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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始放弃年内“双降”预期
华尔街见闻：在中国，企业获得贷款比往年更容易了。汇丰银行编制的货币环境指标显示，该读数7月为10.5，去年同期为9.3，表明中国货币环境是三年以来最宽松的。该指标用于衡量新增信贷规模和成本。
今年的中国货币环境宽松，主要归结于央行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一季度新增信贷甚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目前，中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六次下调，降至17.5%，远低于2011年底创下的21.5%的历史高位。然而，和0g年的“四万亿”不同，这一次，宽松货币环境的效果非常有限，规模巨大且廉价的信贷并未转化为经济增长。
中国7月非金融企业贷款减少了26亿元，为十一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对此，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称，这发出了中国出现资产负债表式衰退的清晰信号。所谓“资产负债表式衰退”，是野村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不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赚取利润，而是偿还负债。国家发改委日前警告称。今年大量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很多新增信贷被用来偿还旧债。
有基于此，汇丰银行表示，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需要增加开支，以阻止投资进一步下滑。不能再继续依赖中国央行了。
楼市泡沫：并没有什么“这次不一样”
南华早报：日本在房地产泡沫加剧升腾的“尾部时刻”，1989年东京房价一年涨了60%，深圳过去一年的惊人表现可以与当年的东京有得一拼。当时，全日本都疯了，人人都相信东京的房价“永不回头”，“是可以涨到天上去的”。
然而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在日本泡沫发酵的年代，媒体谨慎使用“泡沫”这一词汇，政府、市场参与者、学界都强烈否认“经济泡沫化”。1989年新春前夕，野村证券甚至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广告和软文，驳斥“日本地价股价过高论”是“固执于托夫勒天动说的陈词滥调”，强调“必须替换为哥白尼的地动说”。学者赌咒发誓说“东京的房价下跌，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因为“泡沫膨胀符合人们的愿望”，由于价格的上涨，多数人都是受益者。获得高薪的人都想在东京投资一套房，这样就等于有效地给家庭总资产买了保险。”
日本人捍卫东京的房价就象今天中国人拱卫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一样，但泡沫破灭前是不会通知你。
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经济，在复苏中超出了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模式，即长期以房地产为单一动力源的经济增长繁荣衰竭之后，经济长期衰退而复苏无望，日本经济沦为廉价货币和房地产的牺牲品。日本内阁反省说，这真是值得铭记的政策失误，泡沫经济破灭的损失超过了二战战败的损失。
日本一位著名学者几年前在中国访问时，对比中日两国的房地产市场与金融风险的问题时曾说，以中国经济体量和房地产的规模而言，如果中国房地产出问题，其后果比当年的日本要恐怖得多，那将是山呼海啸般的。“这几天，我屡次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不要担心，政府不会让房地产泡沫破！’当年日本人也是这样心怀侥幸地安慰自己的，现在看来，还有比这更让人担心的安慰吗？”
泡沫破裂的一条重要经济法则是货币泛滥和杠杆失控带来的自我麻痹心理。多个市场的教训警示我们，当泡沫根植于巨大的杠杆基础之上时，泡沫一旦破裂将给整个系统带来毁灭性打击。
市场狂热时，深陷其间的媒体、专家学者和分析师们都鼓动你：“这次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向你保证“这次与众不同”，这种“广泛的共识”和“一致性行动”往往意味着严重的危机的来临。所以，每当你听到人们说“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时”，就应该要警惕了，历史的教训一再证明，这往往是非理性疯狂的沸点。
目前的顺差是：“衰退式顺差”
《新京报》日前发表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杨国英的文章说，海关总署网站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2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3%。其中，出口7.6万亿元，下降1.6%；进口5.61万亿元，下降4.8%；贸易顺差1.99万亿元。扩大8.7%。这是一组喜忧参半的数据。喜的是，我国出口增速持续高于进口增速，且贸易顺差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速；忧的是，我国进出口总量、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均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经济的内在及外部需求渐进下降的趋势已相当明显。我们必须认识到，近年来我国呈现出持续贸易顺差的趋势，并非是我国出口经济表现强势。而是由于2012年5月推出的《出口退税政策新规》。“新规”大幅增加了我国出口免征和退还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如果没有年均近1万亿元的出口退税进行反哺，我国近年来的进出口数据、尤其是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的差额，可能远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般乐观。