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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网上看到了散木在《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发表的《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中共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史实考察》一文，姑且不谈李汉俊、李达当年退党的原因，我们认为：陈望道当年离开党组织的原因决不是散木所说的“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是“属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罗亭型的人”。
陈望道自己说过：“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所以，“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才是陈望道当年离开党组织的真正原因。陈望道在当年离开党组织之前曾讲过“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他是以行动而不是用“口”来表达对革命的支持的。
二
1923年8月离开党组织以后至1927年4月，陈望道受党的委托在上海大学这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工作了3年多，担任了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学校最高议事行政机构评议会的评议员等职。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又临危受命，接任了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之职，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遭查封。他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社会革命实践，为党培养了许多人才。
上海大学被查封后，1928年中共地下党接手经办了另一所中华艺术大学。1929年秋，陈望道又受党的委托出任了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一职。陈望道主持中华艺术大学，正像他在上海大学一样，鼓励师生关注社会现实，到工厂中去，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这样，中华艺术大学吸引了不少进步师生和左翼文化人士，成为他们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文化“围剿”。在这风雨如磐的黑暗日子里，陈望道于上世纪30年代组织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发起大众语运动，主编《太白》杂志，抵制了当时的文言文复辟的逆流，给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以有力的打击。正是在这一时期，陈望道和鲁迅一起在同一战线上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为打败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发展革命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长期以来，陈望道一直积极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多次冒着极大的风险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在国家危亡之际，陈望道一直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他和鲁迅、茅盾等签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一·二八”侵略暴行；他与鲁迅、叶圣陶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爱国将士的抗战；在上海沦为“孤岛”时期，他和许多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积极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参加了大学教授联谊会和大学教授联合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在国民党行将覆灭而对进步人士、革命志士进行疯狂迫害、杀戮之际，陈望道再次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但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表现出了凛然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长期担任民盟上海市委的领导职务，为党的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陈望道还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积极参加国事活动。
陈望道还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从上世纪20年代初起，陈望道就在复旦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从此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教书育人的岗位。他不仅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为中国语文教育和研究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同时还是我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和蓬勃发展是和陈望道分不开的。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出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望道曾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职务，为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综合性大学并跻身国内一流大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因为陈望道默默无闻地以自己几十年的实际行动，为革命的成功和成功后祖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57年5月31日，当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申请报告时，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曾说过：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用写自传，也不用写报告。1957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签署的“同意接收陈望道入党的意见”，从此陈望道重新回到党内。由此可见，陈望道当年虽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离开党组织，但他以后几十年的表现，中共中央组织部已有定论。
三
既然如此，散木同志凭几本回忆录，就认为陈望道是因为“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而离开党组织的，是“属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罗亭型的人”，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网上看到了散木在《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发表的《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中共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史实考察》一文，姑且不谈李汉俊、李达当年退党的原因，我们认为：陈望道当年离开党组织的原因决不是散木所说的“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是“属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罗亭型的人”。
陈望道自己说过：“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所以，“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才是陈望道当年离开党组织的真正原因。陈望道在当年离开党组织之前曾讲过“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他是以行动而不是用“口”来表达对革命的支持的。
二
1923年8月离开党组织以后至1927年4月，陈望道受党的委托在上海大学这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工作了3年多，担任了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学校最高议事行政机构评议会的评议员等职。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又临危受命，接任了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之职，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遭查封。他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社会革命实践，为党培养了许多人才。
上海大学被查封后，1928年中共地下党接手经办了另一所中华艺术大学。1929年秋，陈望道又受党的委托出任了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一职。陈望道主持中华艺术大学，正像他在上海大学一样，鼓励师生关注社会现实，到工厂中去，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这样，中华艺术大学吸引了不少进步师生和左翼文化人士，成为他们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文化“围剿”。在这风雨如磐的黑暗日子里，陈望道于上世纪30年代组织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发起大众语运动，主编《太白》杂志，抵制了当时的文言文复辟的逆流，给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以有力的打击。正是在这一时期，陈望道和鲁迅一起在同一战线上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为打败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发展革命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长期以来，陈望道一直积极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多次冒着极大的风险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在国家危亡之际，陈望道一直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他和鲁迅、茅盾等签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一·二八”侵略暴行；他与鲁迅、叶圣陶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爱国将士的抗战；在上海沦为“孤岛”时期，他和许多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积极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参加了大学教授联谊会和大学教授联合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在国民党行将覆灭而对进步人士、革命志士进行疯狂迫害、杀戮之际，陈望道再次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但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表现出了凛然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长期担任民盟上海市委的领导职务，为党的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陈望道还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积极参加国事活动。
陈望道还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从上世纪20年代初起，陈望道就在复旦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从此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教书育人的岗位。他不仅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为中国语文教育和研究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同时还是我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和蓬勃发展是和陈望道分不开的。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出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望道曾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职务，为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综合性大学并跻身国内一流大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因为陈望道默默无闻地以自己几十年的实际行动，为革命的成功和成功后祖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57年5月31日，当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申请报告时，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曾说过：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用写自传，也不用写报告。1957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签署的“同意接收陈望道入党的意见”，从此陈望道重新回到党内。由此可见，陈望道当年虽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离开党组织，但他以后几十年的表现，中共中央组织部已有定论。
三
既然如此，散木同志凭几本回忆录，就认为陈望道是因为“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而离开党组织的，是“属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罗亭型的人”，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