉波娃，都是在家庭培养模式下取得成功的。在中国，以台球运动为代表的个体生产模式，即以家庭为主培养球员的方式，从丁俊晖、田鹏飞、傅家俊等台球界新秀的成才之路,说明竞技体育并非举国体制一种模式。这些通过家庭培养走向世界的选手，凭自己的力量为祖国争得荣誉。
家庭式的培养,尊重个人兴趣选择。这种培养方式灵活性强、个人目标明确、参与者机会均等。中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不断取得的骄人成绩直接激发了广大台球爱好者的兴趣,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台球运动中来,使从事台球竞技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这种家庭提供的模式风险大，一般的家庭很难承受经济和不结果不确定性的压力。但是，如果通过国家设立的专项竞技体育基金对其进行资助，则可以化解这样的风险。
由于我国竞技体育具有一套十分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竞技体育部门的发展过于强大,使得其它类型的组织难以正常的成长,发育十分不健全，组织形式极为单一。同时，举国体制的财政统包会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社会资本的进入，举国体制以行政手段调配资源的运作方式挤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市场主体可配置的资源总量有限，且配置成本太高。
3 结束语
从单一的政府提供政府生产到多元化提供多元化生产的过渡。关键是竞技体育政府生产政府垄断的打破、多元化利益主体的进入、体育运动的群众基础等一系列条件。事实上，传统的“举国体制”培养模式也将逐渐由单一的专业培养、国家包办向专业和业余结合、体教结合的方向发展，并慢慢融入一些市场化的因素。多元化生产主体的最终实现，还在取决于外部条件的逐步成熟，这些条件包括职业体育俱乐部产品的市场供给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产权问题、社会组织的发育，等等。公共体育服务产品多中心体制意味着政府逐渐让渡一些权力给私人部门，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李元伟,鲍明晓，任海，等.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3(39)：8.
［2］ 朱恒源,倪凡.通向计划的道路——关于改革起点经济学分析［M］.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天则论从（1998）.
［3］ 杨桦.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重要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7.
［4］ 王镜宇,公兵.体教结合调研篇之一：体教结合20年收效甚微.http://www.sport.org.cn/newscenter/other/2005-08-20/650680.html.
［5］ 王俊生.我知道的中国足球——王俊生回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6］ 卢文云,我国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6.
［7］ 卢晓梅.我国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模式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国家图书馆藏书，2000，32.
［8］ 池建.论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的结合［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26(3):149-1511.
［9］ 王安利.学生运动员与运动员学生培养模式的思考.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重要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奥运争光类；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提供方式；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1-0016-04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Providing Measur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of Olympic Focused Service Products
WANG Yan1， WEI Lai2
(1. Sports Department，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oriental College Campuses)， Beijing 065001 China; 2.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ente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Beijing 100763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service provider of competitive sports aiming the glory of Olympic Games and reviews the service providing measures of China’s tradition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reality， the supply of the Olympic focused competitive sports services has multiple possibilities， such as using the special funding， university sponsorship， entrusted production and contract model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oduction.
Key words: Olympic focused； competitive sports service products； supply measure; Empirical studies
1 传统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提供方式的评价
1.1 举国体制的概念和特点 举国体制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至8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调查显示,当时主要是指由“全国一盘棋”和“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指导思想，以及在此指导思想下形成的“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长期集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这种在体育系统内高度整合资源的组织管理方式由于类似于“两弹一星”的模式，被形象化地称之为举国体制［1］。
举国体制是以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为主导，以奥运会夺金为主要目标，以国家与省级专业运动队为主体，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要经费来源，以全运会为调动地方体育资源的重要机制，即“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长期集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
1.2 举国体制产生的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当时的政治气候、经济基础、传统文化、国民心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包办体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所以说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主要是因为举国体制依赖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关于道德人的假设；二是计划经济时代，资源的有限性和政府强大的资源支配能力。
1.2.1 道德人假设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重重威胁，国家及其公民总会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取得的胜利。“这时，个人的命运与集体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集体的安全成为个体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种环境促使每个人优先努力保证团体的安全，为共同的利益奋斗、奉献、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具有这种特征的经济行为主体我们称之为道德人。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经济活动不需要严格的讨价还价，交易费用很低；在企业内部监督费用很低，人人比干劲，个个争上游。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用计划来配置资源才成为可能。”［2］竞技体育既被当成教化民众的手段，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上。竞技体育提供了正面教育的良好素材，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牺牲精神、爱国主义”是强化“道德人”的有力工具。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也会用这样的精神进行自我激励。当时各级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惟一目的就是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打破英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外交封锁。