除此之外，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担忧：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之下，本应相应增加的外汇储备，最近两年却不增反减呢？这种异常表现，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强力维持出口增速、确保贸易顺差的同时，不仅境外资本在大规模撤出，境内资本也在通过对外投资等多个渠道流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相对减小出口退税力度，逐渐锤炼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经济的抗压能力；此外，面对贸易顺差持续、外汇储备却减少的窘境，我们更有必要全面深化经济结构改革，为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经济注入创新升级活力。为我国经济再次迎来投资热潮，释放长效、可持续的红利。
樊纲称：先大城市，后小城镇
观点地产网报道：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日前在2016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战略在指导思想上、在政策落地上，这两个是有差别的，特别是我们多年的城镇化的基本思路是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小城镇发展。樊纲认为，人是有理性选择的，是趋利避害的，他要找就业，要找收入，找比较好的收入的就业，小城市提供不了。结果小城市楼盘建成之日就是人口走光之时。樊纲提出。没有必要跟城市化规律对着干，应该要顺应中国14亿人口的大国会出现若干个几千万、上亿的城市群、城市带的思路发展，而不是搞优惠政策去鼓励那些小城市发展，现在到了反思的时候。樊纲认为，西方国家在两三百年的漫长的时间里面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劳动力也是到大城市去，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开始有退休的人了，特别是在有社保以后，退休的人慢慢回到了老宅，去买个别墅，他不必去到城市拥挤，他回去追求乡村生活，这时候他把社保，把高收入带回了农村，带回了小城镇，这样就把小城镇和一些村落都发展起来。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一直是80%左右。小城镇的村落的发展很稳定。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进程，因此这个阶段一定是大城市首先发展，小城市人口流失，要经过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退休的时候，人口开始回流的时候，小城市的人口才会稳定下来。“因此，现在不是把小城镇做大规模的时候，现在小城镇的任务是保护好生态。保护好历史。保护好那些老宅，保护好那个文化，为将来的人口回流打好基础。”
华尔街见闻：在中国，企业获得贷款比往年更容易了。汇丰银行编制的货币环境指标显示，该读数7月为10.5，去年同期为9.3，表明中国货币环境是三年以来最宽松的。该指标用于衡量新增信贷规模和成本。
今年的中国货币环境宽松，主要归结于央行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一季度新增信贷甚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目前，中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六次下调，降至17.5%，远低于2011年底创下的21.5%的历史高位。然而，和0g年的“四万亿”不同，这一次，宽松货币环境的效果非常有限，规模巨大且廉价的信贷并未转化为经济增长。
中国7月非金融企业贷款减少了26亿元，为十一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对此，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称，这发出了中国出现资产负债表式衰退的清晰信号。所谓“资产负债表式衰退”，是野村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不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赚取利润，而是偿还负债。国家发改委日前警告称。今年大量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很多新增信贷被用来偿还旧债。
有基于此，汇丰银行表示，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需要增加开支，以阻止投资进一步下滑。不能再继续依赖中国央行了。
楼市泡沫：并没有什么“这次不一样”
南华早报：日本在房地产泡沫加剧升腾的“尾部时刻”，1989年东京房价一年涨了60%，深圳过去一年的惊人表现可以与当年的东京有得一拼。当时，全日本都疯了，人人都相信东京的房价“永不回头”，“是可以涨到天上去的”。
然而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在日本泡沫发酵的年代，媒体谨慎使用“泡沫”这一词汇，政府、市场参与者、学界都强烈否认“经济泡沫化”。1989年新春前夕，野村证券甚至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广告和软文，驳斥“日本地价股价过高论”是“固执于托夫勒天动说的陈词滥调”，强调“必须替换为哥白尼的地动说”。学者赌咒发誓说“东京的房价下跌，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因为“泡沫膨胀符合人们的愿望”，由于价格的上涨，多数人都是受益者。获得高薪的人都想在东京投资一套房，这样就等于有效地给家庭总资产买了保险。”
日本人捍卫东京的房价就象今天中国人拱卫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一样，但泡沫破灭前是不会通知你。
