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渐进式转型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但第二个改革的相对滞后，使第一个改革也难以彻底。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在此基础上彻底完成经济改革。
　　
　　增长方式转型，即从投入型增长转向技术进步型增长，乍一看的确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性，作为口号喊了也有几十年了，但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不必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尚且排斥西方经济学时，也认识到这种转型的重要性。早在50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展开了增长方式的讨论。他们把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式的(靠增加投入实现增长)和内涵式的(靠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实现增长)，而且一致认为，要保证持续增长，必须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官方也认可这种观点，但直至苏联解体，这种增长方式转型也没有实现。也正是如此，导致苏联70年代后增长放缓，最终苏联解体。
　　中国经济学界在50年代也学苏联展开了相同的讨论，只不过把外延式改称粗放式，把内涵式改称为集约式，而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改革开放后，小平向志还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以后各届政府没有一个不重视科技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的，也提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时至今日，增长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完全实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增长说到底还是靠增加投入、低工资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的。
　　看来，早就认识到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但就是做不到，的确属于知易行难。但认真思考一下，发现并非如此。苏联和中国没有实现增长方式转型还在于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何在。
　　从历史上看，增长方式的转型仅仅是在市场经济出现后才实现的。市场经济之前的中世纪是一个停滞时期，没有转型问题。即使像中国这样历史上科技相当发达，且有四大发明的国度，没有市场经济，也谈不上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没有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很正常的。
　　计划经济不能实现增长方式转型在于其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缺陷。首先，市场经济下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创新的目的是利润。保护私有产权，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活力。计划经济消灭了私人企业，企业是作为国家行政部门的国有企业，国企没有利润动力，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其次，思想上的囿固。亦使整个社会新思想生发效率降低。最后，官本位成为主导社会的主线，人们的收入、地位取决官职大小，与技术创新无关，这就引导人们把精力用于不惜一切升官，谁会去搞技术创新?而且，官本位下，政府投资于科研，核心目的在于强国，而不是富民，官本位又造就了一个庞大、低效的官僚体制。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与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增长不相容的。所以，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实现了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型。
　　那么会有人问，我们不是已经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吗?为什么还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这就需要认识到我们转型的不彻底性。
　　现实的经济结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有“政府主导”的这个定语，市场经济难以彻底，仍然有许多计划经济的痕迹。就企业而言，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与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没有多大实质性变化，都是靠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获利，缺乏创新的动力。私人企业不仅缺乏平等竞争的权力，而且产权没有制度保证(如《专利法》实施不力)，企业规模难以做大，也没有创新的能力。就政治体系而言，官本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加强。某些大学被给予副部级，院士评选中的官员占了相当大比例，以及大学毕业生热衷于考公务员，向“红路”奔跑就是例证。
　　就思想而言，现在的确比计划经济时期自由多了，但离理想的思想解放还有差距。行政化、官僚主义比计划经济时期不能说有实质性改善。不解决这些问题，增长方式转型就是空中楼阁。
　　应该说。我们对阻碍增长方式转型的这些原因在认识上还不够清楚，这是“知难”。但即使认识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也颇为不易。尤其是既要保证安定团结，又要打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实现更进一步的改革，其难度也相当大。这是“行难”。所以增长方式转型既是“知难”又是“行难”，目前首先做的还是解放思想，解决“知难”问题。
　　向市场经济转型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苏东国家的激进式转型，是把两个改革放在一块进行。我们的渐进式转型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但第二个改革的相对滞后，使第一个改革难以不彻底。当前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在此基础上再彻底完成经济改革。这就是当前人们议论的“二次改革”的含义。