1.2.2 全能型政府具有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建立了国家和省市两级办专业运动队、地市和区县两级办业余体校。专业队纳入国家编制，运动员在役时拿工资，衣食住行由国家统包，退役时由国家分配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说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能够集中有限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举国体制“短时高效的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跨越式的突破［3］”应该说，这样的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表1)。
1.3 举国体制的困境
1.3.1 举国体制对资源的影响 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在实践中由于分工不够，协同不足，缺乏在国家层面这个大系统整合资源的做法和机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在实践中形成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各自闭合的系统。在体育事业单位中，其中72%的人员集中在三线队伍上，这个系统发挥着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和输送的功能(图1)。它保证了我国竞技体育长期以来居于领先地位的优势。
图1 竞技体育三线队伍人数分布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教练员的队伍主要是来自退役的专业运动员。由于教练员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文化及理论方面的培训，专业运动员的培养主要是依赖经验，很容易形成不计成本的、高淘汰率的“粗放型训练”。很多省市退役运动员占在编运动员总数普遍达到1/3，部分省市甚至达到1/2。
运动员是竞技体育最为核心的要素，由于专业运动队体制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困境、由于粗放型训练和早期的专业化加大了运动员伤病的风险等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现有体制“包袱”越来越大，积重难返；二是，受到“警示”的新生后备力量供给不足。一方面，进入市场经济、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不肯再接受文化程度不高的退役运动员。更多家长也开始由送孩子去运动队转向让他们考大学，导致少体校招生人数减少［4］。
1.3.2 财政压力 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而言，财政压力主要来自于对竞技体育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导致财政支出的增长率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尽管如此，很多省市体育事业经费只够维持少数优势项目的运作(表2)。最终，出现了财政压力。既然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投入过多是举国体制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面对财政压力，政府直接做出的政策调整恐怕就是减少国家承担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生产数量，以此节省财政支出，称之为“甩包袱”。国家“甩包袱”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权利的下放。国家之所以甘愿下放权利，是因为经过利弊权衡，认为这样做是合算的。因此，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足球职业体育改革的原因。1992年，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红山口会议上，就曾对“放权”产生了激烈的争论［5］。既然从财政获得的收入几乎已经达到了极限，那么，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就是向新兴部门征税。因此我们称之为“向新增财富征税”。而以足球为突破口的体育体制改革正是出于这样的压力而做出的选择。“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5］1993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又颁发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和6个配套文件，提出了6个方面，29项改革措施。1994年全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赛举办，随后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围棋、网球等项目也纷纷组建职业俱乐部，开展职业联赛。
1.3.3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在计划经济时期，当外部的威胁消除使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由意识形态提供的激励作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减。构成计划经济体制基础的“道德人假设”开始动摇，人们回到了日常的柴米油盐以及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中。老百姓开始关注自身利益、追求个人效用，还原为经济人。作为生活在这样一个追求自利的环境中，运动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就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田亮、王郅志到彭帅，一系列的收入风波事件揭示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矛盾和冲突。国家是竞技体育市场的垄断者，在竞技体育的市场上，“运动员是不允许使用经纪人，或私自和经纪公司签约的。因为在我国，国家承担了培养、训练运动员的一切费用和责任，所以运动员的个人行为是受限制的。”
1.4 对举国体制的评价 在不考虑效率和各种成本的前提下，通过举国体制产出的成果显著，使中国迅速成为竞技体育的大国。但这样生产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效率的损失。其实任何一项服务或产品的提供如果采用举国体制的办法，光从结果上可能都会成功。问题在于，国家的财力有限，不会对任何公共服务的提供都采用这种办法。公共支出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主要方式，其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因此，举国体制已经不可能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得以延续，而只能是着眼于特定目标而采用的一种具有项目管理特点的运作方式。
从经济学角度,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政策执行障碍、政府的政治偏好等因素制约,以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双边垄断、预算最大化等问题,这种由政府作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唯一配置者的方式,缺乏经济系统中应有的竞争机制和成本效益观念,缺乏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效率低下,甚至产生寻租行为,而且政府负担较重"种种矛盾的存在迫切需要对举国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
体育体制改革经历了20年，但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在我国，这种体制更是一种制度安排而非选择。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举国体制的都形成这样的共识：政府作为唯一生产和提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模式需要变革。
2 多元化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由于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唯一的提供者和生产者。事实上，政府直接提供奥运争光体育产品会存在很多弊端：
第一，在决策方面，对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存在决策偏差［6］。