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经济，在复苏中超出了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模式，即长期以房地产为单一动力源的经济增长繁荣衰竭之后，经济长期衰退而复苏无望，日本经济沦为廉价货币和房地产的牺牲品。日本内阁反省说，这真是值得铭记的政策失误，泡沫经济破灭的损失超过了二战战败的损失。
日本一位著名学者几年前在中国访问时，对比中日两国的房地产市场与金融风险的问题时曾说，以中国经济体量和房地产的规模而言，如果中国房地产出问题，其后果比当年的日本要恐怖得多，那将是山呼海啸般的。“这几天，我屡次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不要担心，政府不会让房地产泡沫破！’当年日本人也是这样心怀侥幸地安慰自己的，现在看来，还有比这更让人担心的安慰吗？”
泡沫破裂的一条重要经济法则是货币泛滥和杠杆失控带来的自我麻痹心理。多个市场的教训警示我们，当泡沫根植于巨大的杠杆基础之上时，泡沫一旦破裂将给整个系统带来毁灭性打击。
市场狂热时，深陷其间的媒体、专家学者和分析师们都鼓动你：“这次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向你保证“这次与众不同”，这种“广泛的共识”和“一致性行动”往往意味着严重的危机的来临。所以，每当你听到人们说“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时”，就应该要警惕了，历史的教训一再证明，这往往是非理性疯狂的沸点。
目前的顺差是：“衰退式顺差”
《新京报》日前发表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杨国英的文章说，海关总署网站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2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3%。其中，出口7.6万亿元，下降1.6%；进口5.61万亿元，下降4.8%；贸易顺差1.99万亿元。扩大8.7%。这是一组喜忧参半的数据。喜的是，我国出口增速持续高于进口增速，且贸易顺差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速；忧的是，我国进出口总量、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均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经济的内在及外部需求渐进下降的趋势已相当明显。我们必须认识到，近年来我国呈现出持续贸易顺差的趋势，并非是我国出口经济表现强势。而是由于2012年5月推出的《出口退税政策新规》。“新规”大幅增加了我国出口免征和退还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如果没有年均近1万亿元的出口退税进行反哺，我国近年来的进出口数据、尤其是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的差额，可能远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般乐观。除此之外，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担忧：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之下，本应相应增加的外汇储备，最近两年却不增反减呢？这种异常表现，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强力维持出口增速、确保贸易顺差的同时，不仅境外资本在大规模撤出，境内资本也在通过对外投资等多个渠道流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相对减小出口退税力度，逐渐锤炼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经济的抗压能力；此外，面对贸易顺差持续、外汇储备却减少的窘境，我们更有必要全面深化经济结构改革，为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经济注入创新升级活力。为我国经济再次迎来投资热潮，释放长效、可持续的红利。
樊纲称：先大城市，后小城镇
观点地产网报道：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日前在2016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战略在指导思想上、在政策落地上，这两个是有差别的，特别是我们多年的城镇化的基本思路是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小城镇发展。樊纲认为，人是有理性选择的，是趋利避害的，他要找就业，要找收入，找比较好的收入的就业，小城市提供不了。结果小城市楼盘建成之日就是人口走光之时。樊纲提出。没有必要跟城市化规律对着干，应该要顺应中国14亿人口的大国会出现若干个几千万、上亿的城市群、城市带的思路发展，而不是搞优惠政策去鼓励那些小城市发展，现在到了反思的时候。樊纲认为，西方国家在两三百年的漫长的时间里面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劳动力也是到大城市去，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开始有退休的人了，特别是在有社保以后，退休的人慢慢回到了老宅，去买个别墅，他不必去到城市拥挤，他回去追求乡村生活，这时候他把社保，把高收入带回了农村，带回了小城镇，这样就把小城镇和一些村落都发展起来。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一直是80%左右。小城镇的村落的发展很稳定。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进程，因此这个阶段一定是大城市首先发展，小城市人口流失，要经过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退休的时候，人口开始回流的时候，小城市的人口才会稳定下来。“因此，现在不是把小城镇做大规模的时候，现在小城镇的任务是保护好生态。保护好历史。保护好那些老宅，保护好那个文化，为将来的人口回流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