一方面，政府决策者个人的能力和认识偏差也会影响到决策；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体育部门的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权力最大化或官职最大化，而对其政绩的评估最易于量化的标准莫过于金牌的数量，因此他们的决策最容易量化以金牌数量为标准，而不是以人们的需求为标准。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更是可能形成政府供给的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人们不需要，形成无效供给过剩，而人们需要的政府又没有办法供给，形成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
第二，存在着“软约束”的缺陷。这种“软约束”主要体现激励、监督和竞争机制等方面。政府对竞技体育服务提供的垄断遏制了竞争，而竞争对于激发人的内在潜力、提高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垄断性使其推动了竞争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同时推动了提高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供给效益和效率的内在动力。就激励机制而言，政府成本上升和收益相脱离，其工作人员缺乏认真工作的动力源泉，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对程序而不是对结果负责的文化氛围；从监督机制来看，由于政府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公众对政府的决策行为的生产过程缺乏清楚的了解，不能施以有力的监督；就竞争机制来说，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居于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在公共服务的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就会有意识地考虑和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
2.1 多元化生产及其形式 以往竞技体育“一条龙”训练体制的主体是国家集训队、省级专业运动队和地县级体育运动学校。是完全由政府直接创办的体育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对这种单一的专业竞技模式进行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代之以多元化的生产主体。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与资金投入，发挥政府的协调、控制、监督和指导的作用；以私人性的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推动竞技体育的市场化和私人供给。发挥中学和大学为主体的校际运动队的作用，以此作为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基础。
2.1.1 专项资金资助 政府可能通过设立专项运动基金的方式提供奥运争光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例如建立奥林匹克运动基金的形式，对有运动天赋但是没有物质条件进行训练比赛的青少年进行物质上的支持，鼓励他们进行运动训练。如法国于1976年建立“发展竞技体育国家基金”，美国于1984年建立“美国奥林匹克基金”，澳大利亚1989年建立“澳大利亚竞技体育基金”，德国1967年建立的“援助德国竞技体育基金”等［7］对运动员进行资助。
2.1.2 高校培养模式 体教结合问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解决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国训练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涉及到我国竞技体育如何健康发展、持续发展和快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8］。
高校培养模式指教育系统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将体育资源和教育资源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目的是培养高水平运动队和竞技、学习俱佳的大学生运动员。严格的说，高校培养模式又可以分为很多具体的、不同的方式，比如，高校组建运动队、小学—中学—大学连贯培养形式等，总的来说，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
其一，这一模式试图在提高训练水平的同时，解决运动员授受系统的文化教育问题。在保证训练的前提下，通过较为系统的学习，使运动员基本具备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完善能力和适应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能力，以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使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在运动员退役后，会大大减轻就为安置的困难［9］。
其二，使竞技体育更能吸收到优秀的、有运动天赋的学生。举国体制运行系统的封闭性使很多家长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业余体校，而更愿意孩子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身心健全的人。高校运动队模式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矛盾，使竞技体育能够吸收更优秀的后备人才。
2.1.3 委托生产——合约模式 签约培养的模式在国外很常见。对于具有天赋但苦于没有训练条件和机会的好苗子，国外的体育经纪公司往往会与之签订合约。对经纪公司来说，这可以看作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星探”在这其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很多一流的运动员都是通过与签约的方式获得成为精英运动员所必需的训练和比赛的机会，比如德国网球选手舒特勒就是从小与一家体育公司签约，公司培养他、让他参加比赛，成名后，舒特勒的奖金和广告收入与公司按比例分成。
市场提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可以化解国家和个人提供的风险。在国际重大比赛特别是奥运会的时候，国家可以通过合约的形式向经纪公司租用运动员，并付给一定的费用。
2.1.4 非营利组织生产 从业余体育组织中，产生的有天赋的运动员，在业余体育俱乐部中进行初级的训练和比赛，进而进入更级别的训练和比赛。非营利组织可以接受政府部门的款和社会的捐赠。在我国，已经出现了民间资本对运动员的资助，由李宁、许海峰等前世界冠军发起建立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是一家尝试以民间力量支持非奥运项目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的机构。潘晓婷就是接受了这个基金会的资助，到国外参加斯诺克比赛。
队员平时的活动由俱乐部自行组织，以“自我娱乐”的方式进行，遇有世界或重大比赛，可以整队出动或抽调人员另组新队，在此集训期间由国家管理，有的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属于租借性质。
2.2 个体提供模式 家庭培养模式在世界职业网坛相当普遍，像格拉夫、阿加西、大小威廉到莎拉波娃，都是在家庭培养模式下取得成功的。在中国，以台球运动为代表的个体生产模式，即以家庭为主培养球员的方式，从丁俊晖、田鹏飞、傅家俊等台球界新秀的成才之路,说明竞技体育并非举国体制一种模式。这些通过家庭培养走向世界的选手，凭自己的力量为祖国争得荣誉。
家庭式的培养,尊重个人兴趣选择。这种培养方式灵活性强、个人目标明确、参与者机会均等。中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不断取得的骄人成绩直接激发了广大台球爱好者的兴趣,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台球运动中来,使从事台球竞技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这种家庭提供的模式风险大，一般的家庭很难承受经济和不结果不确定性的压力。但是，如果通过国家设立的专项竞技体育基金对其进行资助，则可以化解这样的风险。
由于我国竞技体育具有一套十分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竞技体育部门的发展过于强大,使得其它类型的组织难以正常的成长,发育十分不健全，组织形式极为单一。同时，举国体制的财政统包会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社会资本的进入，举国体制以行政手段调配资源的运作方式挤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市场主体可配置的资源总量有限，且配置成本太高。
3 结束语
从单一的政府提供政府生产到多元化提供多元化生产的过渡。关键是竞技体育政府生产政府垄断的打破、多元化利益主体的进入、体育运动的群众基础等一系列条件。事实上，传统的“举国体制”培养模式也将逐渐由单一的专业培养、国家包办向专业和业余结合、体教结合的方向发展，并慢慢融入一些市场化的因素。多元化生产主体的最终实现，还在取决于外部条件的逐步成熟，这些条件包括职业体育俱乐部产品的市场供给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产权问题、社会组织的发育，等等。公共体育服务产品多中心体制意味着政府逐渐让渡一些权力给私人部门，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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